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不實之詞掩蓋了《草木篇》（流沙河）事件的真相　　

——　譚興國　先生訪談錄之一　　

溫靖邦　　

有人說，《草木篇》事件是1957年那場席卷全國的大風暴的前奏，弄清了它的真相，對了解全國范圍內的情況大有幫助。我認同這種看法。　　

　譚興國　先生曾在《草地》（《四川文學》前身）、《四川文學》、《當代文壇》等刊物先后擔任編輯、評論組長、副主編，在《作家文匯》總編任上致仕，親身經歷了前三十年文學界的風風雨雨，說是知根知底應不為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學術研究之故赴美，在美國的大小圖書館泡了近二十年，接觸到了不少在國內無法接觸到的原始資料，對1957年前后的那場風雨有了更多的了解。鑒于近年來國內有關“反右”的研究總是無法走上正軌，甚至離真相越來越遠，我趁　譚興國　先生回國著書之機，登門拜訪，請他就切身經歷以及所掌握的一手資料，講一講四川文學界“反右”前后的一些真實情況。　譚興國　先生欣然允諾。遂以流沙河《草木篇》事件為線索，把我們帶進了那個一方面碧波萬里，一方面暗流涌動的時代。　　

為了便于刊發，我將　譚　先生的談話整理成若干章節，陸續發表。今天發表的這一部分，算是序言吧。　　

1957年，元旦剛過，《星星》詩刊創刊號登載流沙河散文詩《草木篇》，立即受到批評并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沉寂已久的四川文藝界喧鬧起來，連遠在北京，日理萬機的毛主席都被驚動，說話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從“早春天氣”鬧到“大鳴大放”，從“大鳴大放”鬧到“反右整風”。鬧來鬧去，鬧出一個 以石天河為首的“ 反黨集團”。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在上面得到《文匯報》的支持，據說“與全國范圍內章、羅聯盟起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作用”；在四川，除了《星星》詩刊的四個編輯外，還有《草地》、《成都日報》的編輯以及某些大專院校的教師和學生等“一群右派分子.”果真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從早春開始到秋末結束，《草木篇》事件，不僅是四川“反右派斗爭”的前哨戰，四川文藝界的重要內容，而且還是全國文藝界“反右”的一樁大事。若非如此，今天的流沙河僅靠當年那幾首小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這么大的名聲！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草木篇》“鮮花”重放，流沙河復出，成為當代文壇的耀眼明星，眾多媒體的追逐對象。該平反的已經平反昭雪，該改正的也都改正且得到重新妥善的安置。當年的當事人，有的已經作古，活下來的也都七老八十應當安度晚年了。一切都已成歷史，所有的恩恩怨怨似乎都應隨著春天的到來冰雪融化。然而，事情卻不像人們預想的那么簡單；各人的遭際不同，思想觀念不同，處事態度不同，有些“往事”會如煙飄散，有些“往事”卻“并不如煙”也不應“如煙”。　　

《草木篇》事件既然和共和國歷史上那場大戲聯系在一起，既然給一些人造成難以平復的傷痛，他們在回憶過去的時候，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的時候，理所當然地要提到它；而國際上某些不滿現政權的人，也常常以此作為總體戰略謀劃的材料。　　

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一篇較為全面、較為客觀地介紹和評說這件事的文字。當事人的記述和回憶值得重視，但它多半從自己的角度出發，有所選擇，有所回避，尤其是作家、詩人，富于想象，充滿激情，喜好夸張，容易片面甚至走樣；旁人的記述，如果不作全面的、認真的考察，受世俗左右，受感情牽連，管窺螽測，人云亦云，說好一切皆好，說壞一切都壞，也往往把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比如，今人談《草木篇》，總要和毛澤東當年的談話掛上鉤——而所談的內容則又完全不是事實。舉幾個例子：　　

例一、曉楓（黃澤榮）說：“省出版社楊干庭告訴我，‘曉楓，你知道不，你是欽定的右派。石天河、流沙河······和你被稱為 ‘七君子集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點了名的，省文聯黨委有紅頭文件’。” 曉楓當年是《成都日報》記者，他被劃為“右派”卷入《草木篇》事件是原因之一；但是所說“因為七君子集團”而被“欽定”右派，完全不是事實，是道聽途說。　　

