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史上，文明之樹在道德的培育下越來越繁茂。人類走出野蠻時代的標志，就是道德觀念的確立。道德是協調群體利益的最深入靈魂的規則，它緩解了沖突，帶來了和諧。然而，從道德誕生之始，道德便開始異化。為人服務的道德，有時卻站在人的反面。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道德教條的越來越僵化，道德便逐漸蛻化為扭曲人性、限制自由的罪魁禍首。于是，在生活現實和各種故事中，便發生了許許多多的慘烈的與道德的抗爭。現代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對道德的解構開始的。在西方，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在震耳欲聾的“打倒孔家店”的吶喊中開始。今天，道德早已被一些思想家解剖得體無完膚。著名的　李銀河　博士從主張一夜情“在道德上也完全沒有問題”，到認為“開淫亂Party”不違法，最近，又驚世駭俗地提出“亂倫有理”。現在，道德似乎已經被逼到了社會舞臺的邊緣，隨時都有掉下去的危險。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道德？在我們追求自由的時候，我們應該守住什么樣的道德底線？如果我們徹底摧毀道德的堤岸，欲望的洪水會不會淹沒整個社會，進而毀掉我們所有人的幸福？當我們因為追求自由而拋棄道德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又走進另一個異化的圓圈，最終發現我們什么也沒有得到？　　

其實，這個問題每天我們都有可能面對。不管白天我們多么輝煌，在靜靜的夜晚，它也許會突然鉆進我們的身體，折磨我們的靈魂。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了孔家店，但是，卻沒有樹立起一個新的道德規范。這是現在我們的社會道德混亂的原因。我們的任務就是在倒塌的廢墟上建立起嶄新的道德大廈。這就象穿衣服一樣。也許原來的衣服確實有點陳舊過時，甚至有點破爛。但是，我們應該去換一件新的，因為我們還是需要穿上衣服。盡管也有人喜歡裸奔，但偶一為之則可，時間長了會受不了，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　　

　　 現在，有人說　李銀河　博士在被妖魔化。其實，并不是人們在妖魔化她，而是她的理論看上去象妖魔。當然，看上去象妖魔不一定就是妖魔，許多推動社會發展的理論在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往往被視為洪水猛獸。我們無須對李銀河本人猜測什么，我們只需要對她的觀點進行理性和感情的思考，以便我們在已經潰決的道德堤防后面，重新建立起阻擋欲望洪水的大壩。　　

的確，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是個龐大的工程。也許，我們所有的人都不能完整地描繪它的模樣。但是，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當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受著各種各樣的誘惑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人都無法逃避它的追問。一覺醒來，我們會忽然發現，昨天還在堅守的道德堤岸已經轟然倒塌，而泛濫的洪水正洶涌而來，要淹沒我們的精神家園。在我們退無可退的時候，我們就會思考，應該在什么地方筑起我們最后的道德防線。 　　

孝的觀念也許已經陳舊，可是，當我們看到含辛茹苦的父母，被冷漠無情的兒女拋棄街頭，我們會有何感想？忠的觀念也許已經過時，可是，當你的屬下利用你的信任圖謀私利，最終導致你一生事業毀于一旦的時候，你會有什么樣的感受？貞潔的意識也許已經落后，可是，當身體寫作、妓女女家、木子美的一夜情日記在社會上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們用什么去接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標準也許太高，可是，當我們看到有人利用自己地位和金錢的優勢，毫無愧色地掠奪窮人的最后一塊銅板，我們會不會憤慨？熱愛祖國的口號在思想家看來也許缺乏深度，可是，當周作人、胡蘭成，甚至汪精衛這些早成定論的民族敗類，突然被一些文化精英奉為至寶的時候，你的心情會不會平靜？　　

　也許，道德多樣化是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標準。也許，道德多樣化是自由的基礎，或者反過來說，自由是道德多樣化的基礎。也許，道德多樣化有時不涉及我們的安全，但是，我們不能保證道德多樣化總是不涉及我們的安全，不管是個人安全、家庭安全、社會安全還是國家安全。　　

道德也許并不意味著對和錯，但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對和錯。對社會來說，道德可以多樣化；對個人來說，道德標準卻非常明確。公權力也許完全可以放任道德的多樣化，然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個體卻無法回避具體道德標準的選擇。而我們現在思考的就是，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個體，在這個充滿誘惑的社會，至少應該堅持怎樣的道德標準。這就是所謂道德底線。如果連道德底線也要放棄，那我們就可以聽任欲望的洪水把廉恥、善良、正義甚至幸福等美好的字眼統統沖到大海里去了。　　

