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要始終保持自己的先進性　　

----四論蘇共亡黨亡國　　

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政黨。建設共產主義事業，有賴于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政黨。作為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建設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共，在歷史上曾經是非常先進非常有力量的。但在執政74年后，作為一個擁有90余年黨史、擁有2000萬黨員，曾經領導蘇聯人民戰勝德日意法西斯的大國政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灰飛煙滅。為什么會這樣？最關鍵的原因，是蘇共墮落成為官僚主義、既得利益集團的政黨，徹底喪失了黨的先進性。　　

先是教條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后是奉行“西化教條主義”，蘇共失去了思想路線上的先進性。共產黨之所以先進，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也因為共產黨擁有最強大、最進步思想武器——馬克思主義。蘇共，是世界第一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政黨，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是蘇共偉大的歷史貢獻。但蘇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逐步淪落到教條主義的泥沼。由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共把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當成唯一的正宗，神圣化、正統化，不允許其他國家對這種體制有什么不同的意見，從而把生機勃勃、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凝固不變、僵死的教條主義，缺乏真正的理論創新。蘇聯后期，曾任戈爾巴喬夫辦公室主任的博爾金說：“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思想違背時代的要求，長久以來并不無成效地把它當成一種教條，他們堅持認為經典作家的思想是完美無缺的”，“我們的思想意識形態不允許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 僵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及時準確地反映變化了實際情況，不能對人民群眾關注的實際問題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理論就會失去對群眾的號召力和吸引力。蘇共從表面上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拋棄了馬列主義，從理論精髓上不是堅持而是背叛了馬列主義。　　

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蘇聯黨和國家積累的體制弊端越來越多，已經嚴重影響經濟政治的正常運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都先后提出改革。社會主義也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需要改革，需要進一步發展，這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既沒有深刻認識蘇聯的體制弊端，也沒有周密的改革步驟，僅僅是細枝末節的修修補補，淺嘗輒止。戈爾巴喬夫是打著改革的旗幟上臺的。他上臺后不久，就提出了“改革和新思維”。戈爾巴喬夫以改革為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是“精神壟斷”，取消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樣從極端的教條主義走到了另外的一個極端——“取消主義”，把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當作普世價值來頂禮膜拜，犯了“西化教條主義”的錯誤。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就破壞了自身發展的思想基礎，瓦解了人民群眾凝聚的社會價值體系，引起了思想和社會的動亂。在歷史上，蘇共長期教條化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 后來又拋棄馬列主義，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頂禮膜拜沒，兩種教條主義的盛行，使蘇共的思想路線發生了重大錯誤，失去了正確指引社會前進方向的能力。　　

先是把“共產主義”作為觸手可及的目標，后來又放棄社會主義奮斗的理想目標，蘇共失去了綱領路線的先進性。綱領路線，是一個政黨是否先進的重要標志。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任何政黨都要有根本的途徑實現政治理想和奮斗目標，制訂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建設共產主義是宏偉壯麗的事業，也是艱苦漫長的過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蘇聯沒有很好地處理現實和遠大理想的關系，把共產主義當成觸手可及的東西。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曾經讓蘇聯人民熱血沸騰、信心倍增。為早日實現“共產主義”，趕超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蘇聯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單一的公有制，以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為代價優先發展重工業、國防工業，搞高投資、高積累的發展模式，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長期以來，人民群眾的生活生活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心理反差也就越大。二戰后期，蘇聯紅軍士兵走出國門，見識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花花世界”，感受到了西方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少紅軍士兵認為“再也沒有比自己國家糟糕的生活”，開始產生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危機。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先后提出了 “發達社會主義”、“1980年實現共產主義”等口號。而實際情況是黨風不正、政治腐敗，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進一步加劇社會的信仰危機。再加之，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全民國家”、勃列日涅夫提出“人類歷史新的共同體”等錯誤的論斷，嚴重違背了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階段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的基本論斷。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搞“改革與新思維”，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黨的奮斗目標，從而走上了錯誤改革的邪路。　　

