尋路—歸來—復興

筆者是一名在校大學生，將思考的心得寫下來，有些雜亂，歡迎指正。全文三部分：尋路，歸來，復興。

尋路

            ——國家制度（政治哲學）與國民精神（人生哲學）的關系

人生哲學，對個體，即作為每一個人的行為準則，作為內在的道德標準，擴展到整個國家，再經過時間的洗禮，在時空流逝中就逐漸形成一個國家的信仰、性格。政治哲學，對集體，作為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礎，從外在的制度規范每一個國民的思想和行為。

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的關系，就像這雞蛋的包裝紙殼和雞蛋的關系一樣。每一個雞蛋就是一個個體，即個人哲學。而這雞蛋紙殼是一個大的集體，就像政治哲學。每一個雞蛋的大小，曲率要和這雞蛋紙殼的符合，才能安穩地裝在上面。就是要協調，形成整體，才能穩定。

在秦漢之后的集權郡縣制中，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了中華文明的主導思想。孔子的道德仁義，即“人生哲學”，經過兩千多年則形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性格。儒學中亦有“三綱五常”等，即“政治哲學”。而這個時候，裝雞蛋的紙殼剛好和這所有的雞蛋大小符合，所以很穩定，延續了兩千多年。兩千年的儒家思想，正是完成了政治哲學與人生哲學的統一，集權統治與仁義道德，讓中國制度穩定了兩千年。如今中國人的性格中，不僅有善良仁義的基因，也有長期被統治所形成的奴化慣性，就像同一只母雞存在了兩千年，生了六七十代，她生的每一個雞蛋大小，曲率都是一樣的，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

但是后來，這個裝雞蛋的紙殼換了，換成了另外一個紙殼（即使從私有制下的儒學換成了公有制下的毛學），但是這支雞所產的所有雞蛋大小、曲率還是以前的尺寸，跟現在的紙殼不符合，所以要讓這些雞蛋能夠裝在紙殼上，就必須調整每一個雞蛋的尺寸，也就是“人生哲學”；鑒于中國現行的尚未完善的社會制度，同時稍微調整紙殼的規格，也就是政治哲學，然后雞蛋就能紙殼達到完美的統一。

所以我們必須改造我們的人生哲學，進而改造我們的國家精神，去除掉兩千年來，儒家形成甘于被統治的奴性；但是其中的精華：道德仁義等，可以保留，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完善現有的政治哲學，即社會主義制度，既非毛主席的路，也非鄧小平的路，而是一條新的路。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海、陸“絲綢之路”的開啟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中本無“大同”思想，此來源于中華文明。但長期的、一朝更甚一朝的集權統治禁錮了中國人的思維，縱然“大同”的理想諸子百家中早已有之，卻始終沒能走出“革命”的道路，形成了所謂的超穩定系統。

西方文化原本是暴力野蠻的，充滿了斗爭、剝削與邪惡，因此才有十七、八世紀歐洲人對中華文化、制度的向往。其實將“西方文化”說成“西方文明”是嚴重不合的，整個歐洲的領土面積不過與中國相當，卻在長期內處于各個部落斗爭的狀態，這來源于他們貪婪、斗爭的基因。但是正是這種中國人所缺乏的斗爭思維，讓接收了中華文化“大同”思想的西方國家才產生了“共產主義”這樣的理念。

所以姑且將未來的路稱之為“中華社會主義”，他來源于中華文化的基因，我們的政治哲學必須具有民族的主體性，不是馬克思的，不是列寧的，是中華民族自己的，而且這是事實。

其實人類所有的道德情感、思想行為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了，所有的善惡美丑都已經發生過了。世界上有的，已有了，沒有新的東西，只有新的組合。“社會主義”不是“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庸和調”的“社會主義”，即“和諧”。這是未來的理想模式。“大同思想”、“中庸和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套組合不正是中華文化固有的文化嗎？

忽略“人生哲學”的重建，單純地走“政治哲學”這一條路，妄圖通過政治制度的改良，法制的建立等，從而探索到真正適合中華民族的道路是不可能達到的。一切都是人的問題。不改信仰，縱使“民主集中制”，依舊阻擋不了官員權貴腐敗的大潮；不改民魄，縱使“社會主義”，依舊去除不了底層百姓骨子里的“奴性”。

制度——“外在約束”是不可能完美的，道德——“內在約束”也是不可能完美的。也就是說政治哲學沒有完美的，人生哲學也沒有完美的。民眾依舊需要啟蒙。我們的人生哲學必須重新建立，不是儒家的道德仁義，而是符合社會主義的人生哲學。

