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的淪落與

建筑業和出口創匯業的畸形發展

文忠兄：

來信早已收悉，因所述問題有些沉重，我一時也不知說什么好，遲復為歉！

你們建機廠我知道，與武重、手表廠、無線電二廠是左鄰右舍，與兩家軍工企業是對門對戶，規模很大，設備先進，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還挺紅火。我當年的住地社科院西院離你們廠區不遠，每天清晨，廠區里火車的汽笛聲總要把我從睡夢中喚醒，開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每逢星期六晚上，我們全家都要到你們廠區的工人俱樂部看戲、看電影。我鄉下的姑母來漢看我時，還到過你們廠區的鐵路邊扯回野菜給我嘗過鮮。

你信中說最不能理解的是在這個建筑業幾十年竄紅的時代，廠里的生意也一直不錯，為什么要聽任廠里的大小頭們胡作非為，貪污揮霍浪費之外，還要明目張膽地將廠里的資金、資產、新進設備、技術骨干轉移到外圍的幾個小廠？廠里的職工對這些做法反映強烈，上面的權貴不但不理不睬，反與廠里的頭頭腦腦們勾連在一起進行有計劃的折騰，將好好的一個廠子弄得產產停停，發不出工資，借此“減員增效”，一批批地裁減職工，直至將空殼廠子關掉，將幾個小廠改成姓私，讓剩下的工人一夜之間全部下崗，按工齡折算幾千元到一萬元買斷……往后十幾年哪，不但拿不到分文的工資、福利，還要每人每月給保險公司上繳600多元的社保金。上面要我們“不找市長找市場”，我們一輩子就會做工，私人廠子嫌我們年齡大，不要，只好四處瞎碰……活泛一點的還能開個鋪面，開個挑土的士，邀幾個人一起到新開張的店鋪賣唱促銷；老實一些的就在超市、賓館搞衛生，在街頭修鎖、修鞋、修車，趁黃昏時踩三輪車、擺幾件小商品“挖地腦殼”；體弱多病的就沒得法呀！看著子女跟著受苦，看到不少家庭妻離子散，心中難受哇！好好的日子不過。為會什么要這么折騰呢？說我們是既得利益者，要把我們改成“弱勢群體”，為此還“灑淚為商鞅”。我們一輩子靠勞動吃飯，是憑空得利嗎？

說實在的，看到你信中的這些闡述時，我的心中并不比你好受多少……作為一個社科研究工作者，也找不到一個地方去說幾句公道話，每天就這樣渾渾噩噩地寫呀寫，我的心中有愧啊！

武漢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從清末的漢陽鐵廠、兵工廠，到漢口開埠后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裕大華紗廠，到解放后的骨干企業群，百余年的建設積累呀！兄臺所在的建機廠還只是武昌中北路工業區內的一個中型廠，當年武漢像這樣的工業區有20來個，僅武昌就有中北路工業區、洪山武鍋工業區、紫陽路武船工業區、沿江輕紡工業區、徐家棚武昌車輛廠工業區、小東門工業區、鳳凰山工業區、百沙洲武泰閘工業區、葛化工業區，還有兩個超大型的關山工業區和青山工業區。現除關山的汽發改為長動集團、青山的武鋼改為武鋼集團部分保留外，絕大多數都垮掉了。武重是亞洲最大、最先進的“機械母廠”，垮掉了；武鍋是江澤民同志工作過的地方，不少老人給其寫信，也沒能保住；武船也半停半廢多少年，要不是阿扁鬧臺獨，也早就沒氣了。江對岸除大橋局、漢煙還在外，漢陽工業區、橋口工業區、江岸工業區幾乎全軍覆沒，繁華地帶的江漢區，除手工作坊外，看不到一家像樣的工廠。

