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傳播學視野中的媒介理論變遷

作者：夏文蓉
單位：南京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

[摘要]：
內容摘要：發展傳播理論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圍繞傳播與社會發展問題興起的理論范式。由于全球大眾傳播領域的迅猛發展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發展傳播理論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理論范式的轉換和全球化的新發展視野，即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階段、60年代的依附理論階段、80年代以后的世界體系理論階段和全球化理論。本文通過對發展傳播理論中的媒介觀的變遷進行系統的梳理，重新審視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傳播視野中的大眾媒介的角色與功能，再認識的發展脈絡，并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內環境以及全球化的語境中，重新思考發展傳播理論對我國媒介理論構建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全球化

　　作為傳播學的主要分支領域之一，發展傳播學的提出是以美國學者勒納在1958年出版的《傳統社會的消失：中東的現代化》為標志的。發展傳播學一般被解釋為運用現代的和傳統的傳播技術，以促進和加強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過程。

　　發端于美國的發展傳播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播手段，有效地幫助改變貧窮落后的現狀，促進社會發展。在發展傳播學的傳統中，其理論焦點始終是大眾傳媒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由于20世紀下半葉全球傳播領域的迅猛發展，大眾傳播理論自身歷經巨變，發展傳播理論也在不斷變化和發展。發展傳播學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階段、60年代的依附理論階段、80年代以后的世界體系理論階段。90年代以來，全球化話語逐漸替代發展傳播學的話語體系，但發展傳播理論的中心議題未變，仍然是傳播與社會發展問題。圍繞傳播與社會發展的主題，不同歷史階段的主導理論分別展開了對大眾媒介角色與功能的探討。近年來，國內傳播研究正面臨著一個急迫的現實命題，即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如何定位大眾傳播媒介以及如何發揮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問題。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其實正是新形勢下的“傳播與社會發展”問題。

　　本文力圖通過對發展傳播理論中的媒介觀的變遷進行系統的梳理，審視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傳播視野中的大眾媒介的角色與功能，再認識發展傳播理論的發展脈絡，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內環境以及全球化的語境中，重新思考我國大眾媒介的角色構建。

一

　　發展傳播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現代化理論是主導范式。

　　美國學者丹尼爾•勒納1958年出版的《傳統社會的消逝——中東的現代化》一書不僅是現代化理論中的經典著作之一，在發展傳播研究中也堪稱經典。勒納在該書中全面系統地論述了他關于傳播與社會發展的理論框架。

　　勒納關于傳播與社會發展思想的理論前提是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視為對立的社會發展的兩端。他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介于兩者之間的社會形態則是過渡社會階段。而所謂現代化,就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演變、過渡的過程，這就是一種發展。在這一社會發展過程中,大眾傳播媒介是具有重要功能的參與者，對現代化進程具有重要的促進和推動作用。這是勒納對傳播與社會發展思想的基本論點。

　　勒納認為，傳播系統是整個社會系統變化的指針與動因。勒納通過多個國家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歸納出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三個方面能夠較好地綜合代表整個社會系統的參與指標。其中，文化指標具體體現為國民的識字率，政治指標可以體現為全國大選的投票參與率，社會經濟指標可以體現為都市化率。勒納又歸納出日報發行量、廣播聽眾數和電影院座位數三個指標以反映傳播系統。通過對社會系統與傳播系統指標的對比分析，勒納指出傳播系統與社會其他系統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

　　他認為，人類的傳播形態與社會形態以及社會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傳統社會的傳播形態的顯著特征就是口頭傳播占據社會傳播的主導地位。現代社會的社會傳播則更加依賴大眾傳播系統。雖然，只有很少的社會具有這兩種典型的傳播形態，大多數社會的主導性傳播形態仍處于這兩種傳播形態之間的過渡階段，但人類傳播形態的發展趨勢是從傳統社會的口頭傳播向現代社會的大眾傳播演變。

　　勒納認為現代化過程，就是城市化、教育和大眾傳播的普及以及公眾參與這四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統過程，一個因素的變化將會聯系并影響到其他因素的變化。

