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近讀《矛盾論》,當看到毛澤東他老人家就片面性問題時的一段論述“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后忽生感慨:歲月真不饒人,剛接近“知命之年”,記憶力就明顯今不如昔,加之現在生活幸福安逸的不用看書不用讀報不用修身都能過得不錯之原因,所以對過去一些耳熟能詳的知識,現在見后也難免犯似曾相識的毛病,諸如“片面性”這樣的論斷,雖然仍感語言親切入耳,真理尚存精思,但是,若不是完整性地閱讀,一時還真的想不起來是《矛盾論》這一出處的!也因此吧,不知觸及到了那根神經,就“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一成語搜腸刮肚翻史查典而刨根問底起來。
《資治通鑒·唐太宗貞觀二年》載: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將這段古文白話了就是:唐太宗問魏徵:“君主怎樣能夠明辨是非,怎樣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廣泛地聽取意見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個人就會昏庸糊涂。從前帝堯明晰地向下面民眾了解情況,所以三苗作惡之事及時掌握。帝舜當政時廣開四方之門,耳聽四面,眼觀八方,故共、鯀、驩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趙高,在望夷宮被趙高所殺;梁武帝偏信朱異,在臺城被軟禁餓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揚州的彭城閣兵變,所以人君廣泛聽取意見,則貴族大臣不敢蒙蔽,這樣才能下情得以上達。”唐太宗說:“好啊!”
若再往深刨,這一名言最早見于東漢王符的《潛夫論·明暗》中:“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但細致琢磨,“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句名言之所以能成為成語典故,主要還是“魏徵勸諫”這一故事感人,妙在魏徵能夠列舉歷史上諸多值得借鑒的史實向唐太宗說明所問問題的道理。眾所周知,也正因此,唐太宗在執政時,相繼采取了“輪流值宿制”、“五花判事制”、“獎勵諫諍制”等等措施以努力做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他極為重視諫官的人選,并提高他們的品級地位,甚至規定凡宰相們入朝議政時,諫官必須隨入,以便及時評論得失。
行文至此,該寫上些“相形之下”的現象了,但思來想去,私下以為,現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凡稍微有心留意者便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不用閉眼睛都知道就那么點事兒;而對無心留意于此者,你說了也是白說,“對牛彈琴”!因此,為防止對識多見廣者的耳目造成再度污染,“相形之下”就在此舍去,就此打住了!
但是,舍去歸舍去,就此打住歸打住,而近日有一個掛著著名經濟學家頭銜的茅于軾這個小丑折騰的挺歡倒是應該提及一下的。他竟然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攻擊、侮辱偉大領袖毛澤東,這不但是對中華民族偉人的不敬,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玷污,更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之所以如是說,就是怕一些不明真相的特別是一些青少年對他的狗屁言論“偏信則暗”。為避文冗,不悖文理,不言其太多。只是勸大家不妨看看此人的歷史——58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沖擊……一看便知,現在是“小人得志”了,開始翻案了……真乃一個地地道道的道貌岸然的“丑陋的中國人”。
通曉歷史的人,誰人不曉毛澤東對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豐功偉績!通曉現實的人,誰人不知“一些小丑”得勢后便不停地往這豐碑上潑污!把毛澤東一生為之人民奮斗的“社會主義”一夜間復辟到了從前,使之心血付之東流不算,還要進行人格的玷污,真卑鄙之極!我崇仰毛澤東,我信奉辯證唯物主義,是無神論者,但每每看到如茅某人狗急跳墻一般狂吠的事情,也會合掌向南道一聲:“阿門!”心理念叨:“偉人你也敢污蔑,會折壽的!”
也有感于此,愚以為,凡事都須細琢磨,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成語大家還是應銘記在心實踐于行的。 兼聽,能夠避免主觀片面性;偏信,容易受到蒙蔽欺騙。“兼聽則明”,就是廣泛地聽取多方面的意見,就能明辨是非,作出正確的判斷;“偏信則暗”,就是只聽信一方面的意見就會不了解真相,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它告誡人們辦事要廣泛聽取多方面的意見,集思廣益,把各種內容不同、性質相反的意見吸收上來,進行歸納分析,才能明辨是非,把工作做好。由此足見,對從政者而言是從業的座右銘,只有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堅持群眾觀點,“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才能真正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成為一名合格的領導干部;對普通人而言也不乏是至理名言,在工作生活中,要多學、多問、多看,多想,才能避免犯人云亦云的錯誤,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認清事物的本質,在生活中工作里行得正走得端,“少碰釘子或不碰釘子”。
201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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