地縣的情況更糟。全國著名的鐵銅礦冶城市黃石、大冶、鄂城，輕紡工業城市沙市、襄樊、云夢，汽車城十堰、石化城荊門，膏鹽化工城應城，水利樞紐城宜昌、丹江口，以及油田、磷礦和大量的“三線”工業區，除二汽改為東風集團和個別鋼鐵廠還存在外，大都倒閉。如著名的湖北應城石膏礦，總礦下轄四個分礦，3000多職工，都是現代化的掘進作業，長江埠的鐵路延伸到礦區附近。我1975年在應城開會時到礦區和下礦井參觀過，下面是縱橫幾十里的地下迷宮，上面是綠村農田，辦公區紅樓出綠樹，流水潺潺，汽笛聲聲，好一幅牧歌式的圖畫。可在以后集體、個人、合伙一齊上的年代里，各類人群像田鼠一樣到處挖礦洞，洞子里面又小又窄又黑，經常倒塌砸死人。國營礦區竟被這樣的“民營”兼并，總礦和分礦副科級以上干部搬進城里新建的公寓養老，處級干部的工資關系轉到省建材局按公務員標準發放，其他職工全部下崗，如鳥獸散，連買斷工齡的幾千元錢都沒領到手，每月還要交社保金。1996年秋我送我孩子的外婆回礦時，同行的一位楊司機看到礦區衰敗的景象時吃了一驚：“怎么還有這樣的地方”？

湖北武漢和地縣的企業究竟倒閉了多少？下崗的人數是多少？沒有人刻意地去關心，好似一筆糊涂賬，但不會抹殺，還是有規律可尋的。按當時的體制，武漢市的國企分為中央在漢企業和省、市辦企業，在各級計委有案可查；街辦大集體企業和合作社抽查一個街道即可推及其他；廠辦大集體企業和合作社按每廠若干個推算。全市這三項總和在10000個左右。

我省地市縣除以上傳統的國營企業和三線企業外，在城鎮同樣有數量龐大的街辦、廠辦大集體企業和合作社；在農村，越往下走，企業的規模越小，國營企業特別是大集體企業的數量越多，企業職工在城鎮人口中的所占比例也越大。每個區、每個公社乃至到每個大隊，都有農機廠、農機修理站、糧店、米面加工廠、食品站、餐館、供銷合作社、代銷店、理發店、旅社、獸醫站、農科所、農技推廣站、植保站、林場、農場、養殖場、飼養場、生資門市部、縫紉社、竹木器社，有的還有建筑隊、搬運站。全省各地縣的中央在鄂企業，省、市、縣企業及各類大集體企業和合作社，總數在60000個左右。

全國各地在“改開”前的情況與湖北武漢的情況大體相當，有人推算全國倒閉的各類企業總數在200萬個左右，我認為是有一定依據的。“改開”前的城鎮成年人口主要是企業生產人口，下崗職工按城鎮人口1∶3的比例推算，查閱1985年前各地城鎮人口的總數，便可以推算出來。有人推算全國企業下崗和提前退休的人數在9000萬以上，有人估計1億多也不為過。官方不服，可以拿出具體統計數據與之辯論。

我在武漢生活了40個春秋，平日里就愛觀察人民群眾的生存狀態，三鎮的大街小巷幾乎沒有我沒去過的。下崗工人中干小商小販的，擺流動地灘的，在街頭巷尾定點修理的，在超市干營業員、衛生員的，以及信神拜佛的，踩麻木開的士的，喝小酒打小牌的，坐在大廳炒股票的，買體彩福彩的，在店鋪開張時邊唱邊幫老板推銷的，還有趁年輕干過發廊、嫁過機關事業單位老同志的，各類情況我都接談過，用“生活窘迫”形容他們并不為過。譬如我問過一位武船屬下大集體企業一位下崗女工，現年50歲，在新一佳超市賣雞蛋，月薪不到700元，每月要交社保600多元，加上醫保，每月要上交700多元。我說你這日子怎么過呢？這位女工的眼圈都紅了。我也問過一些送孩子上學的中老年人，不少家庭是夫婦雙職工下崗，有些甚至是兩代人都下崗，能給孩子弄一頓肉吃是全家人最大的心愿。有一年過元旦，一位老太太本想將平時攢下的一點錢給孫子買頓肉吃，可老師也要過年，列了一個名目每位學生收20元，給孫子吃肉的愿望又泡湯了……