　　勒納認為，所謂口頭傳播、專制政體、文盲文化、農業生產、地域封閉和保守的心理狀態等等,是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隨著工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相對集中，社會逐漸邁向城市化；城市化帶來教育的普及；教育則為大眾傳播的發展準備了社會條件，使社會成員擁有了分享信息資源的能力；在城市化、教育和大眾傳播日益普及的基礎上，公眾逐漸獲得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條件和權利——上述四個要素相互作用，使得傳統社會逐漸趨向現代社會。勒納認為這一現代化模式對于所有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具有普適性，“世界各大洲所有正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都會重復出現……相同的模式。”他認為“沒有發達的大眾傳播體系，現代社會就不能有效地發揮功能”。[1]

　　勒納在探討了大眾傳播媒介對社會形態演變的重要作用的同時，還指出大眾媒介對人的現代化所起的作用。他認為，在發展的社會動力中，第一要素是能動的、接受變革的人組成的核心，第二要素是就是擴散關于社會能動性和變革的觀點和態度的大眾傳播媒介。人的現代化是社會現代化的基礎?，F代工業社會要求社會成員必須具有現代化的人格和價值觀。所謂現代化人格的基本特征是“能動的人格”，即開放進取，善于接受新鮮事物，關心社會公共事務，勇于嘗試自己未曾經歷過的新地位、新角色，獨立自信，有信心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個人理想等。勒納認為這是只有在現代社會才占有優勢的人的風格，其特點是工業化的、都市的、能讀會寫的和熱衷于參與的。而與傳統社會相適應的傳統人格則更多的表現出內在封閉性與惰性，這也是人們走出傳統、走向現代化的主要障礙。

　　勒納認為，西方社會中人的現代性是由地理流動和社會流動造成的，如農民進入城市,沿海人口向內地及邊疆遷徙以及開拓殖民地等，而當今發展中國家卻無需重復發達國家的歷史。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可以幫助人們突破地理限制，開闊視野，培養和發展現代人格?，F代大眾傳播無遠弗屆的觸角可以伸向窮鄉僻壤，向分布廣泛的社會成員傳遞新事物、新信息，推廣新觀念，倡導新的生活方式；可以通過大眾傳播累積性的傳播對社會成員進行潛移默化的熏陶，促使人們逐步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積極主動地投入社會變革，從而實現加速現代化進程的社會目標。

　　在勒納的視野中，大眾傳播媒介對現代化發展所具有的意義是多方面的。他認為，大眾傳播有助于社會整合和資源整合，有助于刺激消費需求和經濟發展，更有助于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傳播新的價值觀念和和新事物，等等。因此，他認為大眾傳媒是現代化發展的“奇妙的放大器”。

　　關于大眾傳媒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著名的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一書中提出了與勒納一致的觀點：“傳播事業的一個方面是新興國家特別關心的，這就是有效的傳播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所能作出的貢獻。……沒有充分和有效的傳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將不可避免地要推遲，并可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有了充分和有效的傳播，變革的過程就會順利一些，縮短一些?！盵2]施拉姆認為：“在為國家服務時，大眾傳播媒介是社會變革的代言者。它們所能幫助完成的是這一類社會變革：即向新的風俗行為、有的是向新的社會關系的過渡。在這一類行為變革的背后，必定存在著觀念、信仰、技術及社會規范的實質性變化?！盵3]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大眾傳媒能夠促進人本身的改變。

　　具體而言，施拉姆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國家發展中扮演著三重角色，即看守人角色、決策者角色、教育者角色。看守人角色是指媒介可以提供一些基礎性服務，如開闊人們的眼界；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問題和事物上；提高人們對社會的期望，樹立起民族追求，從而為發展創造氣候。

　　對于決策過程中的大眾傳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施拉姆認為其作用是間接的，這種間接作用主要體現在：“它們能夠向人際傳播渠道饋送信息；它們能夠授人以地位并強化規范；它們能夠擴大政策對話的范圍；它們能夠幫助人們培養情趣。在未形成牢固觀念的地方，或者在變革僅僅要求對現有觀念稍加引導的地方，它們可以直接產生效果。但是，在改變牢固信仰和行為方面，它們多半只能起幫助作用?！盵4]因此，大眾傳播的效果并不是萬能的，而是有邊界的。

