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蘇聯和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執政四十多年的共產黨、工人黨和勞動黨紛紛喪失政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在這些發生劇變的國家中有一個位于巴爾干半島、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山國，它就是很多中國人似曾相識的“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

 1944年，隨著反法西斯戰爭在歐洲的逐步勝利，阿爾巴尼亞實現了獨立和民族解放。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領導下，阿爾巴尼亞在戰后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二戰”結束之后的幾十年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探索前進，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使阿爾巴尼亞逐漸走向封閉，其內部的政治經濟體制也逐漸僵化。由于問題積累過多，八十年代中期已經是積重難返，五年“小步改革”也是收效甚微。1990年，阿爾巴尼亞終于搭上了東歐劇變的“末班車”，在西方世界“推翻阿爾巴尼亞這塊歐洲最后的共產主義多米諾骨牌”的呼聲中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發生劇變的原因是什么？劇變對阿爾巴尼亞和整個歐洲、整個世界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劇變又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啟示和教訓呢？本文將著重分析阿爾巴尼亞劇變的原因、影響以及給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教訓和啟示。

 1 阿爾巴尼亞劇變的基本根源 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很多中國人似曾相識的國家，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當時，中國人民幾乎每天都喊著“北京—地拉那、中國—阿爾巴尼亞，毛澤東—恩維爾·霍查”和“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個阿爾巴尼亞”等口號，中華大地上幾乎每天都播放著《寧死不屈》、《海岸風雷》等阿爾巴尼亞電影。如今，中國的土地上依然飄揚著社會主義的旗幟，而阿爾巴尼亞卻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給當代的共產主義者們留下了深深的疑問：為什么一直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稱的阿爾巴尼亞會發生政治制度的劇變？劇變的背后到底有著哪些深層次的原因？

 1.1 內政外交陷入困境 一個國家內部發展的總體布局大致可以分成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四大方面。在一個國家內部，如果這四個方面能很好的發展、協調的發展則整個國家就會呈現出繁榮富強、國泰民安、社會穩定的局面；而如果其中一個方面出了問題，則國家就會出現發展的不平衡性，會影響其它幾個方面的發展并最終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從而引起政局動蕩。而在劇變時期的阿爾巴尼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幾個方面都已經是問題重重。

 1.1.1 經濟體制僵化導致經濟發展緩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形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最主要的是政治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要考察阿爾巴尼亞經濟的發展狀況，就必須首先了解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概況。在歷史上，阿爾巴尼亞就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和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44年11月，阿爾巴尼亞全國解放，實現了民族獨立；在1944至1947這三年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民進行了恢復社會生產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到1947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企業的工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95%。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阿爾巴尼亞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全力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于1949年開始實行了一個兩年計劃和兩個五年計劃，到1960年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此后，阿爾巴尼亞一連實行了六個五年計劃。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建國初期頒布實施了一系列必要的正確的經濟政策，對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工農業生產、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積極作用。在社會主義時期，阿爾巴尼亞的經濟主要以工業和農業為基礎，各個經濟部門基本上實現了協調發展、平衡前進。經過三十多年的建設，到八十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形勢照比建國初期有了很大的發展。然而，勞動黨沒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恢復發展社會生產上，也沒有依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在“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期間，阿爾巴尼亞國內產生了急躁冒進、不切實際的情緒和做法。1948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標志著阿爾巴尼亞開始照抄照搬蘇聯模式。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二年（即1952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要求：在“一五”計劃結束時使阿爾巴尼亞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農業工業國，霍查還對階級斗爭形勢做了不切實際的嚴重估計。這些錯誤的理論、政策為阿爾巴尼亞今后不容樂觀的經濟發展形勢埋下了伏筆。在隨后的幾十年中，阿爾巴尼亞雖然與蘇聯交惡并且斷絕了一切聯系，但是在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上一直沒有完全跳出蘇聯模式，幾十年來在內部一直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行高度的集體化；對外有很長一段時間嚴重依賴中國的援助，拒絕與其它國家進行正常的經濟貿易往來。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最貧窮、最落后的國家（但是這一段時間卻是阿爾巴尼亞有史以來人民生活最富裕的黃金時期），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實現糧食的完全自給。由于勞動黨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阿爾巴尼亞從六十年代開始在“一手拿鎬、一手拿槍”、“御敵于國門之外”等理論的指導下在全國各地建立戰斗碉堡，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大量浪費，給經濟發展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到了八十年代前期，經濟發展道路進一步極“左”化，農村合作社社員的自留地、自養牲畜甚至個人財產都被沒收，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和歐洲其它國家的城市相比，阿爾巴尼亞的各大城市沒有高層建筑，沒有熱鬧繁華的超級市場，更沒有大型的酒店賓館。經濟體制死板教條、封閉僵化，毫無生氣和靈活性，經濟發展速度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是十分緩慢的。

