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講真話”問題　　

――兼向張鎮強先生請教　　

梁 新　　

近日，雜文報沙龍上轉載了張鎮強先生發表在《選舉與治理》網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讓人民講真話要有根本前提》。文章的第一至第四自然段的對真話問題的抽象議論都屬于真知灼見，但是一和實際問題聯系起來，卻顯得失之偏頗了。　　

張鎮強先生在雜文界屬于德高望重的泰斗級的人物，學識淵博，也勇于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在我心目中，他是值得我尊敬的前輩和值得我認真向他學習的老師。但有句話說得好，“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在一些歷史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很有必要通過向張老請教，以解開我心中的疑惑和謎團。　　

什么叫真話？筆者在與何文剛先生的一篇爭鳴文章中曾經提出過如下看法：　　

人們常常說的講真話，起碼應該包括幾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實話實說”，那就是心里怎么想，口頭就怎么說，不遮不掩，不說假話，不違背自己心愿說話，這其中又包括幾種情況：一、他說的話是對的，而且方法得當，被聽話者接受了，并且產生良好的社會效果；二、他說的話是對的，但方法不得當，或者聽話者一下子難以接受，正所謂“忠言逆耳”，但對社會是有益的；三、他把話坦率地說出來了，但他的看法并不對，或者他的見解用于社會上會產生很多消極后果。第二層次，按照事情的本來面目說出來，包括重大歷史事件和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這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全面地把當時的歷史事件展現在人們面前，讓人們自己去判斷，二是對歷史事件進行選擇性披露，即只告訴人們那些對自己的觀點有利的歷史事實，不提或者刻意掩蓋那些對自己的觀點不利的歷史事實；第三層次，是勇敢說出對一些問題的真理性認識，尤其是在周邊環境對說出這些認識很不利的情況下這樣做。　　

筆者還在另外一篇文章《有一種歪曲歷史叫對史料各取所需》中提出，歷史事件也應該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當時的各種事件之間互相聯系，互為因果，如果孤立地抽取其中的一兩個事件出來，就很難準確全面地了解當時的歷史真實情況，如果這樣做的人再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就勢必導致對別人的一種誤導，產生錯誤的結論和不良的社會效果。　　

那么，張老在文章中所說的“真話”屬于哪一種情況呢？　　

首先，他是在說出了他想說的心里話，而他抨擊 “非真話”的“真話”是帶有比較強的主觀色彩甚至是政治傾向性色彩的，這些“真話”是否與客觀實際相符合呢？有待客觀實際的檢驗或者大家探討。他雖然把話坦率地說出來了，但我認為他的看法起碼片面。　　

很顯然，張老在這篇文章中，已經不是站在比較中立、客觀的立場上討論問題，而是作為某一個集團的代言人的身份發表有強烈政治傾向性色彩的觀點了。在文章中，原有的歷史結論被完全顛覆了，代之以張老的“新觀點”，而且是如此的旗幟鮮明。　　

張老把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了。在他的筆下，很多歷史現象完全變成了偶然性的東西，而不是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決定，而是只要互相對立中的某一方敢于或者善于說假話、喊口號，就能輕而易舉地影響歷史的進程。這也太貶低當時被推翻或者所謂“被欺騙”的另外一方的智商了。以當時某些政權被推翻前的情況看，他們文有可賴以進行欺騙的資本，武有可以進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光憑對立面的幾句空洞的口號就垮臺了，這樣說他們，他們就是在大墓中也會鳴不平。非常令我不解的是，在某些民主人士心目中，同樣是自下而上的反抗和改朝換代，為什么是GCD領導的，就都是“用假話欺騙”所致；而西方主導的，就是“民主運動”呢？總該給個令人信服的理由吧!　　

不管一些人對非“多黨制”國家政權如何不滿意，張老把列寧和斯大林等同起來，這結論起碼是輕率的吧！另外，張老用“殺戮”一詞來表述列寧在位時的蘇維埃政權對對立面的打擊，恐怕太籠統了吧，究竟其中有多少是停止抵抗和破壞活動以后仍然被剝奪生命的，又有多少是在對抗性武裝沖突中喪命的，張老應該給出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吧。不然的話，恐怕不用多久，說不定又會有人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鎮反”說成是“殺戮”，并且把“保密局”在大陸策動的一系列如投毒，在公共場所爆破、爆破水庫等非軍事目標甚至想爆破整個城市，在無辜的廣大民眾中傳播危害極大的傳染性病毒等等說成是“民主運動”了。　　