　　扮演教育者角色的大眾傳播媒介對于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是可以對各類教育和培訓提供極大幫助；在缺乏教師、培訓人員的地方，媒介能夠承擔起大量的教學任務；而且，一旦人們學會了基本技能，媒介就能夠提供進一步學習的機會。

　　由此可見，施拉姆對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的看法，即通過發展大眾傳播媒介來推進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理論旨趣與勒納是一脈相承的。但兩者的觀點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施拉姆提出了大眾傳播媒介發揮作用的邊界問題。施拉姆承認：“有一些傳播任務是大眾傳播媒介可以高效完成的，而另外一些任務它們只能起協助完成的作用?！薄袄斫膺@條界限——媒介在何處可以獨自高效率地工作，在何處它們完成任務只是為了支援人際傳播——怎樣劃分，這是發展中國家在能夠最大限度享受到現代化傳播的好處之前，為了自己所必須學習的首要事情之一?！盵5]現代化理論對大眾傳播媒介的作用持十分樂觀的態度。這一現象與當時傳播研究領域內彌漫的對大眾傳播效果的悲觀觀點形成巨大反差。施拉姆則是在大眾傳播的宏觀影響與微觀效果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

　　總體上看，勒納、施拉姆等人認為，現代化過程中的大眾媒介作為一個積極角色充分發揮出其功能有賴于政府的政策推動，這包括宏觀的有利于大眾媒介發展的財稅政策的制定、微觀層面的有計劃的技能培訓以及設備的進口與生產。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大眾媒介的發展應主要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為樣板，移植西方國家的媒介發展經驗。顯然，早期的發展傳播理論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其基本價值取向的。在此基礎上，西方發達國家被視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他國家則按照對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的實現程度來衡量本國的發展水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意味著現代性對傳統性的全面否定以及文化的全面西化；同時，對傳播技術和文化移植力量的堅信表明，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目標必然是西方式的現代化，不同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路徑是相同的。

二

　　勒納、施拉姆等人的現代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勾畫了一幅令人鼓舞的用大眾傳播促進國家發展的藍圖，并且在實踐中被一些發展中國家奉為圭臬。但正是在實踐中，現代化理論的局限逐漸顯露，一些國家在現代化理論指導下所作的傳播實驗遭遇挫折。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西方發達國家傳播技術以及媒介文化的移植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有的甚至還產生了負面作用和消極后果。實踐表明，現代化理論的全盤西化取向表明勒納、施拉姆等西方學者未能超越其歷史局限。在此背景下，20世紀60年代，用以闡明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原因的依附理論在拉丁美洲等地區應運而生。

　　20世紀6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區的現代化實踐表明，現代化理論的強調經濟上的“增長第一”的發展戰略在這些地區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出現了經濟有增長、社會無發展的局面。作為社會現代化的標志之一，這些地區的大眾傳播的發展也并沒有實現預期的社會促進的目標。現代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非但未能帶來這些國家大眾傳播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反而造成不發達國家大眾傳播事業逐漸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庸，在傳播制度、資金、傳播技術、媒介內容等諸多方面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成為文化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依附理論對現代化理論僅僅從社會內部尋找問題的傾向進行了批評與修正。

　　早在二次大戰以后，羅爾•普雷維什(Raul Prebish)和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中的一些社會學家就開始反思拉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并提出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中心—邊緣”模式。他們提出世界經濟實際上分為兩極，即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其生產結構截然不同。他們認為，發達與不發達可以看作是單一、動態的經濟體系中相互關聯的過程。某些地區獲得發展，即那些被中心國家視為資本主義的技術首先滲透到的地區獲得發展，而其他地區即成為不發達國家?，F代社會中的欠發達是由于邊緣國家受制于中心國家相關的結構變化過程，而不是單方面由于同中心國家的關系而決定的。[6]依附理論認為，應從西方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控制與掠奪以及不發達國家對西方國家的依附關系角度出發來解釋不發達國家的主要發展障礙。

　　在方法論上，依附理論的特點是反對現代化理論的局部分折和社會內部分析，而提倡以國家為分析單元，在國際視野中進行分析。他們的基本假設是：首先，不應當單獨地分析社會發展，而應當從世界系統里考察問題，提倡一種整體的結構分析方法；第二，強調社會發展的外部原因而不是內部原因，外在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更重要。

