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已經幾次要求企業家血管里多流些道德血液，最近更指出：“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民主法制的推進，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的進步。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文化建設特別是道德文化建設，同經濟發展相比仍然是一條短腿。舉例來說，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溫總理講到了當前我國存在的關鍵問題，其實對道德滑坡社會的議論已經有多年了，但情況至今并未有根本好轉，原因何在？　　

道德是個人對社會共同認可的行為準則的遵從，是在思想上對自身不符合社會共同利益的行為的自我控制。道德的血液不會自發從個人身體中產生，而是要通過教育學習和在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其最終的反映是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以，道德建設是社會中的一個根本的問題。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以GDP為評價準則；對企業和個人而言，強調利潤和賺錢，而不追究其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這樣做的結果，就造成了社會上一切向錢看的氛圍，金錢至上的觀點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大沖擊了社會道德底線甚至法律。特別是黨和政府自身管理松懈，有些成員在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影響下，走向了權錢交易、貪污受賄的途徑，更為社會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這樣從上到下，從政府到老百姓，都被金錢所俘獲，成了金錢的奴隸，整個社會陷入了個人私欲無限膨脹的狀態，從而帶動了社會整體的道德滑坡。這個分析也許簡單了些，但我認為這的確是產生當前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已經形成當前道德大滑坡的情況下，道德建設的任務就更其急迫和困難。不改變當前的大環境而祈求個人自己努力提高道德水準，這恐怕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道德滑坡問題，我認為關鍵在于：　　

第一，         要從嚴治黨，使黨能真正做到“三個代表”而不是只在口頭上喊口號。要切實執行和發揚我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其中特別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解放初期，黨的組織生活很正常，每月都有一次組織生活，在組織生活上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樣就使黨員處于組織的監督和黨員相互監督之下。這也是解放初期社會風氣良好的重要原因之一。現在黨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很多黨員特別是黨的負責領導都不過組織生活，即使過也是圖形式、走過場，根本不能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缺乏了組織和相互間的監督，在外部花花世界的誘惑下，走向墮落也就不奇怪了。在我們國家黨是領導核心，只要黨員能遵守黨章，起到黨員的作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能像毛澤東時代的干部那樣嚴格要求自己，那么，社會道德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第二，                          要從嚴治政，使政府成為真正的名副其實的“人民的”政府，而不是做官當老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最大的危險就是掌權者坐在人民的頭上做官當老爺，對人民的疾苦不聞不問。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提出要防止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后來又一再提出要反對官僚主義，防止政府走過去官場的老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原因之一也與此有關。當政府成立以后，它就在形式上和被統治的人民站在了對立面，如果不是密切聯系群眾，就一定會犯官僚主義的錯誤，嚴重的就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現在揭發出了不少事例不是證明了這一點嗎？所以，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政府真正成為人民的政府，是解決當前社會道德滑坡的又一關鍵問題。　　

第三，                          要加強教育，使正確的輿論與價值觀的宣傳能成為輿論陣地的主流。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賺錢，媒體也抹了良心，什么東西都可在電視報紙上宣揚，一些反映人性丑惡的言行成了媒體的主要內容。但奇怪得很，一些宣揚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正確觀點卻累遭排斥。例如，將舍己為人的行為說成是“違反人性”，反將自私自利的行為說成是人的正當行為；對社會上的拜金主義推波助瀾，對社會上的違反道德的二奶、三奶現象用“愛情”來美化，等等。這種宣傳輿論陣地的潛移默化，對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危害極大。這是在用軟刀子殺人，但這種情況至今尚無根本改變。　　

第四，                 要嚴肅法制，使法律真正起到懲惡揚善的作用。從目前的情況看，盡管我國的法制建設有了重大成就，但離法律作用的正常發揮還有不少距離。最大的問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仍然帶有較嚴重的人治色彩。法律是有階級性的，現在可怕的是一些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律觀念以“普世價值”的名義侵入了我們的法律之中，使法律成為維護有錢有權者的工具。這次藥家鑫故意殺人案中就暴露出了這種傾向。什么“激情殺人”、什么“業務尖子”等等怪論出臺，無非是想為他減輕罪責。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線，如果法律的最低底線都不能保證，社會道德又從何談起？　　

第五，                 要傳承我國的傳統美德和長期革命斗爭過程中形成的新的價值觀。中國是儒家傳統很深厚的國家，儒家的一系列優秀思想不僅維系了我們中華民族的長期存在，而且正在成為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影響著世界今后的走向。而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以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人道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如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個人的利益；對同志像春天一樣的溫暖，對工作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敵人像嚴冬一樣的冷酷無情，等等對醫治當前社會的道德滑坡是很有針對性的。如果我們能繼承和發揚我國的傳統美德和革命先烈的高貴品德與革命英雄主義，何愁新的優良道德風氣不會形成。　　

總之，我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與當今的社會道德滑坡是有關系的，不承認這一點不是唯物主義者。我以前曾說過：以激發人的私利貪欲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是不是人類發明的一種反人性的壞制度？是不是它倡導的逐利行為，導致了人性的扭曲，導致了人的獸性化？這個問題是值得思考的。但是我并不是要否定市場經濟改革，而是認為要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的先天不足和在它實行過程中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并盡力采取針對性的措施盡可能消除這些負面影響，而不是以市場經濟改革為借口，宣揚個人至上、私利第一的所謂“普世價值”。如果不這樣做，中國就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時代，廣大的勞動人民就會成為重新被剝削壓迫的奴隸，革命先烈們流出的鮮血將會付之東流。這顯然是大多數國人所不愿看到的。　　

溫家寶在上述講話中還指出：“要把加強同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和諧社會建設相適應的道德文化建設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要在全社會大力加強道德文化建設，形成講誠信、講責任、講良心的強大輿論氛圍。這不僅是維護正常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從根本上鏟除滋生唯利是圖、坑蒙拐騙、貪贓枉法等丑惡和腐敗行為的土壤。”我感到這是解決當前社會道德滑坡的唯一正確途徑。令人欣慰的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近幾年已經朝這個方向作了很多努力。我們有理由期望，溫家寶總理的上述要求將會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行動，我國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一定能開拓出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