 也許，權力誕生于恐懼。但是，即使我們在思考的時候應該無所畏懼，我們在生活中難道不應該有所敬畏嗎？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全都無所顧忌的時候，那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呢？我們有資格監督別人守法不守法，然而，法的權力不同樣誕生于恐懼嗎？　　

 而所謂道德也只有在面對現實的時候才有意義。因為，道德本來就屬于現實生活的范疇。　　

 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也不是洪水猛獸，它們甚至也說出了很多必須知道的真理。但是，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是不夠的，甚至一個人只接受一種思想的涵養也是不夠的。就象我們吃飯不能偏食一樣，就象中藥往往需要配伍一樣，文化上的單一必然會影響民族精神的健康。任何藥物都能治療病痛，但任何藥物也都會因其副作用而帶來不良的后果。中醫的配伍就是為了用另外的藥物抵消副作用，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治療方面的功能。文化也是這樣。萊布尼茲讀什么都覺得正確，就是因為他善于發現藥物的治療作用。尼采讀什么都覺得荒謬，就是因為他善于發現藥物有害的一面。

 一百多年前，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曾經是治療我們民族病痛的良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曾經猛烈喚醒我們民族的危機意識，許多仁人志士因此而走向救亡圖存的道路。但是，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同時也對社會道德起著一定的解構作用。當整個社會都在信奉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以仁愛為基礎以和諧為目標的的道德意識就沒有了存身之地。　　

所以，就象中藥需要配伍一樣，我們的文化也需要多元。就象病情不同中藥的君臣佐使位置不同一樣，隨著時代的變化也應選用不同的思想做為主流文化。在今天這個經濟繁榮物欲橫流的和平年代，和諧的思想應該逐步占據社會的主要位置。　　

 我無意建立具體的、廣泛而嚴密的道德秩序，我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探討我們從原來的道德堤防能否無限制地后退，我們退到什么地方就不能再退了，那個地方就是我說的我們的道德底線。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怎么能被用來解釋宗教或者道德范疇呢？這并不奇怪。首先，目前的道德問題是“宗教或者宗教的職能的缺失”造成的。也就是說，道德和宗教緊密相連，宗教往往是最激烈的道德衛士。而達爾文的學說尤其是在延伸到社會學之后，卻對宗教或者道德起著極大的解構作用。所以，達爾文的學說發表伊始，就很自然地受到基督教會的猛烈攻擊。其次，既然道德是“對現實世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式的殘酷競爭的一種反叛”，就說明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道德某種程度的對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又怎么不能用來解釋道德呢？ 　　

另外，道德的標準當然不能由政府來確立，它應當由全社會來完成。在很大程度上，道德甚至是文化演變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因此對公權力充滿敵意。公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做壞事，也可以做好事。它既可以破壞自由，也可以保障自由。我們不能因為它可能的專制而把它規定為自由的敵人。既然公權力所應當關注的是“道德所介入的社會的生態是否平衡”，我們怎么能完全排斥公權力在道德領域的影響呢？　　

道德怎么會有底線？在這里，道德是一個動態的，而非靜態的概念。其“具體表現形式本就互相構成有機的整體”的道德是一個靜態的概念，當然無所謂底線了。當道德和底線聯系起來的時候，是在歷史的范疇里被運用。

這就象河流的堤防一樣，當被靜態的理解的時候，它就在那里存在著，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無所謂底線。底線在改變堤防的時候才需要提出。也許原來的堤防過于狹窄，影響了洪水的正常宣泄，于是，堤防需要后退一下，重新建設。這個時候，底線的問題就出來了。因為，我們需要思考，堤防退到什么地方才合適，退到什么地方就不能再退了，或者我們到底需要不需要堤防，還是干脆放縱洪水隨便流淌。　　

今天，我們的道德堤防已經被侵蝕得千瘡百孔，這當然不能說全是欲望洪水的責任。很大程度上，也許是它的位置建得不合適。但是，我們往往容易走極端。我們很可能在爭取解放的時候，而徹底否定道德堤防存在的價值。所以，當社會潮流都在摧毀它的時候，卻沒有人敢于旗幟鮮明地建設它。當舊的堤防被徹底摧毀，而新的堤防還一無所有的時候，也許，我們的文明又要面臨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