至于張老談到的我們的“歷史和現實”，就更值得商榷了。不知道張老是否承認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是獨裁政權，不知道張老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一系列行為如何評價。我曾想，說不定假如沒有“寧可錯殺一千，也不錯放一個”的血腥“清黨”政策和后來的“4.12”等大屠殺，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毛澤東等說不定還在國民政府中任職呢。而歷史沒有假如，真實存在的事實是，國民黨殘酷鎮壓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哪怕當時他們尚未拿起槍桿子；在國共合作抗日期間，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皖南事變”；聞一多、李公樸兩位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僅僅是說了真話，就被國民黨特務公開殺害；為了民族大義而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一個被蔣介石終身監禁，一個被殺害。不愿意跟蔣介石去臺灣的著名民主人士一個個上了保密局的暗殺黑名單。抗戰勝利后的共產黨根本不愿意打內戰，而蔣介石一邊邀請毛澤東到重慶進行談判，一邊打響了內戰，首先是全面進攻，后是重點進攻。如果蔣介石政府不是專制腐敗，為什么就連太子蔣經國也看不過眼，要在上海“打虎”，結果被蔣介石制止？如果蔣介石不是專制獨裁，為什么美國曾經先后打算用李宗仁和孫立人替代他？如果蔣介石不是專制獨裁，會在短短4年內失掉人心，拱手把政權交給政治、經濟、軍事都處于劣勢的共產黨嗎？不要把當時幾億中國人的智商都看得那么低，是用一句反獨裁的口號就能夠欺騙的。張老認為抗日戰爭中GCD保存實力，讓國民黨和日本去拼戰，消耗其力量，好伺機奪取政權。那么請問張老，蔣介石是什么時候那么聽GCD的話，消耗自己力量的？“百團大戰”等又怎么理解？偽軍為什么主要對付的是八路軍和新四軍？以致GCD的軍隊要面對90％以上的偽軍？為什么抗戰勝利后，戰犯崗村寧茨成為了蔣介石的高級軍事顧問？即使被“消耗力量”后的國民黨軍隊的人數抗戰后還與GCD的軍隊是7比1，而且很多是美式裝備，這就是“伺”來的“機”嗎？蔣介石這反面教員本身就在“逼民反”，還用得著別人用口號來煽動嗎？　　

雖然說在建國以后發生了一些失誤，雖然蘇聯模式的確給中國帶來了挫折，但是憑什么就只能在“蘇式”和“西式”中選擇？鄧小平同志不是領導進行改革開放，走出一條既非“蘇”又非“美”的道路，并且已經給中國帶來巨大變化嗎？為什么就非要推行在很多國家行不通或者帶來嚴重社會問題的所謂“普世性的‘民主自由制度’”？　　

在張老等所崇尚的西方“民主國家”中，是哪個國家曾經對黑人進行嚴重的種族歧視， “三K黨”等恐怖組織殘酷迫害黑人，以致為了反對種族歧視，馬丁.路德金倒在種族歧視者的槍口之下。是哪個國家的副總統約翰遜為了奪取總統寶座，竟找殺手暗殺在任總統肯尼迪？是哪個國家在軍事上占優勢的情況下，還采用細菌武器來對付別國的軍隊？又是誰炮制了所謂的“東京灣事件”，發動了長達10來年的越南戰爭？還有，這些年來，西方為了向一些國家武力“輸出民主”，已經使約10萬無辜平民喪生。這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嗎？這就是比列寧、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現在的中國進步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嗎？這面挑在槍尖上的“普世價值”的大旗就是這樣忽悠人的嗎？面對所有這些，張老不說真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張老是經歷了建國初期的人，由于當時生產力低下，當時很多無法抵擋各種天災的農民難以獨立保證生產，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全是根據不同的發展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至于實行的時機是否早了，可以討論，而什么“大騙局”，扯得上嗎？ 另外，實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來，包括改革開放以來，仍然是土地歸國家、集體所有，即使是“大包干”也沒有否定這一點，張老是否認為這也是在延續“騙局”呢？　　

我不否認，現在仍然存在著說假話現象，在某些地方，甚至還很嚴重，正如張老自己所說的：“說假做假任何社會都存在的，不可能徹底消除。”不但張老所崇尚的西方還仍然一邊干壞事，一邊說假話，就連以《讓人民講真話要有根本前提》為題的張老的文章也沒有講真話或者完全講真話呢。　　

所以，我堅決贊同張老的講真話的主張，鼓勵講真話，聽真話，，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保護各種不同層次的“真話”之間的合理碰撞；同時也不贊成在講真話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不應該把思想碰撞政治化，不應該只挑那些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歷史事實說，而不提或者刻意掩蓋那些對自己的觀點不利的歷史事實，因為這種“真話”本質上還是一種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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