“三線”工廠倒閉后的情形更不堪入目。湖北蒲紡總廠建在山里，離縣城還有一段距離。工廠被迫破產后，領導拿著錢走了。職工來自全國各地，多半是女性，按照中國人的“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的傳統觀念，也無處投靠，去沿海打工只要18歲左右的，20多歲的大姑娘就要被辭退，何況40多歲的人，只好呆在廠區里苦熬，吃了上頓沒下頓。附近農民看不過眼，有的給她們送米送菜，有的把她們接到自己家中吃飯。但這也不是過日子的辦法呀！

“過去30多年來一直聲稱埋頭搞建設，實際上是埋頭搞轉軌。在一波接一波的國退民進的浪潮中，利用前人的財富‘發展自己’，還要作踐前人，把我們當包袱甩，直到把我們的‘根’都拔掉。看看現在這些開發商兇的，上頭為什么要允許他們這么做呀？”

兄臺信中的這段話對我的震撼極大，他們究竟要干什么呢？

多年來，主流媒體一直在宣傳一個口號，就是“要優化產業結構”。當時人們都模模糊糊地知道“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但不知怎樣才算產業結構優化，只是心里犯嘀咕：都不生產了，要這么多人去做小買賣、做房子，還有九千萬股民啥事不干，一天到晚瘋了似的炒股，這能把國家搞好嗎？直到現在把建筑業“優化”成了龍頭老大，一心一意搞磚頭GDP，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才略知其中的奧妙。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時間，在“國退民進”浪潮的沖擊之下，地縣企業的倒閉導致地方財政稅收直線下滑，轉軌后的“民企”不僅有減稅政策，而且個個都是逃稅的高手，上繳給地方財政的錢極其有限，同時也因農民貧困，農業稅也繳不上來，黨政機關干部和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都無法開銷。當時湖北有些市、縣還保留有卷煙廠，因牌子不硬賣不出去，只好像老祖宗張居正那樣，以蘇木胡椒折薪，給每位國家干部每月發十幾條煙當工資，好一些的發牙膏牙刷當工資，讓各人自找門路去賣了換錢，搞得怨聲載道，眼看就要影響改革大局……后來終于在實踐中摸到了可以無本求利的兩條生意門道：一條道是賣城鎮戶口，開始買的人挺多，來錢也快，后來人們發現城鎮戶口只是一個“面子貨”，沒有什么實際作用，買的人日漸稀少；再一條道是跟房地產商聯手賣山、賣湖、賣地，這一下子算真正摸著了門道了，生意越盤越紅火，銀子像雪片般的飛來，不但官員們越活越滋潤，還有閑錢搞政績工程。現在城鎮和農村的土地，已經成了權富們的源頭活水。

我從去年3月至今，自費考察了南方十幾個省的市縣建設情況，所到之處，都是怵目驚心的圈地拆房，漫山遍野種的是轉基因桉樹。近些年來為掩蓋國內的經濟危機，磚頭GDP大行其道，各類資本一齊涌向建筑業，為此還專門發文讓國企退出房地產領域，以讓外資瘋狂地搶灘幷購。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每年在我國登記的2.5萬個外資企業中，50%是建筑業。在2011年胡潤富豪榜上的96萬個富豪中，僅炒房者就占到20%。

武漢市既是一座美麗的江城，也是一座湖山環抱的山水園林城市，號稱百湖之市。“改開”以來，隨著國企的全面陷落，磚頭GDP乘勢而上，不僅全面占領了國企地盤，還以瘟疫般的速度向郊區和郊縣蔓延。目前武漢三鎮除城區的原20余個工業區全部“開發”建房外，還將相當于中等縣地盤的郊區洪山區、東西湖區、漢南區，以及青山區、江岸區、橋口區的周邊占盡做房；將市周邊的原武昌縣、漢陽縣、黃陂縣、新洲縣劃進來做房。此猶未足，還與周邊地區鄂州、咸寧、孝感、黃岡搞“聯動”建房。全國各大中城市的情況也大都如此。只要磚頭GDP一天不停歇，瘟疫般的建房蔓延便一刻也不會停止。我于今年4月27日——28日，到武漢市的洪山區、江夏區及其與鄂州市毗鄰的三個農業區進行了一番考察，發現從武漢市的九峰鄉、花山鎮、左嶺鎮，江夏區的流芳鎮、龍泉鄉、豹澥鎮，到鄂州市的葛店區、廟嶺區、華容區，縱橫40余公里的地盤上，絕大部分村莊已被拆毀，絕大多數農田荒蕪，六十年的新農村建設毀于一旦，成為地產商們的囊中之物。

