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在（杭州）武林路宿舍樓時的老鄰居、老編輯江莉莉走了，到佛的極樂世界去了。
她是新聞出版系統最后一批離休干部，兒子和兒媳、女兒和女婿早都去了美國。她晚年信佛，與她的啞巴妹妹相依為命，常年住在寧波郊區的一所寺院敬老院里。我們搬家以后就沒有見到過她。有一年，她的孫子從美國回來看她，她打發她的孫子來看我們，而她自己沒有來。
前不久的一天，我妻子突然接到她的一個電話，說多少年前借過我們家一桿電子秤，一直沒有還，她把電子秤放在社里，請有便時去拿拿來（并贈給我們好幾張念佛光蝶）。她一再道歉說，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真是很對不起！拿到這桿早已忘得精光、銹跡斑斑的電子秤，我們感慨著：江莉莉還是這么認真、執著！
冥冥中，她這是在與這個俗的世界提前做一個告別么？我們還商量著，什么時候去看看這位老鄰居呢，她卻匆匆走了。走時沒有通知單位，人已不在醫院，是在她老家莫干山下的一所寺院里走的。
陳年舊事，總是那么的難以忘懷。在單位里，江莉莉是個幾十年一貫制的積極分子。常記得，妻子（那時還是女朋友）剛分到出版社一次參加義務勞動，與江莉莉搭擋抬擔子，她硬是要多抬點，抬得比男同志的擔子更重些，累得妻子直不起腰來，事后她笑說與江莉莉搭擋“苦不堪言”。
江莉莉的丈夫老索是個山東藉的南下老干部，樸實無華，兩袖清風，言語不多（我記得他講過的一句話是“不足與外人道”），平易近人，喜歡孩子。吃飯的時候，他愛喝點老酒。那時老索的孫子還沒出世，我們的女兒還沒上幼兒園，我們常抱她串門。遇到老索喝酒，他就用筷子頭往酒杯里一蘸，伸到女兒嘴里讓她嘗嘗，女兒的眉頭一皺，露出怪相，他便開心得哈哈大笑。
可惜好景不長，文革結束后的清查運動他注定挺不過去了。老索是文革中“三結合”的社領導，與“幫派體系”關系密切，也被關進“住讀學習班”隔離審查。江莉莉自然要與老索“劃清界線”。老索于絕望中在廁所里上吊自殺。記得這一天正好是中秋節，團圓的日子。江莉莉以及他們的兒子、女兒都表現得“堅強”，我們沒有看到他們家人掉過一滴眼淚，也沒有聽到過一句怨言。從此再無人提及老索，好像他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至于背后江莉莉有沒有哭泣，外人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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