 1.1.2 照搬蘇聯模式導致權力過分集中蘇聯模式在政治上集中表現為權力的高度集中，即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政治體制缺乏靈活性，缺乏監督機制，地方缺乏發展的靈活性。阿爾巴尼亞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也采用了蘇聯模式，阿爾巴尼亞把蘇聯稱為它的“解放者和保衛者”，在建國初期全面倒向了蘇聯；最高領導人恩維爾·霍查還在1947—1951年五次訪問蘇聯并會見斯大林（恩維爾·霍查一生最崇拜的人有兩個，一個是阿爾巴尼亞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另一個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導師約瑟夫·斯大林），在他的回憶錄《同斯大林在一起》一書中，他對斯大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蘇聯模式對阿爾巴尼亞的政治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1946年1月11日，阿爾巴尼亞制憲會議在首都地拉那召開，此次會議制定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阿爾巴尼亞為人民共和國，人民議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公民年滿18歲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部憲法從法律上確定了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然而，蘇聯模式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有其充分發揮作用的歷史時期。隨著阿爾巴尼亞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蘇聯模式逐漸喪失了活力，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沒有在經濟恢復的基礎上進行改革探索，而是選擇了繼續固守正逐漸喪失活力蘇聯模式。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會議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了極大的震動，報告中對斯大林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很多兄弟黨都對報告持保留態度；但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三大”卻宣布完全擁護和贊同蘇共“二十大”的報告。這深深反映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追隨蘇聯的“鮮明旗幟”和狂熱心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1961年，阿爾巴尼亞與蘇聯交惡，但是阿爾巴尼亞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在政治上仍然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個人崇拜有增無減；恩維爾·霍查擔任了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一人擁有至少四個最高職位，個人完全掌握了黨、政、軍的最高權力，而且很多職位是終身任職。在六七十年代的阿爾巴尼亞，行政命令甚至霍查的話語完全取代了國家法律，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此起彼伏，經濟、政治、軍事方面都出現了所謂的“反黨集團”，多位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遭到迫害，有一些甚至被迫害致死（如總理穆罕默德·謝胡、國防部長巴盧庫等）。據外界估算，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阿爾巴尼亞因政治問題被處決的達45000人，另有90000人左右被關進各地的18個集中營、6個監獄和7個勞改營中。倒退落后的個人專斷取代了先進的社會主義民主，個人崇拜取代了社會主義法制，“一言堂”取代了社會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這一切使得阿爾巴尼亞的政治體制死板僵化、缺乏活力，人民無法享有許多應該享有的權利，嚴重的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盡管在風云激蕩的1989年下半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提出了不許削弱公有制、不許削弱黨的領導、不許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不許削弱民族獨立自由和主權的“四個不許削弱原則”，但是最終也沒能挽救阿爾巴尼亞的社會主義事業。

 1.1.3 文化政策高壓導致社會生活單一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場“文化浩劫”席卷了整個阿爾巴尼亞。1965年12月，勞動黨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反對官僚主義，樹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的決議》，揭開了“思想文化革命”的序幕，之后不斷掀起“革命”高潮，在政治、教育等各個領域大搞革命化運動。阿爾巴尼亞是一個穆斯林眾多的國家，首都地拉那幾乎所有的市民都是穆斯林，“霍查”這個詞在阿爾巴尼亞語中的就是伊斯蘭教中“阿訇”的意思。在建國初期和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初期，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對宗教采取了尊重的態度，保留了全國各地的宗教場所。然而“思想文化革命”開始之后，宗教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被取締，一切的宗教活動都成了非法的活動。全國各地的宗教場所被關閉，在這場運動中，全國關閉了2169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并于兩年之后取消了一切宗教節日。這種完全否認歷史傳統的行為和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消滅宗教的做法自然無法得到宗教信仰者的擁護和廣大人民的支持。文化政策的高壓必然會導致社會生活單一化。在六七十年代的阿爾巴尼亞，官方的政治機構管理了一切，政治細化到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民間的和半官方的社會組織數量幾乎為零，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人民的社會生活更是少之又少，只有烈士節、五一節等節日的游行和紀念活動以及一些重大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五十年代初的地拉那民族烈士大街傍晚散步活動也在六七十年代銷聲匿跡。這種違背規律、壓制人性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的不滿。 1.1.4 對外閉關鎖國導致在世界上落伍在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阿爾巴尼亞的人民政權不予承認，多次試圖顛覆阿爾巴尼亞國內的社會主義政權；阿爾巴尼亞也堅定地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社會主義蘇聯以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基本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系。這種友好關系一直持續到50年代末期。然而，隨著“冷戰”的加劇，阿爾巴尼亞的對外交往道路越走越窄。從1948年開始，阿爾巴尼亞與唯一交好的鄰國南斯拉夫產生了分歧，兩國關系逐漸惡化；在南斯拉夫脫離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后，兩國幾乎斷絕了一切外交關系和民間往來活動。從此，阿爾巴尼亞在地理上徹底孤立（當時阿爾巴尼亞與希臘沒有外交關系）。 1960年，世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在此次會議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蘇聯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1961年，阿爾巴尼亞和蘇聯乃至東歐國家的關系徹底惡化，蘇聯撤走了在阿爾巴尼亞的所有專家和一切援助，甚至還撤走了“下嫁”到阿爾巴尼亞的蘇聯婦女（此舉拆散了許多阿爾巴尼亞的家庭）；1968年，阿爾巴尼亞當年宣布正式退出蘇聯操縱的華沙條約組織。阿蘇關系的惡化體現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精神、反霸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使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成為“蘇聯老子黨”麾下的“兒子黨”，這是必須要肯定的；但是斷絕與蘇聯和東歐其它國家一切交往也給其外交事業和經濟建設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從此，阿爾巴尼亞在歐洲徹底孤立。在此之后的六七十年代，阿爾巴尼亞不斷加強與中國的關系，兩黨兩國之間建立了一段不同尋常的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給予了大量的經濟援助，派去了許多的專家；從1954年以來，中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然而在七十年代中期，阿爾巴尼亞向中國索要援助的胃口越來越大，甚至超出了其本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從1978年開始，中阿關系逐漸惡化，進入“寒冷的冬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恩維爾·霍查不斷在各種場合攻擊中國黨和政府，兩國雖然一直沒有斷交但是已經幾乎沒有了什么交往。從此，阿爾巴尼亞在世界上徹底孤立，與世界各國幾乎都斷絕了正常的往來。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整體，聯系是客觀的，萬事萬物都處于一定的聯系之中。閉關鎖國、閉門造車、對外封鎖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必然導致與世界各國的交流減少，無法與其它國家取長補短、競爭比較，自然也就無法吸收利用其它國家的先進之處。無論是與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無論是周邊國家還是距離遙遠的國家，阿爾巴尼亞都不與其交往，而是始終以“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自居，驕傲自滿、夜郎自大，這不能不使阿爾巴尼亞在歐洲乃至整個世界上落伍。經過幾十年的封閉，阿爾巴尼亞成為了歐洲最貧窮的國家。真理向前進一步就會成為謬誤，這種封閉孤立、“又紅又專”根本無法防止外部思想的傳入，相反卻為政治制度的劇變提供了土壤。