政治制度的革命是1949年。但是兩千年來形成的人生哲學，即行為準則，國民性格豈是一時能夠改變的，所以這個難度最大。由于政治制度的革命優先于人生哲學的改造，所以我們未來的任務就是進一步完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不斷地扔掉沉積在中國人思想上上的殘余枷鎖，重建中華民族青春洋溢的國民信仰，重建大氣豪邁的民族精神。

“民主”在中國是能夠實現的，但是這朵花得有一個良好的土壤。民主需要的是一個大氣豪邁的，重義輕利的，不甘于被統治的，被壓迫的民族信仰，這才應該是我們的信仰和精神面貌。

西方的“民主”是勞動階級靠自己的長期斗爭一點點爭取而來的，盡管如此，他們的議會民主依舊是一種欺騙大眾的少數人背后得利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只要我控制了貨幣，我不在乎誰是總統”，政治制度、議會民主只是背后的金融寡頭愚弄百姓的手段而已。

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擺脫不了被統治的思想，總殘留著 “皇權文化”，那么他永遠都不可能實現民主。何為“民主”？即“人民自己做主”。其實大多數中國人還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真正的“民主”。

普通老百姓所想的“民主”，還是皇權文化下的“為我做主”，不是自己為自己做主，這是一種歷史性格的慣性。譬如，上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總是希望政府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最后政府沒有解決，就自焚，自殺了。這就是懦弱的表現，他總是把希望寄托給政府，從來沒有去想我怎么去為我自己做主。這樣的性格，國民素質能適合 “民主”嗎？？民主是需要氣魄的。

再者，“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這是中國人的觀念。但總是“靠”，有沒有想過自己獨立自主，自己為自己做主，自己靠自己。這樣的“靠”文化，是顯然不符合 “民主”的思想的。所以要改正“靠”的思想，獨立自主。世界上本沒有圣人，即便是有了毛主席這樣的圣人，人們自己不覺悟，也是空談。

怎么除去甘于被統治的奴性，怎么去除貪污腐敗的土壤。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為綱”，即使說通過不斷的下層對上層的造反運動來實現。即“以斗爭求和諧，則和諧存”，“造反有理”。第一次，沒有成功，那就第二次、第三次——愚公移山。

人民必須覺悟。人民不覺悟，改了憲法，人民依然無動于衷，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一種自覺的創新精神。制度沒有完美的。道德沒有完美的。也就是說政治哲學沒有完美的，人生哲學也沒有完美的。只靠外在制度的強迫不行，只靠內在的道德修養也不行。要相和，就像夫妻，一陰一陽，謂之道也。

歸來

總結中華民族近代歷史，毛主席一語道破：“治國就是治吏”。的確，中華近代的落后從宋、明國家機制的“二元化”開始，上中下三層脫節，所有的政策在中間環節止步，“上不行，下不效”，導致國家能力的衰退。民族制度的衰退進一步分化了民族的經濟分配，扼殺了民族的技術創新，而這些相互關聯的衰退最終必然導致支撐一個民族的核心力量——“精神信仰”的弱化。“精神信仰”，即一個民族的魂魄的喪失，必然導致國家的全面衰退，這樣的“全面衰退”一直延續到清朝。

論大勢，中華民族從宋朝開始逐步走向衰退，但強大的民族根基延續了明清“天朝大國”之地位，正是在中華處于自十三世紀以來的不斷衰退之期，西方國家靠著對外侵略與掠奪，不斷汲取知識和財富，走向強大。中華的持續衰退與西方的持續走強發生“共振”，終于在時空上產生了交合碰撞，才有了中華民族百年來屈辱的歷史。西方國家踏在中華、非洲、拉美等落后國家的階梯上走向了世界的頂峰。

政治的“二元”分化，導致了官民的對立，導致了民族的分化，最終導致了國家的衰退，導致整個民族的損失。中國現狀依舊如此，“改革開放”延續了這一從清末，民國都存在買辦官僚的“慣性”，帝國主義和買辦官僚主義這兩座大山又回來了。官可以買辦，過上暫時的好日子，但終究逃不過被出賣的結局；百姓呢？遭受的只有剝削和殺戮。

