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不懈奮斗，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歷經艱辛探索，成功開辟了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正如有識之士鄭彪著文所言，中國道路所具有的“顛覆性和開創性”的重大意義已經日益凸顯：首先，從東西方文化上看，中國道路從理論到實踐，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等各方面都顛覆了兩百年來引導人類文明發展的西方道路、西方模式、西方中心論、西方至上等等諸如此類的觀念。這是因為中國道路有力地證明發展中國家有能力獨立自主地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大面積地擺脫貧困、創造財富，使人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并使國家走向富強和實現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道路具有革命意義，是一場對西方文明的統治地位及其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革命，并不算夸張。其次，中國道路代表對正義、公正、進步、道德、真理等等人類精神價值的追求，是一種人類自我拯救的巨大力量，具有難以估量的精神意義、道德意義。2009年春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相繼爆發的大規模游行所提出的口號，諸如“以人為本”、“公平正義”、“尊重勞動”、“共享發展成果”等口號和思想，都符合東西方人類道德準則，又幾乎全部從中國“進口”，這是對撒切爾夫人等西方政要一個時期以來嘲諷中國不能“出口”思想和價值觀的極大諷刺。人類社會要避免毀滅，全靠人類“自求多福”，這是中國《易經》思想。中國不是救世主，但是中國道路具有巨大的精神道德價值觀意義，無異為這個失去方向的混沌世界，擎起一支普羅米修斯的火把。再次，從國際政治上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選擇孰優孰劣，人類社會的最終命運和出路何在，當此歷史關頭，對這個20世紀遺留下來的重大問題的最終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保加利亞學者利洛夫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鼓舞著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國文化是古往今來最偉大和最珍貴的寶庫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現代社會主義的旗手，它創造的經驗具有無法估量的歷史意義。”第四，中國道路包括改革形成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體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和“依附”，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由此推動世界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變化，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西方學者彼得、諾蘭說：“中國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燈塔，作為對美國主導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沖動的一種替代選擇，從而促進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十字路口。”

當代中國要繼續健全和完善中國道路以確保中國道路長盛不衰，關鍵舉措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繼續鞏固共同思想基礎

胡錦濤總書記明確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指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據此我們可以理解：為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而奮斗，就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　　

 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信仰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和古今中外人類圣哲的共同呼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2]“夫天下者，天下人共有之天下，非一人或少數人可得而私有也。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愛，互相扶助，是為公。天下之利，天下人共開之，共享之，是為公。天下事，天下人共治之，共主之，是為公。”[3]“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4] “兼相愛，交相利”[5]“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6]“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那時人們從事勞動都是由于覺悟到必須為共同利益而工作。”[7]“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必須把社會的文化發展到足以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使社會成員都能獲得足以成為社會發展中的積極活動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選擇職業，不致由于現存的分工而終身束縛于某一種職業。”[8]“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9]“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0]總而言之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建立民主制度”[11]，“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12]，在社會歷史條件所允許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實現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3]。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主要在于能否最大限度地實現民主法治和共同富裕這兩個共產主義本質特征。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共產主義學說以來的人類社會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以下客觀真理和歷史規律不可抗拒：如果社會發展方向符合共產主義本質特征，那么不管這種社會被敵對勢力如何污蔑攻擊，社會都會呈現持續發展、和諧繁榮的局面。反之，如果社會發展方向偏離共產主義本質特征，那么不管這種偏離是表現為“極左”還是“極右”，也不管這種偏離是打著多么漂亮的旗號和喊著多么動聽的口號，社會都會呈現動亂倒退、分裂落后的局面，最終都會被人民用暴力革命或和平改革的方法予以糾正，而使社會發展重新歸于符合共產主義本質特征的正確方向。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當代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經歷以下三個發展階段：1、尚不完全的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政治建設方面，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文化建設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經濟建設方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包括按需分配在內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行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社會建設方面，強化稅收調節，縮小貧富差距，防止兩極分化；“納稅原則本質上是純共產主義的原則，國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國家實行一種只考慮每一個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會的真正福利的征稅辦法，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12]“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1]在物質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生態文明（以下簡稱“五大文明”）初步發達的基礎上初步實現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此階段的按需分配主要通過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得以實現和予以體現），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　　