　　就對“依附”的理解，依附理論的學者多斯桑托斯對“依附關系”給出的定義是：“我們把依附確定為一種歷史狀況，它造成了一種世界經濟結構。即有利于一些國家卻損害另外一些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構．并決定了這些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從而形成了它們的經濟―社會現實?！盵7]

　　依附理論是從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看待發展問題。它看到的正是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最直觀的現實，即欠發達的現實。其重點不是正面地回答“如何發展”問題，而是回答“為什么不發展”的問題。

　　依附理論的核心概念有兩組，即“中心”與“邊緣”、“依附”與“發達”。對于前者，繼羅爾•普雷維什之后，依附理論的激進代表弗蘭克用“都市－衛星”的模式來解釋發展中國家欠發達狀況的形成。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發達和非西方欠發達國家的欠發達，正是中心國與邊緣國政治經濟關系的產物。他認為，世界經濟體系中有兩個不同的體系，中心與邊緣之間構成了“都會一衛星”的連鎖。審視這種結構，他提出了有關發展與欠發達的三個假設，即：在世界性的“都會—衛星”結構內，各國關系密切，都會得以發展，而衛星國家只能低度發展，衛星國家依附于都會國家；在“都會—衛星”結構中，兩者關系淡化，衛星國家一旦減弱它們與中心都會的連接，它們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工業反而會快速發展；在“都會一衛星”結構中，今日最不發達的、最封建的地區，昔日它們與都會的關系最為密切。這些觀點深化了“中心――邊緣”的分析模式，并嘗試將依附理論的視角從國際視野擴展至國家內部。

　　依附理論學者在分析依附關系時多從多數以經濟為主，并把依附看作全球經濟區域極化的結果。[8]另一方面，依附理論也提供了一種歷史的觀點，有助于洞察發展中國家低度發展的歷史根源。但依附理論忽略了對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發展動力的分析，也缺少對各個國家具體情況的分析，忽略了各個國家依附性質和程度的不同以及國家內部力量的自主性及其潛能。更為重要的是依附理論未能提出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低度發展的實踐路徑。因此，依附理論在風靡了十幾年以后，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衰落，進而出現以卡多佐等人為代表的“新依附理論”。

　　區別于傳統依附理論將依附關系看作是一種經濟特征，新的依附理論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依附關系視為一種社會政治特征?？ǘ嘧粽J為，發展的問題不能僅僅局限于對經濟發展策略的討論，主要問題是群眾運動以及他們對自身利益的意識。在研究方法上，新依附理論更加強調“歷史－結構”的分析方法，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因素以及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所導致的依附特征和依附性質的差異。新依附理論還修正了依附與發展不相容的兩極論?？ǘ嘧粽J為，依附也是一個開放的過程，依附的發展是存在的。伊文思指出，依附的發展是一種新的形式，是以跨國資本、當地資本和民族資本這三者之間的聯盟為特征的，除了國際資本和民族資本的聯盟外，國家作為一個積極的伙伴也參與了這種聯盟。國家可以利用巨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威來調節和指導經濟發展。國家的介入還可以防止跨國資本的無限擴張，從而保護民族資本的成長。因此，在依附發展的新形式中，存在多種利益之間的合作與對抗關系。

　　依附理論視野中的發展中國家的大眾傳播的發展就是一種依附性發展。作為對發達國家存在嚴重經濟依附的表現與結果，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媒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傳播技術的依附。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的大眾傳播事業，必須引進西方發達的傳播技術，形成對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傳播技術的嚴重依賴。大量西方的傳播技術設備進口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并進而使發展中國家傳播媒介的技術標準也對發達國家進行移植。

　　第二，發展資金的依附。建立現代化的大眾傳播體系需要巨大的資金支持。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的大眾傳播事業，不得不在大眾傳播領域大量引進外資，建立合資或外資獨資的媒體機構。