在和平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將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最主要的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來說，要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必須使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絕大多數人要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受惠。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由于綱領上的失誤,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長期沒有得到提高。人民群眾并沒有從蘇聯國防和國力的強大中獲得好處，而是與西方國家人民生活的差距越來越大，導致心理上的嚴重失衡。研究表明，當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停滯時，其國內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內就會出現變化，人們容忍甚至會喜歡上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比較，失去優勢，失去了感召力和吸引力。蘇聯民眾自然對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的領導產生了懷疑和否定，從而希望通過改革過上西方人一樣富裕的生活。　　

毛主席說：“路線是綱，綱舉目張”，又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蘇共提出的綱領路線，要么是急于實現“共產主義”嚴重“過左”；要么搞什么“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放棄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嚴重 “過右”，總是偏離正確的航向，社會主義走向歧途，事業夭折，在所難免。　　

高度集權、高度專制的政治體制，民主嚴重缺失，蘇共逐步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失去了組織上的先進性。列寧十分注意黨內民主建設，貫徹民主集中制非常徹底。在列寧時期黨內民主風氣很盛、黨的事務非常透明，普通黨員的權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列寧與世長辭以后，斯大林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高度專制的政治體制，嚴重缺乏民主。在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又發動“肅反”運動，用專政的手段和辦法，對付有不同意見、影響自己鞏固權位的同志，使蘇共元氣大傷。在斯大林高壓的政治環境下，蘇共黨內噤若寒蟬，只能是三緘其口、山呼萬歲。由于缺乏民主，普遍通行的是任命委派制、職務終身制。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被高度集權和領導人獨斷專制、一言堂所取代，黨內民主被虛化，黨員的自由民主權利根本得不到保障，黨員與基層干部離心離德，而普通民眾更是難以心悅誠服、自覺自愿地服從黨的領導。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監督機制不起作用，本來是普通黨員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倒置為上級對下面的監督，而黨外監督更是不可能。再由于高度集中的決策體制，長期以來蘇共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力運作長期缺位，形成對黨和國家事務的大包大攬。這樣表面上看來風光無限，實際上不是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而是銷蝕了黨的力量。黨政不分，同時又加重了黨不管黨的現象，削弱了黨的自身建設。人民的公仆不是由人民群眾民主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機關任命委派。這樣就逐漸形成了一個脫離人民、高高在上、安享特權的官僚集團。　　

蘇共執政七十余年，始終沒有確立起在黨在國家生活中的政治權威。后來由于腐敗嚴重，蘇共更是喪失了感召力和凝聚力，到最后只有靠強制力量了維護統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政黨。社會主義必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使人民群眾獲得更加廣泛、更加真實的民主權利。但由于蘇聯體制機制弊端，蘇聯民眾甚至不能享受到在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權利的。虛偽、不真實的資產階級民主，反而成為攻擊社會主義的王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曾經說：“與蘇聯在意識形式上進行斗爭，我們手中握有王牌。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在全世界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雖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理。”　　

由于自身建設、組織結構、組織功能、活動機制和活動方式，沒有做到規范化、科學化和制度化，蘇共從“革命黨”成功轉化為“執政黨”，遠沒有成為一個現代化的政黨。同時也由于在政治原則上，背離社會主義的要求和目標，蘇共日益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逐步喪失了組織先進性。 　　

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盛行，蘇共失去了作風上的先進性。縱觀歷史，蘇共黨風之壞，一是主觀主義思想嚴重，不做調查研究，不去聯系群眾，而只是密切聯系領導和上級，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盛行，黨的先鋒作用衰退；二是個人私欲嚴重，貪圖享受的自私自利主義嚴重盛行。不少人將入黨和參加黨的工作看作個人升官發財的跳板和重要條件，一些攫取個人權益的投機分子混進黨內，占據了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并逐漸形成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　　

革命尚未成功之時，蘇共確如自己所宣傳的那樣，除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外，沒有一點兒自身的私利。十月革命勝利后，內有敵對勢力的反撲，外有帝國主義的封鎖，形勢非常緊張，物資極度匱乏。當時擔任糧食人民委員(糧食部長)的瞿魯巴在一次人民委員會議上因饑餓而暈倒。在饑荒時期，他擁有調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從沒有截留過一粒糧食。他的崇高品質為大家所動容，列寧親自倡議為病弱的國家機關人員設立“療養食堂”。這樣做，是在饑荒年代保障黨和國家領導人員承受超負荷工作重壓的必要措施，也得到了廣大人民的理解。但是，蘇聯經濟形勢好轉后，“療養食堂”并沒有取消，反而逐漸演變為蘇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再后來，特殊待遇慢慢蛻變為特權，一種根據級別不同而待遇不同的特權，并向社會的其他階層保密。由此，不但導致黨內“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識，而且逐漸把黨和人民隔離開來。　　