中華復興必定是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去“二元化”的過程。何為“一元”，即“大同”。在黑幕如鐵的舊中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華兒女成立了“共產黨”，正確地探索到了“共產主義”這一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經過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終于打敗了帝國主義和走賣國路線的民國政府，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中國。

但是民族的富強在第一代領袖身上并沒有實現，毛主席時代并沒有解決國家資料的一元化，一部分老百姓成了新的領導層，國家資料依舊掌握在這少數人手上，它延續了古代農民起義的模式，二元對立依舊存在，改革開放即是這樣的結果。我們需要的是 “陰陽和調”的社會主義，不是二元對立的社會主義，不是階級斗爭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中華社會主義的內涵，基于民族思想的社會主義，“和諧”理念的提出指示著中國未來政治的方向。

“民富”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必經之路，是實現“和諧”理念的最佳方式，是團結全國人民，振奮民族精神的催化劑。

陰陽的對立必然在動態的發展中才能實現真正的“大同”，實現“平衡”。水壩上、下游的水如何實現同等高度，只有是上游的水下降，下游的水上升，才能達到中間的平衡。但是在這樣的調試中，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稍不注意，下流的水上升多了，而上游的水下降過多形成新的不平衡。“改革開放”即是這樣的新的不平衡。

當毛主席意識到僅僅依靠“三反五反”這樣的“外科手術”不能解決中國“右傾”資本主義錯誤以及沉積千年的奴化性格時，毛主席沒有選擇循序漸進地改革，而是革命的暴力的。“文革”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減少了上下游水流調試的次數，讓中國人少了幾百年的壓迫和動蕩，“改革開放”引起的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回歸必將是最后的一次“回光返照”，最后的一次“不平衡”。

毛主席預見到了當今中國可能面臨的局勢，他在考驗著他的人民。他相信中華民族的子孫，他相信他的人民一定可以挽狂瀾于既倒，拯救中華民族，繼續未竟之業。

 “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官僚買辦和帝國主義的回歸必將是最后一次，因為人民已經覺悟，因而它必將是最危險的一次，我們國家現在再次面臨著亡國滅種之危機：軍事圍堵，政治腐敗，經濟分化，文化淪喪，生態污染，民心渙散，食品安全，天災人禍……

但是在我看來，現階段西方國家發展已經到了極致，而正是中華民族開始走向復興的又一起點，這又是一次“共振”，只是他們將從“波峰”下降，我們正處在自宋朝開始衰退以來直到清末跌倒“谷底”的一個新周期的初始階段，起點就是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光榮地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那一刻，我們正在從“波谷”上升，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勢不變，我們正處在上升的初始階段。總之，從大勢上看，中華民族一直在進步，在勇敢地向前進，處于上升的階段。

中華民族在繼科技和制度上的革命初步完成之后，文化和精神上的革命，將伴隨著科技和制度上的進一步完善，將真正使中華民族的面貌煥然一新。政治的平等，經濟的平富，必將帶來民族精神的回歸，必將帶來民族的全面復興。

總之，從大勢上看，中華民族一直在進步，在勇敢地向前進，處于上升的階段。萬事開頭難。跨過這道坎，中國，成龍；否則，百年基業，前功盡棄！中華民族將步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之后塵。

我們正處于黎明前的黑夜。“革命”需要繼承人，不能因為現在改革開放導致的 “失敗”而放棄，重要的是我們的政黨和人民要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我們的視野不能僅僅停留在短短的幾十年、一百年，而應該更加長遠。“子子孫孫，無窮盡也”，“社會主義”事業，民族復興大業，就是中國人真正的“愚公移山”。

“改革開放”無可厚非。這是全民族的選擇。全民族的覺悟在三十年前沒有達到能夠理解毛主席的高度，“沒有經過改革開放，不知道毛主席的偉大”充分反映了整個民族在改開初期的整體思想覺悟是不高的，不應過度地指責個別人，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中國現在到了這般田地，不僅僅有政府的問題，民眾才是國家的主體，一個民族整體上的墮落，才會造就今日的中國。

毛主席逝世后，我們失去了大海航行的“舵手”，我們不了解波濤洶涌的“資本”海洋，不了解美歐帝國的邪惡毒辣，吃大虧是很正常的，“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勝敗乃兵家常事。

不可過多指責，指責是沒有用的，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更不能選擇絕望逃避，遠走他鄉，或者卸甲歸田。即使我們的軍事力量相差懸殊，即使我們的政治貪污腐化，即使我們的貧富差距很大，即使我們的多數民眾昏昏欲睡，即使我們的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即使……