例二、一個叫“天文地理 互動百科”的網站上對“流沙河”作了這樣的介紹：“因才識揚名，因清脫為人仰重，因謙虛而備受愛戴······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親自點名：‘借百花齊放之名，行死鼠亂拋之實’，在全國上下被批倒批臭。后連續接受多種‘勞動改造’（白天修路、鋸木頭，晚上遭批斗）累計20年，1979年被調回四川省文聯。”對《草木篇》和它的作者作什么樣的評價，各有各的看法，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但說“毛主席親自點名·······”純屬子虛烏有，張冠李戴。至于“連續接受多種‘勞動改造’······累計20年.”也過于籠統，夸大其詞。　　

互聯網上，有褒有貶，各說各話，不必當真；倒是一些正式的出版物或史書，一旦弄錯就太不 像話了。如：　　

例三、上世紀末，　韋　君宜老太太出版過一本《思痛錄》，反省一生經歷，還不回避自己做過的錯事，甚得好評，被稱為是“繼巴金《真話集》之后又一本說真話的書”；偏偏這本“說真話的書”在涉及流沙河時完全弄錯了。她談到“反右”時說：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面已經說了不少，說不勝說。想起一個最可笑　　

的詩人流沙河。他不曾對黨的方針或社會風氣有一句非議，只寫了一首情　　

詩。那詩我還馬虎記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當做醇酒一杯，我捧起　　

來吻到沉醉。詞句記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說戀愛中的熱吻，別　　

無他意。而這個詩人竟因此劃成右派。只能說，我們這里不準講戀愛，不　　

準說接吻，接吻就是資產階級右派行動。當時批判他的文章的確這么說，　　

說他黃色，荒淫無恥。但是，黃色何以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而且作為罪　　

行，作為撤職開除的罪狀？還是沒有理由。　　

（《思痛錄》，北京十月出版社1998年8月版59頁）　　

     韋太所說的這首詩可能是指與《草木篇》登在同一期《星星》創刊號上的《吻》，它是陜西的一個名叫“曰白”的人寫的，不是流沙河的作品。它和《草木篇》同時受到批判，是1957年一、二月間的事，不可能說是“右派行動”。韋老太年老生病，記憶有誤，可以理解；但《草木篇》事件她是應當記得的。因為，最早在期刊上傳遞毛主席對四川批判《草木篇》不滿的信息而為《草木篇》翻案的就是她主編的《文藝學習》雜志。毛三月講話，《文藝學習》四月就刊出孟凡《由對〈草木篇〉和〈吻〉的批評想到的》，點名道姓地對四川批評《草木篇》的文章提出了批評。六月號上又刊出《刺在哪里？》，內容相似。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反右開始，在《文藝學習》八月號登出沈澄文章《〈草木篇〉是一堂生動的政治課》，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草木篇》事件做了全面的總結，加了最嚴厲的罪名并且率先提出有一個“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集團”（四川的報刊還沒有來得及如此定性）。韋老太太把一場嚴肅的爭論化為玩笑，是太不應該了。　　

韋太連《吻》的詞句都還依稀記得，為什么偏偏忘了還有一個她曾為之辯護而后也是由她嚴辭判決的《草木篇》呢？據《思痛錄》的出版說明中言，那是她病中口述由別人記錄整理的。老太太一時糊涂，那么記錄整理者、編輯審稿者為什么都跟著糊涂了？這不是什么難于考證的事情，只要稍稍打聽一下就能解決的呀！為什么如此看重的一本書，經過若干人之手會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這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嗎？　　

 順便還要提到葉永烈的《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在談流沙河和《草木篇》的不長的文字里，多次把時間和事實弄錯。這里就不再列舉了。　　

那么，事實究竟是怎么樣的呢？《草木篇》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又是怎樣發展的呢？毛澤東主席究竟說了些什么，又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說的呢？歷史需要真相，讀者需要真相，活著或死去的當事者需要真相。判斷可以不同，真相卻只有一個；弄清真相才可以作出比較公允的判斷，也才能得到切實有益的教訓。　　