2、較為完全的共產主義即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比，政治文明更加發展，先進文化更加繁榮，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更好更快，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社會生產力更加發達，勞動生產率更加提高，仍然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包括按需分配在內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其中按需分配的比重更加提高，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水平更加提高，社會貧富差距更加縮小。在“五大文明”較為發達的基礎上基本實現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此階段的按需分配仍然是主要通過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得以實現和予以體現），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的基本特征。　　

3、真正完全的共產主義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再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1]就會過渡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具體是個什么樣子，馬克思主義創始者也并沒有設想出一套完整的模式，而只是根據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勾畫了其美好輪廓，揭示了其基本特征：“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3]人民采取更加直接的形式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力，共產主義公有制全面建立（何時用完全的純粹的公有制經濟全面取代多種所有制經濟，留待后人根據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和節能環保科學發展的原則，審時度勢地作出科學理性的選擇），共產主義文化高度繁榮，共產主義覺悟全面提高，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完全能夠滿足整個社會及成員需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得以全面充分實行。在“五大文明”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實現民主法治、共同富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基本特征。
    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特別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先后誕生兩個強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以來，共產主義理想信仰一直在對包括歐美在內的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和平演變”：“一是通過推行股份制、成立‘公眾公司’等措施，使一些資本越來越社會化，越來越具有‘共同所有’、‘集體所有’、‘社會所有’的公有性質；二是通過立法限制壟斷資本，懲治無序競爭；三是對企業征收高額累進稅，對財產征收高額遺產稅，國家通過各種稅收把全國創造的財富的相當一部分集中到了國家手里，通過財政在全社會進行再分配，大部分用于退休金、醫療保健、教育補貼、失業保險、保障貧困人口基本生活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14]恩格斯早在1888年就明確提出了“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共產主義措施，其中就包括“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制和對所有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由國家機關公費教育。”[11]雖然資本主義國家仍然頑固堅持反對共產主義，但他們為了防止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迅速瓦解和徹底崩潰，也不得不“悄悄”采取一些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在內的共產主義措施，只是表面上仍然羞于承認這是“共產主義措施”而聲稱這是“資本主義措施”。　　

共產主義理想信仰對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或者說資產階級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對無產階級作出的某些歷史性讓步，不僅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光輝理論對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全人類的教育作用，而且得益于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對世界資產階級的震懾作用。如果沒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偉大的共產主義導師們對共產主義理想信仰的宣傳捍衛和探索踐行，就不會有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共產主義中國的日益崛起，也就不會有世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歷史性讓步，世界上絕大多數勞苦大眾就會至今仍然生活在遭受殘酷壓迫和血腥剝削的狀態之中，而享受不到應有的勞動所得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障。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并不能證明共產主義的失敗和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只能說明這些國家原執政的共產黨人犯了封閉僵化的致命錯誤，導致經濟領域缺乏生機活力，政治領域缺乏民主法治。恰恰相反，當前肆虐全球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共產主義中國的日益崛起則雄辯證明了資本主義的難以為繼和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雄辯證明了共產主義必然最終取代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雄辯證明了“共產主義不僅不同人的本性、理智、良心相矛盾，而且也不是脫離現實的、只是由幻想產生的理論”；[12]雄辯證明了共產主義理想信仰是最終鏟除霸權消弭戰患拯救人類免于腥風血雨乃至同歸于盡的普世價值。“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將來的原則這一點，一切文明國家的發展進程可以證明，迄今存在的一切社會制度的迅速瓦解可以證明，人的良知、首先是人的良心可以證明。”[12]　　

二、切實奠定科學制度保障　　

馬克思曾對巴黎公社民主法治的重要原則作出總結：“各公社選舉他們的行政的和創制法律的公職人員，對選民負責，并且可以撤換，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在此基礎上，列寧提出“讓工農群眾監督無產階級政黨領袖人物”的重要思想（1992年3月22日《文摘報》）。毛澤東提出“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重要思想（黃炎培《延安歸來》）。鄧小平提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重要思想（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江澤民提出“建立健全科學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重要思想（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胡錦濤提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重要思想（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遵循上述重要原則和重要思想創建“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科學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即“有機統一科學體制”，就能夠切實奠定中國道路長盛不衰的科學制度保障。　　