　　第三，傳播制度的依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建設現代化的大眾傳播體系時，由于本國沒有可資借鑒的先例，只能簡單移植和抄襲西方的現代傳媒制度。對西方傳播技術的引進客觀上導致西方專業技術標準也隨之被引入，西方傳媒的管理體系和管理方法自然成為發展中國家學習和模仿的范本。外資的引進更是傳播制度依附的顯而易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傳播內容的依附。這主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硬件體系的建立在速度上快于傳播內容的建設。大量的大眾傳播設施快速建立起來之后，內容的匱乏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媒介面臨的普遍問題。以電視等電子媒介為例，為了支撐媒介的正常運營，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得不大量進口西方的電視節目，以填充媒介時段，從而形成西方文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大量輸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電視屏幕上充斥著從西方進口的質量低劣的電視產品。

　　第五，廣告的依附。由于采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技術、專業標準以及商業化的媒介體制，發展中國家的大眾媒介嚴重依賴廣告收入維持生存，但由于本國經濟的欠發達以及大量外國資本的進入，媒介不可避免地大量播出代表西方價值觀和消費觀念的外資廣告。對代表西方價值觀的廣告的依賴直接造成了媒介經濟對外國資本的依賴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在文化領域，這些廣告所宣揚的文化往往是與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目標相背離的，因此，必然對發展中國家的本國文化造成傷害。

　　在依附理論盛行時期，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的研究取向深受依附理論的影響，一些西方學者，如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拉美地區親自實驗，并展開對西方傳播邏輯觀念的批判。馬特拉本人在智利親身體會到媒介依附關系的各種表現，親眼見到智利遭遇迪斯尼文化的大量入侵，因此有了多夫曼（Ariel Dorfman）與阿芒•馬特拉的名作《如何解讀唐老鴨：迪斯尼卡通的帝國意識形態》。馬特拉在該書中通過對米老鼠與唐老鴨的解讀，指出米老鼠的小拳頭后面，支撐著它的正是帝國主義本質的文化價值觀。他們認為，迪斯尼卡通夾帶了一系列的意識形態主題，如：對金錢的執迷與非理性的消費沖動；“異國情調”的強調通常指向第三世界，并把那些地方當作財富源泉；歪曲反映第三世界國家形象；強調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的合法性，等等。[9]該書出版后，在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西方社會都產生了強烈的轟動效應，成為批判帝國主義文化的經典著作。

　　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媒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附現象所帶來的文化方面的后果是嚴重的。20世紀60年代“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等思潮的出現正是基于對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文化依附關系的思考。盡管學術界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解并不一致，但對大眾媒介在文化帝國主義形態中的角色卻有著共識。“媒介帝國主義可以是論述文化帝國主義的方式之一”，“一般提及的‘文化帝國主義’之過程，媒介占據了無以倫比的重要性”。[10] “媒介帝國主義”是“一個國家的傳媒軟硬件或其他主要傳播方式，單獨或整體地，不論在控制權或擁有權上，都被另一個國家制宰，在這個過程中對本地社會的文化，規范及價值觀帶來有害的影響”。[11]

　　正是基于對媒介重要性的認知，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對于重建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呼聲日益高漲，并于1980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出了名為《多種聲音，一個世界》的研究報告，產生了廣泛影響。

　　在依附理論的視野中，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媒介依附正是兩者政治經濟關系的反映，同時，媒介依附還將會加深已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依附關系。依附理論的重要性在于其正確指出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不發達狀況應負的責任，以及第三世界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要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賴的必由之路。

　　但是，依附理論的局限也是十分明顯的。正如英國學者湯林森所批評的那樣，對國際媒介關系的關注在很多時候被政治化了。盡管依附理論的研究十分重視媒介效果問題，但依附理論的研究大多沒有對媒介的實際受眾展開研究，主觀性的假設較多，實證性研究較少。

三

　　世界體系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主要由沃勒斯坦在依附理論的基礎上所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理論，是發展理論的第三階段，其目的在于彌補現代化理論和依附理論的不足。

　　沃勒斯坦在1974年創立的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對當代第三世界的認識，必須放在16世紀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環境中去理解。他認為，世界經濟是被多元政治結構所支解和整合后的生產結構，是極度不平等的，是一種有利于那些能夠在市場網絡中實現各種壟斷權的國家或地區的資本主義邏輯。世界從地理上一分為三：中心、半邊緣地帶和邊緣地帶，并由此形成世界分工，邊緣地帶服從于中心地帶的需要。