 1.2 蘇東局勢波及影響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民主社會主義”改革，用民主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改革浪潮也波及到東歐地區，在東歐各國中引起了思想上的極大混亂，國際反共勢力乘機興風作浪。這種動蕩的國際局勢在外部給阿爾巴尼亞注入了一支“催化劑”。

 1.2.1 蘇聯的影響 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與戈爾巴喬夫“民主改革”的影響有很大的關系，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改革可以說是吹響了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劇變的前奏曲。 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科在執政13個月之后病逝，新任總書記、時年54歲的戈爾巴喬夫上臺執政。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在經濟上大力推行改革，但是由于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沒有觸動僵化的經濟體制，所以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兩年后，他開始實行政治改革，改革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思潮為指導，主張在民主體制里進行社會主義運動，公開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還在國家內部各個領域大力推行“多元化”，削弱蘇聯共產黨的權威。由于東歐各國與蘇聯的關系，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影響迅速向東歐地區擴大。這股“民主改革”的風潮最終也影響到了阿爾巴尼亞。1990年，阿爾巴尼亞出現了“二戰”之后最大的難民潮；1991年，阿爾巴尼亞終于沒能頂住這“改革的西風”，在西方世界的一片叫好聲中紅旗落地。

 1.2.2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波及 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改革”在東歐國家內部引起了極大的混亂，各種政治思潮迅速在蘇聯和東歐地區大肆泛濫。從1989年下半年開始，東歐地區的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發生社會動亂，政治制度先后發生根本性變化，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工人黨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地倒了下去。這種國際形勢不可避免地對地處巴爾干半島的阿爾巴尼亞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阿爾巴尼亞在這種“全盤西向”的國際形勢中終于沒有頂住資本主義的壓力，成為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最后倒下的一塊多米諾骨牌”（沒有選擇蘇聯模式的南斯拉夫除外），最終轉向了西方世界。 1.3 西方國家和平演變 阿爾巴尼亞發生政治制度的劇變，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的“和平演變”戰略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甚至最重要的外部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之后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在東線向法西斯德國不斷推進，解放了東歐的大片領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東歐地區出現了一些新興的人民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自從“二戰”后社會主義實踐從一國擴展到多國之后，美國和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就一直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行敵視的政策，經濟上封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對抗。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發表反共的演說——鐵幕演說；1947年，美國總統拋出“杜魯門主義”，宣告了東西方“冷戰”的開始；1948年，美國開始在西歐各國實行以其國務卿馬歇爾命名的“復興歐洲計劃”——馬歇爾計劃，幫助西歐國家恢復經濟借以控制西歐國家；1949年，美國和西歐多國在軍事上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蘇聯和東歐的人民民主國家在軍事上形成了對立。此后直到1989年12月的美蘇首腦馬耳他會晤的幾十年中，東西方一直處于“冷戰”的狀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一直采取“和平演變”戰略，不斷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勢力滲透。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沒有能夠有效應對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沒有培養好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終于在大約第三代人的時候拋棄了社會主義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阿爾巴尼亞的情況也是如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思潮的不斷滲入，很多青年人對現狀開始不滿；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地拉那霍查大學（現已取消“霍查”名稱，改名為地拉那大學）打開了阿爾巴尼亞這個“東歐革命的尾燈”，那些準備“御敵于國門之外”的碉堡最終沒能真正發揮其作用。