即使再絕望，新的希望也只能是在這塊苦難多災的土地上產生，既然如此，那就不要逃避，我們必須自立自強，必須艱苦奮斗。民眾昏睡，我們可以喚醒。政治腐敗，我們必須清化。貧富差距懸殊，我們必須平富。軍事力量落后，我們可以迎頭趕上。只要肯干，沒有什么是干不了的!必須發揚“抗美援朝”、“艱苦奮斗”的精神，絕處逢生，絕地反擊。

 中國的歷史可以大致以這樣的思路分析：

1、夏朝建立之前是中華民族的史前史，是伏羲女媧、三皇五帝的時代，“神州個個是堯舜”，這是原始的共產主義時代。

2、夏朝的建立標志著私有制的產生，進而產生了政府，有了階級的分化，從此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殘酷的君王專制的奴隸時代，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君王與奴隸處于權利天平極端不平衡的兩端，這個時代歷經夏、商、周，最后以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的“戰國時代”結束。

3、隨著漢朝“獨尊儒術”的興起，孔子的儒家學說對于君王權力起到了限制的作用，這是對于政治的改良，經世濟民，仁義道德，奴隸從此有了人身自由，處于權利頂端的君王下放了部分權利，天平向底層的百姓傾斜，這是后來中國集權制度能夠維系兩千多年的根源，孔子的學說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所言非虛，在私有制的大環境下，能提出這樣的思想，“圣人”之名不過。

縱觀從夏朝到清末長達四千多年的時間，中華民族一直處于私有制的大環境之中，即有階級分化的時代，地位不平等的時代。儒家學說是四千年私有制的一道“分水嶺”。在孔子學說進行政治改良前后的中國社會是截然不同的，之前的封建奴隸社會，君王殘暴不堪，烽火連天，民不聊生；之后的集權佃農社會，皇帝多數以德治國，愛民如子，社會的安定期更加長久。

4、但是私有制不變，“王朝周期律”始終存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孔子的“儒家學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毛主席終于領悟了大道本源：“大道廢”，才有“仁義出”。政治的改良救不了中國，只能是政治的革命，即“造反有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遂“開啟民智”。他懷著對天下萬民的“大愛”，從此開辟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天下大同”，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篇章。

毛主席曾光榮地宣告：“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議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中國出一毛澤東，足以揚眉吐氣于天下萬世！他是全人類的“大佛”！

當代的中國，就是一個權利的天平在努力實現平衡的時代。前三十年，革命紅色年代，如此；后三十年，改革開放時代，亦如此。只有經過反復的調試才能實現最終的平衡。總的來說，中國在進步，人民在覺悟。毛主席時代是中華民族立足的時代，鄧小平時代是探索的時代，我們的未來則是復興的時代。中華民族只有自己覺悟了，才能走向復興和強大，才能解放全人類。

未來的危機將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最大的挑戰，然而也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推動劑。我們不可能“和平崛起”，二戰，中國打敗日本，獲得獨立；“三戰”，中國對抗美歐，走向復興。我們必然是打敗我們的一個個對手才能走向世界的巔峰。　　

復興

西方國家通過“全球化”這塊遮羞布，將財富的掠奪在空間上發揮到了極致，剝削從曾經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向全世界擴張；又通過貨幣、金融手段將財富的掠奪在時間上發揮到極致，透支了人類未來的財富（金融的本質即是無限地折現，向“未來”索取財富），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個標志。

雖然美國早已經開始對太空的探索，但是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他們依舊無法向宇宙索取財富。而在這個僅有的星球上，他們又將財富的掠奪都已經在“時空”范圍內發揮到極致，他們同樣無法用一場新的科技革命維持他們對世界的欺騙，因而為了維持永恒的財富命運，他們不得不放棄擴張，而采取對內消滅的手段——人口戰爭。　　

鑒于地球上僅有的資源與人口的巨大矛盾，他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選擇，消滅地球上除白種人以外的大多數人口，早有預見的西方人已經設計并正在執行包括“生化戰”、“基因戰”、“軍事戰”一系列的邪惡手段。毫無疑問，綜合各種因素：無論是意識形態，人口因素，還是霸權挑戰。中國絕對是他們的首選消滅對象。　　