以上還只是外延的擴大，更可怕的是內涵的“創新”。我在《見證共和國六十年》中低估了當政者的決心，認為向外擴展和向內“創新”的拆改總有個極限，不可能靠沒完沒了的折騰過日子。事實上這種拆建行為早已形成了一種“搞建設”的常規模式，根本不需要什么“專家”的指點，18億畝耕地的紅線早已突破，看來還會無限制地突破下去。導致這種模式的形成和發展有兩個致命的因素：一個是支撐“土地財政”的需要，現全國城市賣土地的平均收入占地方財政的60%，有的地方占到80%；二個是“滅村”以掩蓋分田單干給農村帶來的蔽村荒草的需要，現農村大煞風景的問題一是亂搭亂建，二是粗放耕作。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占完了，磚頭GDP也有辦法存活。對此，有關部門早已作好了“制度安排”，所謂的“調控”都是臨時性措施，絕不會有斷檔歇氣的可能。如對城區內原有的建筑，按建設部關于住房使用30年必須拆建的文件，可以一輪輪無止境地拆下去，哪一天是個頭啊……

改革開放30年特別是近20年來，武漢市區內的山山水水一直是房地產商攻堅的目標，到處挖山建房、填湖建房。據《楚天都市報》報道，武漢市原有127個大小湖泊，近30年來有近百個湖泊從人間蒸發，湖泊面積減少了228.9平方公里。剩下的湖泊也是成倍的縮水，周邊建滿了房屋。如東湖、南湖、沙湖均屬這種情況。一些公園林地也被占用貽盡，如洪山公園、東湖周邊園林，大都被占用建房。近年武漢市出臺文件要消滅城中村，這本是有利于城市建設的一件好事。可內外資勾連的開發商都是藥家鑫式的人精，城中村的地盤小，“難纏”的人一大堆，多難惹呀；廠院的地盤大，只要打發幾個人便可搞定，多“來菜”呀！至今期限將過，仍未見消滅什么城中村，如省民政廳駐地邊的陳家灣、方家咀、小何東村、小何西村，毫發未動地擺在那兒；卻將遍布三鎮的國企廠區和一些大專院校的建筑群拆了個干凈。去年11月份，我在武昌轉了一圈，但見中北路工業區從水果湖到梨園路口幾萬畝的地盤拆成一片廢墟，洪山對面的武鍋廠區幾千畝的地盤拆成一片廢墟；同年12月份去江岸參觀“二七”大罷工紀念館，見“二七”車輛廠拆得只剩下一座大門，幾千畝地在那里曬地皮。更令人痛心的是國家六十余年投資興建的一些地標建筑和一些大專院校的建筑群落，也被拆成一片廢墟。如武漢展覽館、建展館、友好商場、武漢飯店、湖北劇場等輝煌壯麗的十大建筑，均被拆毀改建成不成體統的建筑；江漢大學的南北兩院、武漢高等商業專科學校、湖北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湖北外貿學校，都被開發商拆毀建小區。“趙××膽子大，什么都敢炸”的民謠，傳遍武漢市的大街小巷。我在調查中有不少人盼望政府歇歇氣，讓市民過幾天清靜日子；也有不少人嫌房價上漲太快，想讓政府降降價……還是一位老大爺明白事理：“你們說得倒輕巧，這無異于與虎謀皮呀！”