 2 阿爾巴尼亞劇變的影響 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主體，世界上每個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是國際社會的一員。阿爾巴尼亞雖然在地理面積上是一個小國，但是作為主權國家和地處巴爾干半島戰略要地的國家，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變化在其國內和國際上都造成了不小的影響。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到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2.1 經濟崩潰 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以后，阿爾巴尼亞“仿佛換了人間”，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難；全國都陷入了混亂、失控的狀態，這種內斗的局面一直持續了將近8年時間。在這幾年的時間當中，阿爾巴尼亞的經濟遭受了很大的損失，社會生產大受摧殘。 1991年夏天，阿爾巴尼亞紅旗落地，政治制度發生了劇變，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很多都被投入監獄；幾乎與此同時，原有的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公有制經濟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劇變之后，阿爾巴尼亞也和蘇聯及東歐各國一樣開始使用“休克療法”，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原來的國營工廠、商店都轉成了私人所有的產業；在國內的各大城市，大大小小的地攤逐漸多了起來；在農村和山區，很多人把六七十年代修起的碉堡據為己有并進行開發；與此同時，外國商人開始越來越多地到阿爾巴尼亞做生意，外國商品也大量流入阿爾巴尼亞國內，但大部分都是來自歐洲的舊貨。1992年夏天，阿爾巴尼亞開始放開市場價格，商品開始提價。據統計，有12種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分別上漲了4—5倍，而且實行定量供應：城市居民每戶每月食糖1000克、食油700克、面條500克、大米500克、洗衣粉350克，農村定量還要低。這種經濟狀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無法提高，降到了很低的程度，學生上學甚至都沒有課本；在山區，很多山民甚至要靠救濟才能生存。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已經到達了崩潰的程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動搖必定要引發上層建筑的不穩定。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形勢不斷惡化，一場政治風暴正在全國不斷醞釀。

 2.2 政局動蕩 在政治制度劇變之前，阿爾巴尼亞實行勞動黨一黨執政；劇變之后，阿爾巴尼亞國內黨派林立，政局一直處在一種風雨飄搖的狀態中。1997年2月初起，阿爾巴尼亞南部城市發羅拉接連發生群眾抗議活動；執政的民主黨當局對群眾的抗議活動采取了嚴厲鎮壓的手段，調集了大批警察和軍隊進行鎮壓。1997年2月底，發羅拉市民與軍隊發生沖突，憤怒的市民沖進位于發羅拉的一座軍火庫，搶劫了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抗議隨即演變成為武裝動亂。隨后，暴亂風潮迅速在南部各個沿海城市蔓延，南部多個沿海城市陷入了動亂的槍聲中。 3月，動亂又開始向北部蔓延，全國各地的軍火庫一個接一個地遭到搶劫，一個又一個地區被反政府武裝控制；武裝動亂很快擴展到首都地拉那。阿爾巴尼亞全國陷入內戰狀態，政府失去了作用，將近一年多的內戰使阿爾巴尼亞在政治制度劇變之后又遭到了一次“大洗劫”。阿爾巴尼亞發生武裝動亂之后，國家總理菲諾緊急組成新政府并向歐盟求援；1997年4月，歐盟多國部隊在得到聯合國授權之后進入阿爾巴尼亞平息了暴亂，使阿爾巴尼亞的局勢穩定下來；同年6月，在阿爾巴尼亞議會大選中，以社會黨（前身是勞動黨）為首的中左翼聯盟獲勝；7月，社會黨總書記邁達尼在新一屆議會選舉中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社會黨主席法托斯·納諾成為共和國總理，新的聯合政府正式成立。然而，事物的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歷史也是具有慣性的，局勢沒有也不可能因為新政府的產生而徹底穩定下來。1998年9月，反對黨民主黨的主席、前總統貝里沙發動了一場未遂的政變，企圖再次奪取領導權。民主黨煽動地拉那市民上街進行游行集會活動，鼓動市民與政府、警察和軍隊進行對抗，剛剛穩定的局勢又一次陷入了混亂。面對嚴峻的局勢，社會黨政府反應迅速，調集軍隊穩定了局勢并與反對派進行協商談判，局勢才重新穩定。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國家制度，這種穩定只能是表面的穩定，根本無法實現徹底的穩定。政治的不穩定必定會影響到社會生活，多年的政局動蕩使阿爾巴尼亞的社會生活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阿爾巴尼亞人民也成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2.3 社會混亂 政治制度劇變之前的阿爾巴尼亞，雖然在社會生活上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豐富，但是社會基本上是穩定的。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雖然沒有大型酒店、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等消費場所，但是其整潔的街道、寬闊的斯坎德培廣場以及雄偉民族歷史博物館無不體現出阿爾巴尼亞的國家特色；而且，當時的阿爾巴尼亞也沒有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國民的道德素質也比較高。而劇變之后的阿爾巴尼亞，原有的法律、紀律、秩序很多都被廢止或打亂，原有的社會公德也不見了蹤影，基本已經沒有了治安，打砸搶燒、買賣槍支、賣淫嫖娼、吸毒販毒、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生，很多人紛紛非法“移民”國外。在這種動蕩的環境中，很多不法分子渾水摸魚，開始了瘋狂的“假集資”和“洗錢”活動。而1997年至1998年的政局動蕩更是給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在這持續數月的嚴重武裝動亂中，擁有300余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共有近3000人喪生，2萬人受傷，其中兒童傷亡近千人；數萬難民逃往國外。而動亂造成的社會心理影響還遠遠不止這些。進入新世紀，阿爾巴尼亞的政治局勢穩定了，經濟也獲得了一定的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人民生活也漸漸趨于穩定。但是這時的阿爾巴尼亞社會已經和社會主義時期有了很大的區別。由于動亂留下的“后遺癥”，現在的阿爾巴尼亞已經成為了走私、販毒、販賣人口等犯罪分子甚至意大利黑手黨的活動據點。在社會主義時期基本上不存在的搶劫、偷渡、走私甚至街頭仇殺、黑社會犯罪時有發生，其社會秩序依然非常混亂。 2001年11月，曾經擔任新華社地拉那分社的中國記者王洪起采訪了恩維爾·霍查的夫人奈奇米葉·霍查。霍查夫人在談話中提到：現在很難找到一個國家，像阿爾巴尼亞那般自我破壞得這么嚴重；因為當局走錯了方向，所以阿爾巴尼亞是混亂的，連面粉都要進口。這句話真真切切地道出了21世紀阿爾巴尼亞的“穩定”狀態：不穩定中的穩定、形式上的穩定、根本動搖的不發達生產力基礎上的穩定。