一、“有機統一科學體制”的具體內容（以地級市為例）

（一）   依法決策

1、在鄧州市村級施行的“四議兩公開”決策程序的基礎上拓展為“五議兩公開”決策程序：即本區域內有關改革發展方面的重大事項，由黨委提議、黨政班子商議、政協商議、黨委常委會或全委會或黨代會審議、人大常委會或全委會或人代會決議（必要時由黨委、人大、政協三會不同級別人員分別參加的黨委常委會擴大會議或黨委全委會擴大會議或黨代會擴大會議進行決議），決議公開、實施結果公開。

2、黨委、人大、政協三會具有推薦、選舉、監督、評議、質詢、考核、罷免“一府兩院”干部的職權。三會的領導互不兼任。三會與“一府兩院”的領導互不兼任（黨的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不受此限）。

3、確保中共執政地位：三會代表（委員）和三會常委人數相等，互不兼任，其中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分別確保有2/3以上的中共黨員，政協委員和政協常委中分別確保有1/3以上的中共黨員；人大主任和政協主席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一府兩院”正職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

（二）   依法選任

     1、“一府兩院”正副領導，由上級黨委常委會按多于應配職數3名的數額提出候選人，經上級人大和政協常委會審議通過后，交由下級三會大會聯席會議實行差額競選（或三會大會分別投票：黨代會進行推薦投票4選3，政協大會進行信任投票3選2，人代會進行選舉投票2選1），選舉結果報上級三會常委會分別或聯合審批或備案。

     2、“一府兩院”工作部門正副領導，由“一府兩院”正職提名，經市長（院長）辦公會審議通過后，報同級三會常委會分別或聯合審批或備案（其中需經人代會選舉或需經人大常委會任命的按有關規定執行）。

     3、工作部門內設機構正副領導，由工作部門正職提名，經局長（主任）辦公會審議通過后，報組織人事部門備案。

     4、三會常委和正副領導按照有關規定并參照上述“一府兩院”領導選任原則實行差額競選產生；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正副領導，需選舉產生的按選舉辦法執行，不需選舉的參照“一府兩院”工作部門及其內設機構正副領導的選任辦法酌定。

（三）    依法行政

從制度上保證政府依法獨立公正行政，做到職權明確，責權統一；哪些事情須經過三會審議后才能由政府依法執行，哪些事情政府有權自行依法處置，作出明確法律規定；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在依法行政活動中，政府正職享有最終決定權，并與此相適應承擔相應責任。

（四）   依法司法

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司法，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和以權枉法；任何組織、任何人觸犯了國家法律，司法機關均有權依法查處。

（五）依法監督

     1、健全監督機構。明確規定黨委政法委員會、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和政協法制委員會為司法監督機構，三會常委會下屬另再增設三個委員會為行政監督機構。六個委員會直接向各自的常委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六個委員會各設書記（主任）1名，副書記（副主任）2名。

    2、強化監督職能。六個委員會分別在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領導下，代表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同時代表黨和人民亦即代表整個社會）承擔下列職能：（1）接待和受理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檢舉揭發和來信來訪。（2）對“一府兩院”工作目標完成情況、履行工作職責情況進行評議和考核。（3）對“一府兩院”的具體行政行為、執法行為和司法行為（包括個案）進行評議和裁決。（4）對“一府兩院”的行政過錯、執法過錯、司法過錯和各類腐敗行為，責成委員會辦事機構或其他有關部門依法依紀調查處理并按期反饋查處結果。

3、規范監督程序。六個委員會人數相等，以一人一票表決的方式，實行議事記名票決制度和獨立監督、轉交監督、聯合監督、提交監督四個層次的監督制度。其中，負責司法監督的三個委員會在聯合監督的過程中，正副書記（正副主任）在必要時可以直接出庭參加陪審。在獨立監督、轉交監督和聯合監督未能奏效的情況下，即可啟動提交監督程序：由三個委員會將有關案件材料和裁決（處理）意見提交黨委、人大和政協常委會聯席會議以記名票決的方式討論審定。經三個常委會審定通過的裁決（處理）意見，在本區域內具有最高權威，有關部門和人員必須執行。在執行的前提下，有關部門和人員仍然具有向上級有關部門和上級三會反映、控告和申訴的權利。