兄臺在信中想知道這些年在市區填湖、毀林、拆廠、拆校和郊區滅村占地搞房地產的面積究竟有多大，并擔心若干年后會無跡可考。我的研究對此雖有極大的關注，但力不從心啊，至今也沒有統計出這方面的具體數據，只能提供一些便捷的推算方法：可到圖書館找一份1985年以前的市區地圖和附近郊縣地圖，再找一份現在新出版的市區和郊縣地圖，兩相對照：一是將當年所建的大小工商企業區圈劃出來，按其分布的規模疊加量占原市區面積的大致比例計算出拆毀面積；二是將原有的湖泊、山林、公園、綠化用地疊加的總量占現市區面積的大致比重計算出拆毀面積。如果將工作做得更細致一些，還可以通過查閱檔案和走訪調查的辦法，將當年所建的各類企業一一登錄在案，標出廠區設計的占地面積或調查圈算的占地面積，疊加后的總和即是現在拆毀的面積。郊區和周邊縣市磚頭GDP的占地面積比較好計算，按公布的各區、縣行政區劃范圍內的面積總數，減去改革前居民生活的縣城的面積，再減去目前還未建房的空檔面積便是；或在現在的地圖上，劃出“開發”建房的覆蓋面積與未覆蓋面積的區間比例，便可以估算出占地面積。當然，按照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要求，這些推算和估算是遠遠不夠的。

土地、勞動場所、就業人數，資產規模，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家底，一筆糊涂賬可不成啊！至于兄臺信中提到的現在的一些出口創匯企業畸形發展的狀況和緣由，我也作過一些初步調研和思索。

出口創匯企業主要指內地的外向型企業、外資獨資企業和內外合資企業。其中內地外向型企業主要是個人、家族或合伙辦的手工或半機械的加工企業；合資企業主要是外資到內地并購的國營企業和經股份制改造后的外資控股企業；外資企業中除部分從國外轉移過來的污染型企業是真正是外商投資外，大多數是由國營企業轉化為私產后，去境外登記一個企業，然后再以這個空殼外企“買”下國內這個轉軌后的私企，搖身一變成為的“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這些企業的一個共同特征是利用我國廉價的資產、地皮、勞力、原材料和外貿補貼、退稅等優惠政策，為國外提供價廉特美的產品，為外匯管理局“創匯”。這種創匯現已占到全國GDP總量的70%，其中外資企業又占70%。這兩個70%說明我們不僅天天在給外國人提供免費午餐，還要我國給這些產品出口退稅，并給予大量的外貿補貼，便于讓外資每年順利地賺走2000億美元的利潤！目前全國這類企業不下200萬家，另外還有百萬家左右的個體作坊。其間除以十三跳著名的富士康規模較大以外，一般規模都不大。具體的企業數、從業人數和資產量，可到工商和商務部門或有關的行業協會去查征。

從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我兩次到東南沿海考察“外向型企業”布局：一次是從江西的南昌、鷹潭、上饒到武夷山、福州、蒲田、惠安、泉州、廈門、漳州、汕頭、陸海豐、惠州、河源，再一次是從江西的吉安到梅州、潮州、揭陽、汕尾、深圳、東莞、廣州、珠海、中山、江門、佛山、清遠、韶關、長沙，此前還專門到溫州、廣州等地的一些企業調研，一路上發現三條帶共性的東西：一是從福州到汕頭、深圳、東莞，這么遠的行程，都是散散落落的作坊、工廠和荒廢的土地，幾乎看不到莊稼，感覺非常凌亂，構不成什么章法和體統；二是工廠內大都是一排排手工作業臺，都是一些年輕的農民工密密麻麻地坐在臺前操作，都是一上手就會的活兒，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年齡銷大一些就要被辭退；三是廠區內的廠房、車間，大都是快餐式的建筑，板房板凳，所謂的“投資”，十年左右便會被消耗貽盡，根本沒有什么接收價值。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所謂的“市場換技術”，統統都是精英們用以掩蓋摧毀原工業體系的真實意圖的遮羞布。