 2.4 靠攏西方 阿爾巴尼亞發生社會制度的劇變之后，積極向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靠攏，在政治上完全倒向了西方，惟美國馬首是瞻，在科索沃戰爭中成為了“北約”的幫兇；在新世紀竟不顧中國反對接收了五名“東突”恐怖分子，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此時的阿爾巴尼亞，已經完全沒有了當初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高大形象，已經完全成為了國際政治中的“跳梁小丑”。而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在政治上乃至軍事上向西方世界靠攏，也將給巴爾干半島、歐洲以及世界的局勢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2.4.1 在科索沃戰爭中協助“北約” 科索沃戰爭是一場發生在20世紀末（1999年）的美國和“北約”一場地地道道的侵略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主權國家南斯拉夫進行了為期73天的空襲行動。在這場戰爭中，由于與南斯拉夫的歷史糾葛，阿爾巴尼亞成為了美國的“大兵營”，盡力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提供幫助。在科索沃戰爭前后，美國對阿爾巴尼亞重新進行了武裝，給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裝備（在此之前阿爾巴尼亞軍隊一直使用中國在六七十年代援助其的武器裝備）；科索沃戰爭之后“北約”部隊便一直駐扎在阿爾巴尼亞的土地上。從此，阿爾巴尼亞不斷向“北約”靠攏。一個幾十年把美國作為死對頭的國家，一個幾十年一直反對“帝、修、反”的國家，一個曾經自稱“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紀之交竟為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便利，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驚嘆。

 2.4.2 不顧國際準則接收五名“東突”恐怖分子 2005年，阿爾巴尼亞民主黨擊敗社會黨左翼聯盟成為阿爾巴尼亞的執政黨。民主黨上臺伊始就開始大規模改組政府，把加入“北約”作為主要的目標。2006年，為了換取美國對其加入“北約”的支持以獲得“北約”的“入場券”，阿爾巴尼亞接收了由美國送出的5名“東突”分子表示愿意為其提供政治避難場所。消息傳出，很多中國人為之愕然，人們在驚嘆之余發出疑問：為什么會是阿爾巴尼亞？答案其實很簡單，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已經不是以前的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已經完全沒有了當初反對霸權主義的偉大精神，而已經墮落為追隨美國的“國際政治小丑”，為了追隨美國、加入“北約”不惜支持國際恐怖組織以換取美國的信任。在阿爾巴尼亞接受5名“東突”分子之后，美國當即表態支持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阿美背后的政治交易暴露無遺。阿爾巴尼亞不顧世界和平而支持恐怖組織的做法既給中阿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對全球反恐產生了消極作用。

 2.4.3 2009年加入“北約” “北約”，全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于1949年，參加國主要是美國、加拿大和西歐主要國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集團，是東西方“冷戰”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上的聯盟組織，也是美國稱霸世界的標志。 2009年4月，阿爾巴尼亞正式加入“北約”，成為“北約”第27個成員國。至此，阿爾巴尼亞在政治上完全靠向了西方，完全成為了美國稱霸世界的工具。“北約”的勢力范圍再一次實現了擴大，美國的勢力也在巴爾干半島扎下了根。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將使巴爾干半島本來錯綜復雜的政治局勢增加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也將給歐洲的和平態勢甚至國際的和平態勢帶來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

