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不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僅是一個理論的創始者，而且是最終組織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并建立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實踐的建筑師。所以他的理論同實踐之間的關系和他的理論主題本身之間的關系，是同樣重要的，看來，他的一生和他的工作所提出的主要問題，都和無產階級民主（黨內的和國家的）以及資產階級民主（西方的和東方的）有關。
（1）列寧在《怎么辦？》一文中關于高度集中的新雅各賓式黨的最初理論，顯然是以專制俄國的秘密條件和立憲制德國的合法條件間的區別為前提的。然后，對1905-1906年革命期間所發生的群眾暴動的理論多少做了一些整理，但列寧從來沒有正式修正或修改過。1917年，蘇維埃在俄國再度興起，使列寧相信工人委員會是無產階級政權的必要革命形式，那是和歐洲資本主義政權的全體一致的形式相反的。他在《國家與革命》中對蘇維埃的著名解釋，使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第一次獲得真正的發展。然而，列寧在那時，或在其后，都沒有把他關于黨的學說和他關于在俄國等地的蘇維埃的論述聯系或結合起來。他關于前者的著作并沒有提及后者，而他有關后者的文章對前者也緘口不提。結果，就造成在國內戰爭爆發以后，從《國家與革命》的強烈的蘇維埃民主主義，一下子倒轉為俄國政府實際上的激烈的一黨獨裁主義。列寧在內戰之后的演講中記載了蘇維埃的衰落，但他并沒有經常為此操心，或感到真正的后悔。列寧關于在蘇聯恢復無產階級民主以反對沙文主義的官僚機構侵蝕的最后藥方，只是提議在黨內，而不是在階級內或國內，進行有限的內部變革：在他的政治遺囑中并未見提起蘇維埃。這里涉及的理論上的失敗，也許可以和內戰期間及其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們在對反對派施加政治鎮壓并為之辯解時所犯的實際錯誤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對此加以實事求是的研究后，也許會證明這種鎮壓常常是沒有必要的，并且是倒退的行為。
（2）在《怎么辦？》一文中列寧提出了西歐和東歐之間有著基本的歷史區別，他的事業就是這樣開始的。在其后他又多次（特別是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到這點。但是他從來沒有把它嚴肅地當作馬克思主義政治思考的對象。引人注目的是，也許是他的最偉大的著作《國家與革命》在討論資產階級時，完全是泛泛而談的--從他論述的方式來說，可以指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事實上，剛剛被二月革命所消滅的俄國政府，在范疇上有別于德國、法國、英國或美國政府，而列寧引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所涉及的卻是這幾個國家。由于未能把封建獨裁和資產階級民主明確地區別開，列寧在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不自覺地留下了經常地混亂，使他們無法在西方發展一種有說服力的革命戰略。這只有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代議制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直接和系統的理論基礎上，以及與沙皇專制迥然不同的、既有許可又有強制的機制特殊結合的理論基礎上，才能做到。這種理論上閉塞的實際后果是，列寧所創立和指導的第三國際無法在二十年代的現代帝國主義的最大中心--英國和美國這個盎格魯-薩克遜世界--中廣泛扎根。在這些社會中需要另一種政黨和另一種戰略，但這尚未創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這部經濟著作，在1916年寫成的時候，是一個相當大的進展，然而它的大部分內容仍然是敘述情況的性質，到了戰后這部著作似乎使人感到現代資本主義已經一蹶不振了，這一點在共產國際的許多文件中成了官方公式。于是，一種隱蔽的經濟崩潰主義又一次發揮作用，使得社會主義的戰士不再費力去發展一種有關國家結構的政治理論，來同西方進行論爭。
（風之谷書院，有信仰、有好書、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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