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靖邦

中國誕生以后，毛澤東曾通過第三者勸說張國燾回國。

張國燾拒絕了。

以他過去在黨內的地位，以他一向的自負，回國后難免扮演二、三流甚至四、五流角色，顯然顏面上難以下得去，很難接受得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歷史問題他至死也堅持認為毛錯張對；但他對毛并未全盤否定惡言加之，甚至在某些問題上還給予某種程度的理解與肯定。

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張國燾雪里送炭。

當時，張國燾沉吟良久，嚴肅地問道：“你們是希望聽順耳的，還是真實的？”

美方人員懇切地回答：“當然是真實的。”

張國燾又默然了一會兒，說：“外界對文革的解讀，大都以為是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是毛澤東奪劉少奇的權。這實在是想當然而然！以我對中共延安以后歷史的了解，毛澤東可以說是越來越牢固地掌握了黨的權柄，沒有人動搖得了。他要誰下臺，不過就是一紙紅頭文件的事，用不著大動干戈，更不必發動全國人民來幫忙。”

美方人員困惑了。但興趣也更濃了，大睜著眼睛等待他說下去。

張國燾接著說：“以我對毛澤東的了解，他的意圖恐怕是哲學思考多一些……具體而論，也就是讓人民來參與所謂反修防修，以便在他死后也能辨別什么是修正主義，從而自覺地起而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恐怕是意識形態的隔膜吧，美方人員一頭霧水，仍感到不得要領。而我們卻從張國燾這片言點評感到震驚；看來他對毛澤東的了解也不淺泛，對毛澤東的理解之深也不差于國內的紅衛兵！

另外，我從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也發現，中央紅軍初到陜北，毛澤東及時糾正了原陜北紅軍內極左分子的過火行為，多年后，張國燾憶及此事時，給予了明確的肯定。他寫道：“徐海東對毛澤東一到陜北，便糾正戴繼英、聶鴻鈞（極左分子）的錯誤表示欽佩”，“在毛澤東干預下，高崗、劉志丹等都釋放出來，官復原職。”張國燾說，“這樣做的結果，陜北的氣象為之一新。”

我想，張國燾晚期能對宿敵毛澤東作出公允評價，基本不帶個人恩怨，原因有二：一，經過歲月長河的沖刷，張國燾頭腦里意氣的東西洗掉了很多，故能得以冷靜地思考很多問題；二，他晚節有虧，負氣出走，失足于戴笠麾下，可以推知，一定非常痛苦，一定有過不小的心心理波濤。越到后來，越有深刻的反省，這應該是不容置疑的。不然就無法解釋它在回憶錄里情感傾向依然在中共一邊，而對國民黨依然充滿仇恨。應該說他的政治信仰并沒有改變。唯其如此，對于新中國，他雖然心情復雜，卻難以掩蓋其感情依歸。對新中國與毛澤東的種種舉措，他暗中充滿期待與祝愿。

然而，當年大錯已然鑄成，他也只能孤懸海外遙望北斗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