　　世界體系理論的視野已經不再局限于國家層面，而是以世界體系作為其分析單元，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從整體的發展過程中探討作為部分的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沃勒斯坦認為，如果把對世界的分析單元定義為國家，在理論上容易導致將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視為相似。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他認為，社會變遷是在一個特定的體系中發生的，這個體系就是世界體系。任何一個國家與社會都不是一個自足的社會體系，而是整個世界體系的一部分。

　　20世紀70年代以后許多傳播研究者對國際媒介關系的研究受到世界體系理論的深刻影響，一些當年的依附理論支持者后來紛紛發展自己的理論觀點，轉向世界體系理論，如阿芒•馬特拉、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等人。

　　阿芒•馬特拉從70年代開始把自己的理論工具結構歸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概念框架中。在參與國際傳播的理論實踐過程中，馬特拉針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國際傳播關系的實際，認為國際間所信息交流活動是不平等的。信息傳播網絡實際上是商品交換網絡的一部分，其實質是中心化、等級化以及媒介產品的所謂多元化。在現實的國際傳播關系中，這種傳播模式與世界經濟模式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即信息傳播的流向是從中心國向邊緣國滲透，并進而導致邊緣國家對中心國在政治經濟領域的嚴重依賴。這種依賴關系不僅體現在信息由中心國向邊緣國的單向流動，而且體現在即使是事關邊緣國自身的信息，也會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由中心國傳播至邊緣國。更重要的是傳播的依賴既是政治依賴的表現，又會反過來加深政治依賴。因此，馬特拉的傳播研究十分強調政治經濟學分析和對媒介文本的意識形態分析兩者的結合。[12]其中，對社會政治背景的考慮是理解媒介關系的關鍵因素。這種社會政治維度的批判研究在世界體系理論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

　　赫伯特•席勒的傳播研究在世界體系理論中影響深遠。其著名論文《跨國媒介與國家發展》援用世界體系理論，揭示了以全球為運作范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西方發達的“中心”國家支配了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的分配，而發展中國家則在經濟、科技、戰略或政治權力等方面都與掌握了控制權的中心國家距離遙遠，處在“邊緣”位置。席勒認為，發達國家實際上控制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路線。在媒介領域，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媒介依附關系，正是反映了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的本質。其中，跨國公司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它們代表了這一體系最為重要的單位。在席勒的觀點中，跨國公司象征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巔峰，并決定著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席勒認為跨國媒介公司的運作正是契合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轉邏輯，并在意識形態上支持現代世界體系的核心，即跨國公司。席勒的研究意在揭示資本主義跨國媒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操縱本質。跨國媒介公司除了在意識形態方面操縱著發展中國家媒介，在經濟方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其需要，必須日復一日地贏取更多市場，尋找更大的剝削領域，跨國媒介公司便成為資本財團的行銷利器，用以操縱受眾，并使他們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財富的消費者。[13]席勒還勾勒出資本主義的擴散過程以及資本主義為達此目的所采用的傳播策略及其變化。他這些政治經濟批評的焦點，大多是從全球政治經濟與傳播的角度來探究國家發展問題，被認為是一種“媒介帝國主義”的論點。席勒的研究與觀點的充滿了對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批判色彩，并且堅持媒介在當代資本主義文化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對現有政治經濟體系的支撐功能。

　　世界體系理論與依附理論之間具有許多共同之處。兩者都強調整體性分析，強調要把整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而不能把各個社會和國家看成是孤立的；不同類型和發展狀態的國家，并不是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是同處于資本主義時代；目前的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是整體造成的，中心國家、半邊緣國家、邊緣國家之間的等級差距，不會消失，反而會進一步加大。兩者都注重結構力量的傳播分析，以外因為中心揭示國際傳播的結構，認為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衡的世界經濟結構，正是在傳播媒介與文化工業的協助下才得以維系。

