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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應該存在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據說是伏爾泰的“名言”。這句話流傳如此之廣，甚至在伏爾泰的祖國法國也被奉為“至理名言”！正是在這句“名言”的掩飾下，法國近年來一些離經叛道的話、一些驚世駭俗的話、特別是一些排外、仇外、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話，都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在電視、電臺、講座、沙龍、報刊上風行無阻。似乎在“誓死捍衛說話權利”的旗號下，一切都可以被允許！言論享有“絕對自由”的權利。然而這只是一種“幻覺”而已。絕對自由的言論是不存在的，也不應該存在，正如伏爾泰的這句“名言”亦僅僅是一個誤傳而已！伏爾泰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思想。
最早提出這句“名言”的，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于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后來又在另一本書《書信中的伏爾泰》中再次引用。但此后霍爾明確表示，她“綜述”了伏爾泰的思想。她的依據是“愛爾維修事件”。伏爾泰并不喜歡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所寫的《論精神》一書，稱之為“一堆毫無條理的思想”；但當這位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的書出版后倍受教會和當局攻擊之時，伏爾泰又為之辯護。于是霍爾在評論這件事時寫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從此便成了他的一貫態度。”，她“錯誤”地將這句她自己的評語加上了“引號”，結果使后人以為這是轉引自伏爾泰本人的話。霍爾自己后來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認是她“誤”將這句話放在引號內而導致讀者誤解的。她在信中寫道：“您在我的著作《書信中的伏爾泰》中讀到的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是我本人的話，我不應將它用引號引起來。我無意中犯下的錯誤誤導了您，使您以為這是伏爾泰的一句話。請接受我的道歉。”霍爾的這封信后來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日內瓦伏爾泰博物館館長夏爾·維爾茲曾在1994年在一次電視采訪中重提這件事，以證明伏爾泰確實從來沒有說過、寫過這句“名言”。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題為《法蘭西名言錄》的書中再次提及這句話。書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國的猶太翻譯家諾爾貝爾·古特曼。古特曼在書中寫道，這句話是伏爾泰在寫給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現的：“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夠繼續寫文章。”問題是，盡管這封信確實在歷史上實有其事，但在伏爾泰的原信中卻并沒有這樣一句話，甚至連這樣的意思也沒有。
法國最近之所以出現對伏爾泰的質疑，是因為這句“名言”近來成為法國許多極右言論、特別是排外、仇外、種族主義等言論的擋箭牌。一些過去不能說的話，今天卻在這句“名言”的掩飾下紛紛出籠，沖擊并影響著法國社會向極右方向急轉。如著名電視記者艾利克·齊姆爾最近就公開表示一個企業主“有權”讓職業介紹所不要推薦黑人和阿拉伯人。好幾家人權組織聯名起訴齊姆爾“種族歧視”。齊姆爾的“粉絲”們正是以伏爾泰的這句“名言”來為其辯護。巴黎極右翼國民陣線新任主席瑪麗娜·勒龐（前主席讓—瑪麗·勒龐的女兒）就是在這種思潮的簇擁下，在民意測驗中得分節節高升，甚至大大超越現任總統薩科齊……正是這股思潮引起的政治動向，導致法國對“絕對言論自由”的反思甚至“反動”，并連帶出現對伏爾泰這句“名言”起源的追究、質疑和否定。
最新的導火索，就是剛剛出版并引起廣泛爭議的一本僅三十來頁的小書：《勒龐萬歲》，作者是“記者無國界組織”前主席羅貝爾·梅納爾。此書已經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梅納爾應邀到各大媒體，都會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論。在法國FranceInter電臺與主持人帕斯卡爾·巴斯卡、在法國收視率相當高的有線四臺“大報”專題節目中與政論家讓—米歇爾·阿帕蒂等，梅納爾都與之產生尖銳的詞語交鋒。特別是后者，阿帕蒂與梅納爾的“對嗆”是這一爭論最為典型的縮影。
阿帕蒂在評論這本書時說，你這本書用“勒龐萬歲”為題目就是為了爭奪眼球，你其實并不支持極右政黨國民陣線主席勒龐，而是認為“極右派思想在法國政治辯論中應該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說，不管極右翼說什么垃圾，都有權表述出來。“這使我想起與國民陣線一名成員讓-伊夫·勒加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談話。勒加魯當時手中揮舞著一枝筆，畫了一張奧斯維辛集中營煤氣爐的圖解，聲稱煤氣爐殺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二戰中數百萬猶太人被毒死也是不可能的。對這種令人極其厭惡的言論，我要高呼：‘蓋索法萬歲’！”
梅納爾則反駁說，除了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外，任何事物都有權被表述、被說出來、被發表出來。歷史應該由歷史學家來討論和論證，而不是由法律來界定。也就是說，在梅納爾看來，“誓死捍衛說話權利”甚至超越了法律本身，難怪巴斯卡質問梅納爾“是否還要否定法律”。“誓死捍衛說話權利”的“名言”，關鍵恰恰在于將言論自由絕對化。實際上言論自由在世界各國都是有界線的，這個界線就是法律。在法國有阿帕蒂所提到的“蓋索法”，此外還有“亞美尼亞種族屠殺法”以及“布雷凡納法”，這些法律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法律限制。齊姆爾的話最后被判有罪，根據就是這些法律。如果沒有這些法律對言論自由的界定，那么這個世界很快就會變成種族仇視和沖突的場所。甚至就是“伏爾泰分子”也承認，言論自由不包括“主張暴力和煽動對個人的仇恨”的自由。問題是，以言論自由為由攻擊另一個種族、另一種文化以及所有與自己不同的文明，難道就是應該容忍的嗎？由此可窺，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應該存在。你甚至可以批評法律本身，甚至可以認為這是“惡法”。但當法律仍然有效時，你的言論卻不能違反法律。任何人言論一旦違法，法律就必將制裁。任何國家都無例外。
事實上，伏爾泰本人也從來沒有“誓死捍衛”過他人的發言權利。法國研究伏爾泰的專家們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伏爾泰非常討厭巴黎《文學年代》刊物創始人艾利·弗雷龍。此君文字尖刻，常常攻擊當時的文學家和哲學家。伏爾泰對其一直難以忍受，甚至專門寫了一出諷刺劇來挖苦他。該劇如此之刻薄，以至于前來觀劇的弗雷龍夫人當場被氣暈。伏爾泰的朋友們最終動用他們在政府的關系，多方攻擊弗雷龍，甚至一度將其投入巴士底獄。最后弗雷龍的老板、伏爾泰的朋友拉莫永—馬雷謝爾伯決定解雇弗雷龍并讓《文學年代》停刊，伏爾泰這時卻并沒有“誓死捍衛”弗雷龍說話的權利……
最令我困惑的是，盡管法國人絕大多數都不清楚這句話并不是伏爾泰說的，但只要有心，查一查百科全書，甚至上網查一下維基，都能夠立即明白事實真情。但我吃驚地發現維基法文版和其他語種的版本都清楚說明了這一歷史誤會的因緣，但“自由的百科全書”維基中文版里卻繼續將其作為一個事實來介紹，只是“另有一種說法”認為不是伏爾泰的話而已。有人在故意誤導中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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