從“國退民進”、“國退洋進”，到國營企業的全面陷落；從國企職工的全員下崗，到拆廠建房；從分田單干到毀村占地建房；從毀廠、毀村到潮水般流向“外向型企業廉價打工……似一股強大的引力，將過去拉動國家走向強盛的動力型產業變成了今天的消耗型產業：要么一心一意創造磚頭GDP，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環消耗中原地踏步；要么一心一意創造外貿GDP，以廉價的資源和勞力為外國人生產，供外國人消費，賺回美鈔后再回饋給外國人買廉價商品，在中國人生產，外國人消費的循環消耗中原地踏步。這就是資改派和無良精英們夢寐以求的“制度創新”！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讓中國在這樣循環消耗的原地踏步中積貧積弱，以利于列強的控制，以中國永世淪為帝國主義殖民的代價換取列強的庇護傘，實現他們改朝換代的政治訴求，洗白他們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帝國主義的功臣茍活在人間。

人民共和國前30年的創造和后30年的改制瓜分，是人類20世紀中葉以來最重大、最富有悲劇性意義的社會歷史事件。它從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踉蹌地走到今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這一步，不僅僅是資改派和無良精英要反思，社會各界都應該反思。譬如主流媒體，是按照戈培爾的“報紙的任務是要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達給人民，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的宗旨做宣傳工作，還是應該堅持在階級性統一于科學性的基礎上，以毛澤東同志闡明的實事求是，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戲說的實事求是做宣傳工作？又譬如每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怎樣在復雜的社會條件下實踐自己的誓言，發揮先鋒模范帶頭作用，而不是去發揮相反的帶頭作用？再譬如作為人民國家主體的工農兵群眾，在自己逐漸被邊緣化的同時，有沒有想過自身過多的忍讓和默認？

兄臺信中希望我能弄出一個較為準確的全國各地國企倒閉總數、被轉移的資產總數、下崗職工總數和拆遷占地總數等統計數字，以給歷史和后人一個交待。說心里話，我非常想完成這個任務，這畢竟是我們國家前30年最基本的家底呀，能永遠讓它是一筆糊涂賬？但靠一兩個人不成啊！就是我以上的各類推算和估算無限地接近于原狀，實際作用也不大。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的事業，只有工人階級自己站出來說話，才有劃時代的意義啊！為此我們可以學習延安時期的斗爭經驗，通過各地有識之士的倡導，自發地組成包括農民工、下崗職工、離退休職工在內的工人階級調研組，開展“三查三對比”活動，即查各地國企和大集體企業倒閉數，查各地下崗和提前退休職工人數，查各地城鄉毀房毀地搞“開發”的面積及資產損失數；對比“改開”前后企業職工的勞動生活、業余文化生活和家庭生活。（“改開”時間可按計劃經濟未遭破壞的1982年或延伸至1985年為界。）通過遍布全國每個角落的工人調研組，群策群力地摸清全國各地的真實家底，然后將這些數字匯集到全國工人調研指導小組的活動，讓工人階級自己去認識兩種經濟體制的實質，明確自己的歷史使命，在總結中求團結，從自在階級轉化為自為階級。與此同時，還可以用在這樣的活動中提煉出來的一些生動的教育材料，如三史（廠史、家史、個人成長史）的典型材料、各類職工工作和生活遭遇的典型材料，以及通鋼、寶棉、林鋼的工人階級與資改派作斗爭的典型事例，特別是洛陽工人階級聲援趙東民的集會斗爭的典型事例，教育全國人民，永遠銘記這段歷史。

文忠兄：我們生活在這個人生大波大折的時代，既是我們的不幸，也是我們的大幸。你在過去的年代里，一直是廠里的技術革新能手和勞動模范，在自己下崗后的艱難日子里，還關心黨的命運和祖國的未來，安慰和鼓勵兄弟姐妹們共渡難關。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博大胸襟和堅忍不拔的優秀品質。通過這么多年活生生的挫折和教訓，也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知識分子如果脫離人民大眾，不從人民群眾中吸取知識營養，除當“精蠅”、“叫獸”危害黨和人民之外，別無所長；知識分子只有同工農群眾相結合，自覺地投身“三大革命”的斗爭實踐，才能與人民、與社會產生共鳴，發出自己的光和熱。在這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變革的前夜，工人階級有千萬個鋼鐵漢，知識分子中也會有千萬個趙東民，讓我們聚集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與毛派社會主義的網絡尖兵匯合，為復興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同心共進吧！

順祝全家安好！

愚弟：斯藍上

201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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