 斯大林時期，蘇共又專門為中央機關干部設立了一套特權制度，其中包括：給負責干部發放相當于工資一二倍的“錢袋”(類似于“紅包”)；在克里姆林宮設立“醫療餐廳”，中央干部可以在里面購買物美價廉的商品，供全家享用；為中央干部設立特殊的醫療條件；建立療養院，供中央干部免費休養。上行下效，逐漸地，蘇共干部開始演化為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 
     赫魯曉夫當政時，他已經看到斯大林時期一些弊端，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他把這些弊端歸罪于斯大林個人的品質，也僅僅是取消了“紅包”。盡管如此，他仍受到利益被削弱的蘇共高官的反對，加之其他失誤，蘇共內部對他進行了“倒閣運動”。只反個人，不反制度，最終自己也成為制度的犧牲品，這是赫魯曉夫悲劇的原因，也是未能防止蘇共干部繼續滑向利益特殊化泥潭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內部已經形成一個明顯的官僚特權階層。勃列日涅夫與中央部門和地方干部之間，在保持穩定的口號下和維護各自權力利益的基礎上形成某種“社會契約”關系：勃列日涅夫允許這些干部擁有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取得他們對自己的支持；后者需要勃列日涅夫這樣“愛護干部”的領袖在臺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于是，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穩定改革的保護下，這些干部成為各部門、各地方的“領主”，他們下面又有若干級的“小領主”，他們和他們周圍的人形成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觀念、特殊生活方式的、同群眾越來越疏遠的社會集團——權貴階層。 權貴階層的形成是蘇共干部特權利益膨脹的必然結果，它直接導致了蘇共形象在人民心中一落千丈。權貴階層的形成也使黨內普通黨員邊緣化，蘇共失去了凝聚力和戰斗力。　　

美國學者弗蘭克·奇福德說：“蘇共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蘇共官僚階層意識到，如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成功實現了民主化，就會減少自己的特權與利益；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傳遞給子孫后代。因此，只有蘇共垮臺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可以控制財富，而且可以完全占有財富。蘇聯解體后，一些原蘇共政企高官迅速占據了權力和財富，成為俄羅斯政界和經濟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蘇共干部特權利益遞增現象的最終結果，就是蘇共在內部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個中教訓，令人深思。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莊嚴宣告，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接著又指明：共產黨人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宣告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進行最徹底的決裂。”“消滅私有制”和“兩個決裂”，這是共產黨人先進性最集中的體現。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就是始終堅持“消滅私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只有這樣，共產黨才能始終站在歷史的潮頭，永葆青春活力。蘇共拋棄了馬克思理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放棄了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民主缺失，專制通行，官僚主義囂張，腐敗盛行，墮落成為一個維護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團，徹底喪失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亡黨亡國，也是勢所必然。　　

黨是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毛主席說：“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政黨，沒有一個按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革命年代，需要一個強大的先進的黨；和平建設社會主義，更需要一個強大先進的政黨。建設一個強大的黨，永葆黨的先進性，起碼做到這樣幾條：一是要正確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既要牢牢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又要不斷地開拓創新，既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教條主義又要堅決地反對經驗主義，始終保持思想路線上的先進性；二是要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共產黨的最高奮斗目標是共產主義。要始終牢記，實現共產主義是艱苦漫長的過程，絕不是觸手可及的目標。同時又必須堅信，只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原則，我們正走在共產主義的大道上，永不放棄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奮斗目標。既滿懷信心又頭腦冷靜。三是要充分發揚民主，必須構建科學的體制機制，堅決反對自上而下的任命委派制，讓每個黨員都充分享受民主權利和義務，切實負起責任來，徹底改變不民主、不科學的體制機制；四是務必保持組織上純潔性，必須依靠工農大眾和人民的知識分子建黨，及時清理階級異己分子，保持黨的成員的純潔性、先進性。五是必須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堅決懲處貪污腐敗，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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