奧巴馬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布了西方的真實想法：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西方人是愚昧的，他們不會尋找危機的根源，總是以“直線式”的征服思維尋找表面原因，他們沒有從當前人類因他們無限制的貪婪之心而導致的不可持續的文明發展模式去尋找問題的根源，而是只會找客觀原因；另一方面，即便當白色人種滅亡了有色人種，在他們縱欲與征服之心膨脹的情況下，大量人口又會出現，同樣的問題再次出現，然后，解決之道難道又是內部的自相殘殺嗎？

這一次的金融危機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并造成了最大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然而這一次危機并非常規意義上的帶有規律性質的金融危機，而是人為地操縱的，這無疑在向世人暗示著：資本主義所建立的剝削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體系終歸走到歷史的盡頭，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后來的二次大戰，這一次可能是個例外嗎？

它昭示著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壽終正寢，人類需要一種新的文明：一種新的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無限消耗資源的工業生存方式；更需要一種新的終極價值觀，而不是自私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無疑中華文明承擔著這一偉大的使命，人類將在兩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尋找繼續生存的智慧、“道法自然”、“貴和尚中”……

正如這句話“美國衰落不過是一種幻境”所說的那樣，美國還沒有衰落，只是他們已經沒有繼續擴張掠奪的空間了。它雖然無法繼續站在霸權頂端欺騙全世界，但是單就個體國家而言，在短期內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國家。他們無法欺騙全世界了，但是他們思想上獨立了，他們解放了，他們無需為美元是國際通貨而為全世界負責了，從某種程度上說，“騙局”已經結束了，他們可以暢快淋漓地撕下自己偽裝已久的面貌，可以肆意地發動侵略戰爭了。

   “帝國主義是一只紙老虎”——毛澤東

美歐帝國主義雖然有著強大的硬實力，但是它的軟實力是脆弱的，軟實力是一個集團的“核心”，他們的“科學”、“民主”、“自由主義”已經無法繼續欺騙世人了。他們輸在了“道義”上，在他們強大的“硬實力”外表下隱藏著一顆脆弱的“內心”，他們依舊是“反動派”，他們依舊是“紙老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應該采取“避實就虛”、“文攻武衛”的策略：何為“攻心”？所謂“攻心為上”，即“文化軟實力進攻”，用“中華社會主義”從內部震懾西方以及用重建的“中華文明”（筆者將之合稱為“人民文化”）這一可持續的符合人類生存的文化同化西方；“文化大革命”從內部震懾了西方，美歐日紛紛爆發革命運動，才有了尼克松訪華，向毛主席取治國之經，足見文化“軟實力”的強大力量。

同時人民文化走向哪里，人民幣、人民思想和人民軍隊必須走到哪里！而在硬實力方面，我們采取“武衛”的策略，何為“武衛”？“尚武精神”，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武衛”方面，我們必須強大國防力量（包括金融戰、軍事戰、網絡戰，氣候戰、基因戰……），打一場新時代的“保家衛國”的“持久戰”，在此基礎上，為“文攻”取得勝利爭取時間。

在“民族主義”主導的未來世界中，中國人不僅要重建民族“尚武”精神，完善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分配以及科技工業，增強國家的硬實力外，還必須重建中華文明體系（即“文藝復興”），向世界輸出符合人類集體的文化，輸出可持續發展的文明；并提出我們的全球思想，拿出我們的治世理念，將分崩離析的世界體系用中華思想再次融合。

當今時代是一個風起云涌的大爭之世，一個新的戰國時代，是集“意識形態”斗爭與“民族國家”斗爭于一身的大時代。“私有制”與“公有制”的斗爭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沒有過沒有的，同時又結合了整個星球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斗爭，我們處在了這樣的一個“大時代”，我們必須為中華的復興，為全人類的和平做貢獻。

在這百年里，我們不僅埋葬了中國傳統的集權主義社會（權利主導），我們未來還要終結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導），這兩種社會本質上都是私有制社會，而我們要開創新的中華文明。這個文明人類內部和諧平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謂之“大同”。

任何一個大時代的結束都是以戰亂的方式結束！思想混亂，政治混亂，經濟混亂，軍事混亂……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大轉折點，我們必須終結這個邪惡的時代，帶領人類走向和諧的世界。正如大漢王朝終結了天下紛爭，民不聊生的戰國時代，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安定時代，當今的中國必將終結西方資本以來長達幾百年的混亂時代。這是中華民族的使命！

在資本主義體系這個世界軸心瓦解之后，全球必將陷入一場大混亂之中，民族主義必將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流。我們正處在資本主義體系與社會主義體系較量的歷史相交的階段，在西方的下行與中國的上行中，將會產生無數的碰撞和斗爭，此消彼長，經過艱苦卓絕的持久戰，中華民族必將戰勝邪惡的西方國家，走向民族復興。