 3 阿爾巴尼亞劇變的啟示 一個曾經最“紅”的國家現在變得“雪白”，一個曾經自稱為“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最終拋棄了社會主義道路而轉向了西方。轉眼之間已經二十年，面對阿爾巴尼亞的劇變和整個東歐地區的劇變以及蘇聯的解體，有的人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有的人積極探索其它的道路，更多的人在挫折和低潮中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也有很多的人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到底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留下了怎樣的啟示和經驗教訓？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走怎樣的道路、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才能避免重大挫折？當今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遭到巨大挫折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又如何呢？

 3.1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形態。在革命戰爭年代，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和中心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進行奪取政權的斗爭；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無產階級政黨就應當領導人民全力投入社會主義建設。阿爾巴尼亞在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卻始終沒有把經濟建設當成中心任務和主要任務。在六七十年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和思想文化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大修碉堡以“備戰”，政治斗爭幾乎成為了阿爾巴尼亞的唯一生活主題，為了政治上的“全紅”不惜收走農民的自留地和自養牲畜，嚴重破壞了本來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從而更加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對經濟建設的忽視導致阿爾巴尼亞成為了歐洲最貧窮的國家，在世界上也大大落伍了。經濟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長時間得不到提高最終引起了人民的不滿，使人民最終對社會主義制度也失去了信心。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落后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發展才是硬道理。過分強調階級斗爭、大搞政治運動而不去發展經濟、忽視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只能使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失去根基，使幾乎所有的國民都處在一種“共同貧窮”的狀態，江山變色也就在所難免了。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必須把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擺在中心位置，這一點不能有絲毫動搖。

 3.2 在政治上不斷發展完善社會主義民主 民主是當代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基本特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性質和政權性質就是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對少數敵人實行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和合法權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相結合。

 3.2.1 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治組織，不是封建王公或大資本家的家族。既然是組織而不是家族，遇到問題就必須依靠組織來解決而不能只聽從某位“家長”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黨的組織中除了黨章規定的權力外也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黨員，不允許有任何特殊權利和利益，更不允許黨的最高領導人搞“一言堂”和個人崇拜。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建國之后的幾十年中逐漸形成了對恩維爾·霍查的個人崇拜，霍查擔任了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全國武裝力量總司令、民主陣線全國委員會主席等多個“最高職務”，霍查的指示成為了“金科玉律”。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再也不見蹤影，“一言堂”和個人崇拜成為黨內政治生活的主題。在霍查的晚年，其多疑、猜忌、頑固、專制的作風暴露無遺，大搞黨內政治斗爭，給勞動黨和整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等多方面都帶來了巨大損失。

 3.2.2 堅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在反法西斯的斗爭中，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當時稱“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最終把德意法西斯淹沒在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然而在阿爾巴尼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卻逐漸脫離了人民群眾，與人民群眾的意志漸行漸遠，政治優勢在幾十年中逐漸減退，在阿爾巴尼亞人民中的形象也開始打折扣，最終失去了人民的信任。1990年阿爾巴尼亞發生大規模學潮的時候，首都地拉那斯坎德培廣場上拉倒霍查銅像被拉倒，首都文化宮前“光榮屬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巨幅標語被拿下；種種現象表明：勞動黨已經失去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是關乎政權興亡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封建統治者和資本主義者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要為民著想；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先鋒隊，更要把“為人民服務”當成唯一宗旨，共產黨（有的國家稱為勞動黨、工人黨）人是站在人民群眾之中的而不是站在人民群眾之上的，在優秀程度上要高于人民但是在政治地位上要低于人民，也就是說人民是主人而共產黨人是仆人和勤務員。只有堅持群眾路線，無產階級政黨才能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的關系。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恰恰是違背了群眾路線這條基本政治路線，甚至墮落成了僅僅代表自己的政治集團，最后甚至在本黨內部也產生了分化。在阿爾巴尼亞劇變期間，到首都斯坎德培廣場上保衛霍查銅像的僅僅只有一些老游擊隊員。沒有了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社會主義的政權基礎就被大大削弱，勞動黨成了“無兵司令”，紅旗落地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始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人民群眾辦實事，這樣才能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

 3.2.3 堅持依法治國原則法律是統治階級整體意志的體現，社會主義法制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意志的體現。法律具有權威性、嚴肅性，包括立法、執法、守法、司法四個部分；法律一經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就成為了國家意志，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的成員都不能違反。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阿爾巴尼亞國內儼然成了“封建的統治集團”，以政代法的現象非常嚴重。黨的政策取代了國家法律，黨的領導人違背憲法原則、大搞政治迫害的事件時有發生，法律在阿爾巴尼亞已經形同虛設，很少有人再去執行和遵守。黨員和本階級的成員自身都違背了黨和所代表階級的整體意志，那么人民群眾就更沒有辦法去遵守了。這就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了濫用特權、貪污腐敗等問題，社會主義民主自然也就失去了權威的保障。堡壘最怕從內部被攻破，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自己埋葬了阿爾巴尼亞的社會主義事業。