然而，弄清事實的真相，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需要掌握大量可靠的原始資料。當事人的記述很重要，但是記憶的誤差，認識的局限，得失的考慮，也往往容易只選擇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言論而將人引入歧路；旁人的記述，所謂旁觀者清，清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少一些利害得失的考慮；而旁觀者也有不清的時候，那就是“從眾”“媚俗”——說壞的時候就壞得沒有個底，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說好就好得不得了，頌歌齊鳴，皇帝的新衣。可見要弄清真相，不僅要占有真實可靠的材料，求真務實的態度、不為世俗左右的勇氣也是很重要的。《草木篇》事件過去還不久，一些當事人還健在，之所以出現這些不實的記載，原因在于除了某些當事人的片面記述，也有媒體的著意渲染和誤導。最新一個例子，是騰訊新聞（2010.7.28）刊載的《流沙河首度口述反右先聲“草木篇詩案”》。這個“首度口述”是怎么來的呢？如果是“事主”所說，那就是說明他不想讓人知道他過去說過些什么；如果是采訪者所加，就說明采訪者根本就不知他過去說了些什么。試想，因《草木篇》獲罪，也因《草木篇》出名，怎么可能等到今日才來“首度口述”呢？！事實是，從1957年1月報上批評《草木篇》始，“口述”便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次一次又一次，只是形式不同，每次的說法不同而已。如果把它們匯集起來，總有十萬字以上吧，套用當年（1957.5.16）《文匯報》記者采訪的標題《xxx談“草木篇”》，相信是一部很有意義而且很可讀的書。　　

流沙河在《鋸齒嚙痕錄》中說：“我有本領轉彎抹角地把謊話說成是實情，把邪說說成是真理，而不臉紅。”這篇“首度口述”算得上是最新的、有力的證明——通篇謊話！這里暫不一一列舉。　　

老子在《道經》中說：“至虛極，守靜篤。”這是探求真相、追求真理最基本的態度。所謂“至虛極”，就是不懷任何心機和成見，把自己“掏空”去面對每一個事實，理解每一個事實，走進每一個人的心靈。所謂“守靜篤”，就是排除利欲的引誘和外界的打擾，求得空明寧靜的心態，才不會扭曲事實的真相。　　

 “至虛極，守靜篤”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我們都是凡夫俗子，誰能沒有一點私心雜念；我們生活在一個物欲橫流的現實世界里，要排除外界的干擾又何等的困難。王蒙在他的長篇傳記里發出了這樣的感嘆：“世間有多少真相被埋在深不見底的地下，有形的東西還可能被千萬年后的古物發掘，無形的東西便永無再見天日之時，蓋棺也無法定論，只留下千古之謎，任人去猜。”（王蒙：《苦戀風波前后》）　　

但愿這個《草木篇》事件不致讓后人花大功夫去考證，不會成為千古之謎。　　

往事已矣！打開塵封的記憶，講述一個在今日年輕朋友看來已是“遙遠的故事”，是非成敗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從中吸取教訓。讓我們懂得一些“立身處世”之道吧！人都會犯錯誤，都會經受各種各樣的困頓和災難，在一切錯誤、困頓、災難面前，如何葆有做人的基本準則，也許才是最重要的事。這次事件的主角之一石天河在《逝川憶語--<星星>詩稿親歷記》中說：“既不因劃分為‘左派’‘右派’就分清了界限，也并不因他當時是‘右派’就一定是好人，他當時是‘左派’就一定壞。在那樣的運動中，人都是不由自主的，許多人都不免于作違心的事，說違心的話，那都是可原諒的。只有那些被運動泯滅了做人的基本善性和良知，瞞心昧己地誣加罪名去陷害朋友和同志的人，才是靈魂掉下了地獄的最可恥的一類，他們應該遭到歷史可恥柱上的唾罵。”這是他被推為“集團首領”，坐了二十二年大牢之后，所得到的一點人生感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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