中國將在一個新的地理緯度上（從“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到“世界之中國”）和社會制度下（從封建奴隸制度、集權佃農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復興中華民族，重歸“漢唐盛世”，萬國來朝的景象，統一人類文明。

縱觀二十世紀和當今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局勢的最大變化就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基本實現了工業化，完成了政治獨立。拉非、中亞第三世界的國家依舊處于幾乎殖民的狀態，美歐依舊傲立在世界巔峰，主導世界秩序。

我們的戰略是什么？中國單打獨斗？鑒于我們的國內形勢、資源，必然不可取；但看看我國的外交形勢，我們還有幾個第三世界的朋友呢？友誼盡失，這是中國倒向美國甘當奴隸的必然結果。中國現在的形勢就是被包圍、困守在太平洋西岸的一條等待騰飛的潛龍，所有對外的通道幾乎堵死。

我們現階段的策略必然是：自力更生，自強不息！我們是個英雄輩出的民族的后代！毛澤東，周恩來，錢學森，劉胡蘭、黃繼光，邱少云……我們這代中國人承載著革命先烈的遺志，承載著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承載著人類未來的希望。

西方想干什么？奴役并屠殺中國。除掉最后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消滅人類的多數人口，延續他們永恒的財富命運，實現利益最大化，他們永遠做資本家，其它少量人口永遠做奴隸。

西方兩個學者湯因比和斯賓格勒曾提出，中國將統一世界的預言，這就更加讓西方國家視中國為“眼中刺，肉中釘”，必欲圖之而后快。正因此，撒克遜與猶太人“無所不用其極”，手段毒辣，設計了滅亡中華民族的陰謀，忘我之心不死。

共產黨，請回歸到那個英雄的偉大的共產黨！拿出魄力！給中國人民希望，給拉、非受壓迫的人民希望，給人類希望！中國只有拯救了自己，才有可能拯救世界。我們必須自立自強，“打掃干凈自己的屋子”之后，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才能給第三世界人民希望，給受西方壓迫的人民希望。

俄羅斯會倒下去，民族性格使然，它是目光短淺的勢利民族。如今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飄著“社會主義”大旗的大國，中華民族是天命所歸，是人類未來的唯一希望，歷史再次將重任交給了曾給這個世界帶來輝煌文明的中華。　　

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必將導致經濟分配的不合理，必將導致民族創造力的落后，必將導致民族精神的分化，必將導致國家的全面衰退。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任一方面的極端不合理都將導致民族全面的退步。

從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站起來！

政治權利的平等，必將帶來經濟分配的合理，必將帶來民族創造力的進步，必將帶來民族精神的回歸，必將帶來國家的全面復興。而這也是毛主席那個英雄的時代以及我們這一代人未來要做的，必須做的，腳踏實地做的大事。

21世紀民族知識體系的回歸和重建是一場氣勢磅礴的宏大之事，民族魂魄的回歸是中華民族走向真正復興的起點。未來，我們面對的是一條“精神回歸”上的長征之路，在這條路上，我們不僅要進一步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分配，還要以理性的態度，重建中華學術體系，結合西方的優處，完成學術的統一，進而完善我們的教育體系。而“精神回歸”與這三者又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不論哪一樣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無異于一場場革命。

二十世紀毛主席帶領的中國共產黨初步完成了三大任務，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強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政治獨立；2、經濟平富；3、國防工業。“文化大革命”如果算第四，那么它對于全民族精神的改造至少在當時是沒有實現的。

二十一世紀我們這代人要做的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實現經濟平富，提高國防科技，將改革開放的損失拿回來，這是第一。第二，我們還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任務：1、民族精神的回歸；2、中華文明的重建；3、“文攻武衛”，統一全球。

然而無論對于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平富的實現，還是國防科技的進步，還是民族文化的回歸必然涉及到內部利益的重新分配，其對于當今內憂外患的中國無異于一場場劇烈的革命，其難度不亞于上個世紀共產黨將滿目瘡痍的舊社會中國改造成為富強獨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雄關漫道真如鐵 而今邁步從頭越”，讓我們謹記偉人的教導，懷著“愚公移山”的壯志，將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座“大山”砸得粉粹，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人類的和平安寧貢獻自己的力量。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

 “中國強大，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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