 3.3 在文化上堅持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在當今時代，文化是一個國家重要的“軟實力”，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財富和精神支柱。如果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比作一座大廈，那么生產力（經濟）就是大廈的地基，文化就是大廈的承重墻；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承重墻毀、梁塌屋倒。從古至今，作為一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地處歐洲巴爾干半島的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宗教傳統濃重的國家，伊斯蘭教、天主教、東正教在阿爾巴尼亞都有很多的信徒，其中以伊斯蘭教的信徒最多，全國70%的人都是穆斯林。另外阿爾巴尼亞國內絕大多數人口都是阿爾巴尼亞族，也有少數人口是希臘族和其他少數民族。阿爾巴尼亞的文化雖然沒有中國和歐洲一些國家那樣博大精深，但是也有著許多的風俗傳統和一些文化名城（如中部文化名城愛爾巴桑、南部古城培拉特等），其歷史也非常的悠久。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之后，在首都地拉那市中心修建了斯坎德培廣場、民族歷史博物館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民族的傳統文化；在建國初期，勞動黨還采取了尊重宗教的政策，尊重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然而，從1965年開始，在阿爾巴尼亞國內開始了“思想文化革命”，取締了一切宗教思想和宗教言論，還強調學校教育和文藝都要實行“革命化”，確保文藝作品具有革命的思想內容和富有教育意義的藝術力量；并且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外國的古典劇作。這對于有著濃厚宗教傳統和豐富文化風俗的阿爾巴尼亞來說明顯是不適合的，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反感，更無法團結信教的人民群眾共同建設國家，從而把本屬于自己的力量推出去了。在社會主義國家，指導思想必須要一元化，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必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而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但是不能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否認、消滅一切傳統思想文化，不能搞社會思想的“一元化”，更不能試圖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和傳統風俗。消滅傳統文化進行精神禁錮是很危險的，大禹的父親鯀就是因為采用堵塞的辦法治水才導致了最終的失敗；中國歷史上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在造成中華文化巨大損失的同時也間接導致了秦王朝的滅亡。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大力挖掘、發揚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發展文化產業、發揚先進文化，對本民族的文化采取吸取精華、剔除糟粕的“揚棄”態度，把馬克思主義深深根置于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中，在發揚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發揚本民族文化。

 3.4 積極開放的同時抵制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 阿爾巴尼亞在獨立后初期堅定地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也沒有馬上斷絕與西方世界和周邊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和希臘共和國）的關系。但是隨著“冷戰”的加劇以及民族問題、意識形態等多種多樣的原因，阿爾巴尼亞先后斷絕了與美國、西歐各國、周邊鄰國、蘇聯、東歐各國以及中國的外交關系，外交道路越走越窄，在世界上走入了完全的孤立與封閉。阿爾巴尼亞不僅拒絕參加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也拒絕參加1976年和1984年的兩屆奧運會；不僅拒絕官方的對外交往也封鎖民間的對外交往。這種孤立封閉給阿爾巴尼亞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使阿爾巴尼亞無法吸收、利用國際上的先進技術，也無法與世界各國進行正常的經濟貿易往來，更談不上借鑒外國的長處來發展自己，從而使阿爾巴尼亞在世界的發展潮流中逐漸落伍，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勞動黨的主要領導人卻認為自己國家是“光榮的孤立”，恩維爾·霍查還以“獨自一人反對全世界”為榮而自我夸耀。這種孤立封閉引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也沒能堵住西方思潮的傳播，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最終在東歐劇變的浪潮中洪水猛獸般地沖進了阿爾巴尼亞并在阿爾巴尼亞國內大肆泛濫，社會主義的紅旗終于飄落在地。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處在與其它國家的緊密聯系之中，各國都有著自己的優勢和劣勢。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正是忽視了普遍聯系這個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特征才采用了閉門造車的政策方針，才最終葬送了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閉關鎖國只能使自己落后于時代，每個國家都應該積極與其它國家進行交往；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只有死路一條，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打開國門、采取積極的外交政策，積極參加國際組織并參與國際事務，利用世界上的先進技術包括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來建設本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各國“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對外開放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妥協投降或者無原則的讓步，所以在外交上堅持對外開放、積極“走出去”的同時還必須要抵制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影響，防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資本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敵視和演變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開始而開始的。1917年，就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后，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就對蘇俄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妄圖把社會主義政權扼殺在搖籃里。俄國聯共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三年左右的武裝斗爭，以正義的革命戰爭、反侵略戰爭打退了非正義的反革命戰爭、侵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主義實踐從蘇聯一國擴展到了歐亞多國，社會主義事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力度也隨之增加。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就在美國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鐵幕演說”。在隨后幾十年的對峙期間，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沒有發生“熱戰”，但是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卻一直在進行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社會主義國家輸出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國家自身內部的變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終于沒有頂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最終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阿爾巴尼亞也和東歐各個國家一樣發生了政治制度的劇變，由一個“又紅又專”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一片雪白”的國家。這個教訓是非常慘痛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當今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很多共產黨（勞動黨）人受到了資本主義腐朽價值觀的不良影響，在意識上形成了“信仰真空”；有很多共產黨人貪污受賄、腐化墮落、道德淪喪，滋長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作風；有些國家、有些地區的共產黨組織竟墮落為為自身謀利益的利益集團，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集團幾乎沒有任何區別；有些領導干部墮落成為“黨棍”、官僚甚至老爺大人。在1949年3月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主席就告誡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共產黨人應以共產主義為自己的崇高信仰，應以“為人民服務”為自身奮斗的唯一宗旨，除黨章規定的權力之外不應該有任何的特殊權力和任何特殊利益。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全體人民的國家，應該積極抵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腐朽的、落后的價值觀，拒絕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不良現象，拒絕資產階級腐朽價值觀的腐蝕，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能使社會主義的紅色堡壘從內部“土崩瓦解”。