　　盡管如此，二者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不同之處。這首先表現在依附理論支持者所強調的依附關系是單向的，而世界體系理論則認為依附是雙向的。處于邊緣位置的發展中國家媒介固然因其欠發達而對中心國家形成依賴，但處于世界體系中心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媒介公司同樣要依賴于邊緣國家媒介的不發達狀況而贏得自身的發展。其次，世界體系理論有別于依附理論的靜止論，認為世界體系是一個變動著的體系，并指出，欠發達國家發展的意義主要在于如何改變自身在世界體系中的結構位置。世界體系論者一直堅持政治經濟學的宏觀分析視角。1985年，席勒發表論文《電子信息流通：全球支配的新基礎？——跨國公司的企業結構與信息買賣》，對電子信息時代的媒體仍然堅持運用宏觀、整體的分析方法對新的傳播技術環境下的全球媒介支配進行了批判。

　　以赫伯特•席勒為代表的關于“媒介帝國主義”的理論，從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出發，將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不平衡的國際信息傳播秩序以及發展中國家大眾傳播受到發達國家操縱的現象均歸結為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堅持政治經濟分析的優先性”[14]的做法也受到諸多傳播研究者的批評。一些研究者認為，僅僅依賴政治經濟分析是無法真正把握“文化支配”的特殊性的，西方媒介產品是否對發展中國家具有操縱性效果還有待更具體的文化面向的研究。應該研究的是人們究竟如何體驗資本主義文化？荷載著資本主義文化的媒介文本是怎樣被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接受者闡釋的？對媒介帝國主義過程的政治經濟分析如何才能貼近媒介在文化方面的內涵？[15]

　　席勒等人對媒介帝國主義的研究暗含了一種媒介中心論的觀點，即媒介是文化過程的核心。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著名學者霍爾認為，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20世紀，媒介在文化領域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與關鍵性的領導地位。大眾媒介的巨大影響無所不在，使得其他傳統的社會傳播工具日益邊緣化。大眾媒介幾乎成為人們保持對一個社會的“整體感覺”，感受社會聯系的主要渠道。另外，大眾媒介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科技——經濟及社會過程緊密相關，媒介雖然無法代替人們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生存經驗，但媒介提供了一個幫助人們理解這個世界并將各種生存經驗組織起來的渠道。在這一意義上，媒介統領了當代人的經驗，因而被賦予了文化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在霍爾的觀點中，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媒介在當代社會中扮演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統領的功能。但另一方面，霍爾開創了從媒介文本與受眾關系的路徑，提出了受眾的主動性問題。運用這種方法具體分析西方文化產品對發展中國家影響，許多研究并未證實西方化的大眾媒介對它所觸及的文化產生直接的和操縱性的結果。這些研究揭示出受眾接受外來文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眾是積極的，甚至會參與到對意義的建構中，他們固有的文化價值觀對外來文化的操縱意圖具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席勒等人的政治經濟結構研究的單一視角顯然未能深入考慮媒介與社會、與個人的具體互動關系。對席勒的整體論觀點的批評也由此產生。

四

　　從現代化理論到世界體系理論，圍繞傳播與國家發展的主題，不同理論的觀點盡管觀點不同，但思考的維度卻是一致的?，F代化理論作為一種“內因論”，向發展中國家社會內部尋求社會發展的路徑，大眾媒介被認為是促進現代人格形成的利器，在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大力發展現代傳播事業是必然選擇。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作為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性理論則強調社會外部因素對欠發達國家發展過程的影響。兩者均強調發展中國家大眾媒介的發展因其依附性發展的特征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體現，并導致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更深依附以及后者對前者的媒介帝國主義的過程，不論現代化理論與依附理論或世界體系理論對媒介促進國家發展的作用的看法有怎樣的對立，經過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發展傳播理論對媒介在當代社會中重要性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媒介中心。

　　進入90年代，英國學者湯林森對從現代化理論到世界體系理論都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并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對媒介在當代文化結構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五六十年代的現代化理論或是后來的世界體系理論，都是各自時代的產物。而當今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其基本特征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文化經驗’延伸到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16]