4、落實監督考核。一是建立監督備案制度。六個委員會按季向紀檢委上報備案下列情況：監督案件受理數量和受理率；結案率；監督結果；每個委員（包括提交監督過程三會每個常委）對每一個監督案件的監督表決意見。二是建立監督考核制度。以一年為一輪考核期限，由紀檢委根據考核情況確定對每個委員（常委）的獎懲。

二、重大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明確告誡全黨：“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有機統一科學體制”符合鄧小平所倡導和期待的“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的制度標準，其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不但蘊涵了中國古代“三堂會審”和中國民間“有理擺到桌面上來”的傳統智慧，而且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有效制約”的有益成果。總而言之，不失時機地切實創建“有機統一科學體制”的重大意義在于：必然能夠粉碎西化圖謀、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加快中華復興進程，確保避免喪失執政地位、引發社會動亂、國家被肢解、人民被蹂躪、中華復興進程被延緩的悲劇性后果。

（一）能夠從制度上保證通過改善黨的領導而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更好地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同時能夠為實現列寧關于“讓工農群眾監督領袖人物”的民主原則構筑有效途徑、科學載體和理想平臺，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不僅通過黨的領導人的意志體現出來，而且主要通過三會（實際上是擴大的黨委會或擴大的黨代會）中絕大多數黨員的意志（因而也能夠確保符合人民的意志）體現出來，能夠有效遏止黨內官僚主義和腐化變質傾向，能夠有效保持黨的立黨為公性質和執政為民宗旨，從而能夠有效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二）能夠從制度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能夠為實現馬克思關于“公職人員對選民負責并且隨時可以罷免”和毛澤東關于“讓人民監督政府”的民主原則構筑有效途徑、科學載體和理想平臺，保證三會代表廣大黨員、各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對“一府兩院”實施有效監督，保證政府依法獨立公正行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司法、各級干部依法公正選任和罷免，從而能夠有效遏止各類腐敗現象滋生蔓延易發多發，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

（三）能夠從制度上保證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能夠科學合理地理順黨委、人大、政協之間的關系及其與“一府兩院”的關系，能夠有效革除“踢開黨委鬧革命”與“權力過分集中”兩個極端相互交替的弊端，能夠確保在黨的領導下對各類權力實施有效制約，從而能夠使各類問題在多數情況下通過本級有關部門就可依法獲得公正解決，避免或減少越級上訪，為上級和中央排憂解難，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確保社會大局穩定。

（四）能夠切實完善民主制度，實現民主法治有機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能夠從制度上保證將民主落到實處、將腐敗揭到明處、將道理擺于“桌面之上”、將權力置于“陽光之下”，確保權力正確行使；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確保中國道路長盛不衰的科學制度保障。

（五）能夠實現由黨政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將會起到“四兩撥千斤”的神奇作用，使我們黨有效擺脫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道義困境，變“制度弊端”為“制度優勢”，把黨根植于人民的肥沃土壤之中和交融于人民的不竭力量之中，把“一府兩院”置于黨的直接領導之下和人民群眾的直接監督之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發展推向嶄新境界——時代高度和世界巔峰，從而牢固占據政治道義和科學體制的雙重制高點。如果有人問中華民族依據什么復興？中華民族能為世界提供什么先進東西？我們就有理由十分自豪地回答：以“有機統一科學體制”為載體、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和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堅實基礎和根本依據，就是中華民族向世界奉獻的最好的文明大禮。這個文明大禮的歷史分量，遠遠超過數百年前歐洲人奉獻給世界的憲政文明大禮。

[參考文獻]　　

[1]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2]孔子（戴圣《禮運經》）　　

[3]熊十力《乾坤衍》　　

[4]老子《道德經》　　

[5]墨子《兼愛（中）》　　

[6]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7]列寧《在農業公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8]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9]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0]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　　

[11]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12]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　　

[1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14]參閱《保定視界》2007年總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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