 3.5 不同國家和民族實現社會發展的道路不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世界無產階級遭受了巨大的損失。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很多人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到底還要不要堅持？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到底能不能實現？答案是肯定的，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必須要堅持，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必將實現。共產主義是一種理想而不是空想；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不斷調整，勞動總有一天要成為人類的第一需要，物質產品總有一天會實現極大豐富、按需分配，人的精神境界總有一天會極大提高；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但是，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需要經過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努力奮斗和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追求。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具有普遍性同時也具有特殊性，必須對具體的矛盾進行具體的分析；世界上的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的特點，各個國家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不會也不可能相同。目前世界上的主權國家有194個，分布在除南極洲以外的其它六個大洲，每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自然、人文特點，每個國家都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每個國家也都有著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發展道路。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較早，生產力較為發達，在政治發展上屬于早發內生型；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還處于逐步的發展之中，生產力的發展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在政治發展上屬于后發外生型（多借鑒性）。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政治發展方式和政治發展道路都不能死板教條地推行到其它任何國家，任何國家都不能搞“輸出革命”，都不能干涉它國內政、顛覆它國政權或在其它國家的發展問題上指手畫腳充當別國的“教師爺”。每個國家、每個民族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都不是唯一的或一層不變的，都需要由各國的人民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世界各個國家最終將在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殊途同歸。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的發展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事物的發展有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或者一步到位。共產主義的實現也要有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那種幻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想法是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相違背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也經歷很多次的曲折反復，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也將不可避免地經歷許多困難和曲折，不能因為暫時的曲折就看不到光明的前途。馬克思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這兩個“絕不會”鮮明、精煉地指出了實現共產主義道路的曲折性。目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調整了生產關系，緩和了社會矛盾，而目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沒有全部發揮出來，也就是說目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系與其生產力的發展狀況還是適應的，所以資本主義在今后的一個時期內還會存在而不會很快滅亡，所以國際共產主義的實現還會有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發展是新事物替代舊事物的過程，是具有前進性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是歷史發展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可違反的必然規律，所以社會主義的前途、世界發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資產階級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正在挖掘自己的墳墓，歐洲某些國家（如瑞典、挪威等）已經具有了很多的社會主義特征，成為了“粉紅色”國家。所以正如李大釗所說：未來的世界必定是赤旗的世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阿爾巴尼亞，這個很多年長的中國人似曾相識的國家，這個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走了一條和中國非常相似的道路的國家。對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來說，阿爾巴尼亞是“真正的朋友”，是“東歐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是“寧死不屈的海岸風雷”；對于當今中國四十歲以上的人來說，阿爾巴尼亞是一段難忘的記憶，是世界上最“紅”的國家。而如今，阿爾巴尼亞的社會主義制度早已消失，由“紅得發紫”的變成了“一片雪白”。阿爾巴尼亞的紅旗落地并不證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但卻雄辯的證明了封閉僵化、死板教條的體制的失敗。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違背了實事求是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根本原則，沒有根據形勢的發展做到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同時又忽視自身的政治建設，最終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社會主義的紅旗飄落了，“東歐社會主義的明燈”熄滅了，“矯健勇敢的紅色山鷹”墜落了。阿爾巴尼亞在“二戰”后幾十年的發展歷程給我們提供了一些寶貴經驗，更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從阿爾巴尼亞政治制度的劇變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位置，以階級斗爭為綱，從“本本”出發死板教條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走封閉僵化的道路，忽視對黨自身的政治建設只有死路一條，最終只能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只能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只有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路線方針，堅持在實踐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堅持依法治國，堅持加強黨的建設，才能顯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不斷促進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封閉僵化是老路，改旗易幟是邪路，停滯倒退是死路，盲目冒進是彎路，實事求是、科學發展才是社會主義健康發展的康莊大路。阿爾巴尼亞乃至整個東歐地區以及蘇聯的政治制度劇變只能說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到了巨大挫折，但并不意味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徹底失敗。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經過幾代、十幾代、幾十代人的努力，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必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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