　　湯林森認為，全球化這一概念指涉的是全球各地域的相互關聯與相互依賴。在全球化背景中，文化的同質化成為趨勢，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將讓位于文化的全球化。這一晚期現代性景觀正是當代人的文化宿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人們的生活經驗必然是地方的（local），但這種地方性經驗又是日復一日地由全球化的種種過程所塑造的。就媒介在當代文化過程中的角色而言，盡管湯林森依然承認媒介在當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但又反對將媒介視為當代文化的中心，否定了大眾媒介對當代文化的決定性作用。同樣，在國際傳播層面上，湯林森則強調多元文化價值觀，否定了媒介帝國主義論者所宣稱的發達國家擁有媒介霸權而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支配過程的存在。他對地域性文化在國際信息交流中的積極性于能動性給予了高度重視。實際上，湯林森的媒介觀是否認了不均衡的政治經濟關系對文化的決定性影響，并抹殺了不同社會的文化落差。湯林森的觀點被稱為“全球性文化宿命論”，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媒介觀。盡管全球化范式并未循著發展傳播理論的路徑，其理論觀點已經在實際上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對傳播與社會發展的主題的新見解。當然，湯林森的全球化觀點同樣受到赫伯特•席勒以及阿芒•馬特拉等人的反駁。他們認為所謂全球化過程并未改變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文化入侵與文化支配的事實，相反，這種文化支配有進一步加深為全球性文化支配的趨勢。這是發展傳播理論面對全球化過程表現出了理論堅持。

　　綜觀從現代化理論到全球化理論中媒介觀，是一個關于媒介的視野逐漸打開的過程，即由國家內部轉變至國際視野再轉向全球視野。發展傳播學的每一階段主導范式都打上了深深的時代政治經濟特征的印記。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發展中國家的逐漸成長與美國實力、地位的相對下降，以及隨著以多媒體技術為標志的新技術時代的即將來臨，‘發展’己被賦予了全新的涵義。打上了深深歷史印記的‘發展傳播’，終于走到了它的盡頭?！盵17]對發展傳播理論作全面的梳理與分析之后，不難發現得出這一結論還為時過早。

　　由于理論所處的時代的局限，發展傳播理論在不同階段所提出的一些具體觀點無疑已經不能適合當代的傳播實踐，但從發展傳播理論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發展傳播理論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即“傳播與國家發展問題”卻仍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制定傳播政策時必須考慮的核心問題。雖然發展傳播理論產生的最初歷史語境已經幾經轉換，全球化成為當代傳播發展的新的社會環境，關于“發展”的觀念也注入了新的內涵，從注重單純的經濟發展向注重“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轉變，但發展的主題未變，媒介在發展中的重要性地位不僅未變且有日益加強的趨勢。因此，發展傳播理論的媒介研究視角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就我國的社會發展進程而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理念的提出，表明我們仍然處在現代化的階段性發展過程中?！叭娼ㄔO小康社會” 即全面建設一個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更全面的、發展比較均衡的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可以理解為不僅是物質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的目標, 而且包括了文化建設、社會綜合發展的目標, 是國家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結構轉型的時期。其實質是為我國在本世紀中葉進入現代化社會在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做全面的建設準備。作為我國進入現代化社會的過渡階段,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著明顯的中國特色；同時，作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也必然會面臨一般現代化進程中會出現的問題。既然如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大眾傳媒的角色與功能問題就需要回歸到“傳播與社會發展”這一發展傳播的主題下并結合中國具體國情以及全球化語境來深入地探討。因此，發展傳播的理論范式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過程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參照意義。

[注釋]
[1]L.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East. Free Press, 1958.
[2][美]韋爾伯•施拉姆：《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金燕寧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前言。
[3]同上，第121頁。
[4]同上，第147頁。
[5]同上，第131、132頁。
[6]參見P•歐曼、G•韋格納拉加：《戰后發展理論》，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
[7]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頁。
[8]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9] [英]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頁。
[10] [英]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6頁。
[11]李少南：《國際傳播》，臺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4年版，第171頁。
[12] [法]阿芒•馬拉特：《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陳衛星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頁。
[13]同上，第75、76頁。
[14][英]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頁。
[15]同上，第79、80頁。
[16]同上，第330頁。
[17]支庭榮：《由盛轉衰的發展傳播學》，《新聞大學》1996年冬季號，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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