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世界及戰爭新論　　

這是一種迄今尚未出現于人類的最新思想。說出來旨在與諸位共同研究與探討，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揭示了存在，如果真揭示了存在，則請和我一起共同地來完善她！在閱讀中，請暫時放下關于戰爭的已成之見，因為成見只會排擠掉您那必要的思考。文明的進步需要不斷求真，求真則須否定已成之見，只要否定不是出于純粹的個人臆想。請諸位注意文中加粗的文字。　　

人類為什么會有戰爭？引起戰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是世人極為關注并力圖解答的問題。翻開人類浩如煙海的相關文獻，以及現今流行于報刊、雜志和各大網絡的議論，你會看到關于這一問題的種種不同的回答。

把所有答案歸整起來，無非兩類：一類認為戰爭一般是基于人們對利益（權利或物利）的爭奪，當爭奪變得極為緊張，人們不再能和平地分配利益時，戰爭就發生了；另一類則認為，戰爭一般是因為雙方或某方有了某種極端意識，是該種意識把人類引向了戰爭，如二戰前德意志民族的種族意識，二十世紀中期的冷戰意識等等。

由于這樣來理解戰爭原因，于是今天的人們，尤其是今天中國的某些精英們，便由此推出了一種關于戰爭可因理性而避免的結論。一方面在他們看來，既然過去所有戰爭的發生都是由于人們爭奪利益所致，那么，當現代文明已經本質地不同于過去，已經能夠用高揚的理性來主導現實的今天，也就是說，當人類在現代理性主導下，已經知道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而無須動用戰爭來解決利益分配的難題”時，戰爭在今天就成了完全可以人為控制和人為避免的東西。另一方面，既然戰爭是因為雙方或某方的極端意識所致，那么，從理論上駁倒這類意識，教育人們認清它的危害性，使人們擁有清醒頭腦而不致為其宣傳所鼓動，戰爭同樣也會進入可以人為控制和人為避免的范圍。

戰爭的原因真是這樣的嗎？真的如人們所說是可以避免的嗎？

下面我將向列位提供我關于戰爭的完全不同的另一條思路。這條思路，我既不希望列位不假思索地簡單認同，也不希望列位不假思索地簡單否定，我把它提出來，只是期望能引起社會的思考，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符合了方方面面的實際存在。人類最為可貴的東西不是對他人思想的簡單認同，也不是對他人思想的簡單否定，更不是排斥思考他人不同思想的自我固執，人類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對一切思想以合乎實際情況的認真思考，不管這種思想合于自己的所期還是不合自己的所期，與自己的見解相同還是不同。

我認為導致戰爭的根本原因并非上述，并非利益的爭奪和極端的意識；利益的爭奪與極端的意識，在戰爭的發生過程中僅僅只起到了導火索的作用。戰爭的根本原因深深地植根于人類無意識的原始本性之中，是人類無意識的原始本性之沖動本能地利用了人類客觀的利益矛盾和為之服務的極端意識而使然。人類只要本性不變，只要本性的沖動不可遏制地總在力圖實現出來，利益之矛盾與極端意識之產生并由此將人類導向戰爭，就將永恒地總會在一些極端時刻——請注意：我說的是極端時刻——成為絕對不可避免的事實。

現在為什么會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精英，都認為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呢？關鍵的一點就在于：他們沒有注意到——甚至可以說還沒有認識到——人類無意識的原始本性的存在，而只是表淺地外觀了人在意識上表現出來的僅僅屬于客觀層次的需要以及這種需要與行為的關系。一句話：只注意到了人類種種客觀外在的聯系。人們不了解：從本質的而非外在的層面看，人類一切行為，無論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和平的或戰爭的行為，其實都不是決定于人的思想，不是決定于人們如何看待事物和評價事物，而是內在地決定于他那不自知的原始本性的無意識需要；涌動于人類頭腦之中作為意識現象的思想，只不過是原始本性按照自身無意識需要已經下意識作好了決定之后，才被人從其主觀自有的思想庫中本能地搜索出來，為其本性已作之決定做論證的“理由”罷了。所以，思想完全是后起的和被動的東西，服從于本性需要的東西。而且作為一種需要，原始本性的沖動又不是人身上一種可隨意留存或隨意放棄的東西，按照思維取舍可行則行不可行則不行的東西，它是一種能量的宣泄，這種能量無論在個人還是群人一經形成，它之被宣泄出來，在其純粹的自身存在性上，便是絕對不可阻遏也絕對不可消除的，就像自然界每每出現的洪水泛濫是絕對不可阻遏也絕對不可消除的一樣。

關于人類原始本性，我在先前的一些文章中已有過論述，我曾指出：人有兩類無意識的欲求（或稱無意識的“形式需要”），其中一類是善的，一類是惡的；前者如：對服從、服務、犧牲和熱愛的欲求，后者如：對支配、反抗、征服和憎恨的欲求。與此同時，我又從另一層意義上指出：人活著的本真目的即“體驗在世的活動”（請參看吳亞夫新浪博客博文《對西方現代人文主義思潮的批判與吸取》、《活動求索才是人一生的本真求索》等）。那么，從這兩點我便發現到了人類在關于它自己應如何存在才符合了它自己的本性這一生存問題上的一個最關本己的道理，即：由于存在著兩類無意識欲求，則，人唯有通過兩類活動的同時或不同時存在才有可能客觀地實現自身，沒有這兩類活動的同時或不同時存在，他的自身就一定是被壓制的，其原始本性就達不到自我實現的最充分的高度。

這兩類活動是什么？簡單地說，就是愛的活動與恨的活動，或者說，團結的活動與斗爭的活動——愛或團結的活動所以需要，是因為須滿足人對服從、服務、犧牲和熱愛的無意識欲求，恨或斗爭的活動所以需要，是因為須滿足人對支配、征服、反抗和憎恨的無意識欲求。因此說，世界與國家作為對立于人的東西，則必須將愛與恨或團結與斗爭這兩類活動同時或不同時地展開于自身，使自身成為兩類活動的社會化時空載體，人的原始本性才不被壓制，否則被壓制——這是我從人性論觀點得出的第一個認識。

進一步我們發現，斗爭的活動并非一定要在戰爭的形式中才有可能，斗爭的活動同時可以在和平的形式中展開，也就是說，人類既可和平地、非暴力地展開斗爭（例如經濟的競爭、思想的爭辯等等），也可非和平地即暴力地展開斗爭。這樣我便推出第二個認識：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實際上人類永恒地總在進行斗爭，也總在實施團結。

由于人類永恒地總在進行斗爭，也總在實施團結，于是在實際的交往磨合中，由磨合所產生的團結，往往就變成了實際是因為斗爭才需要的團結，成為為斗爭服務的東西。既然團結變成了因為斗爭才需要的東西，于是，這就又客觀地向人類提出了一個要求：要求人類必須自我分裂為不同的群體，以不同群體為單位進行著本性所需的斗爭和團結；這種單位在結構上必然是多等級的，社會也必然會在其多級結構上，最終系統化自身使自身成為一個整體，即成為“國家”。所以，我由此而來的第三個認識是：世界必然也必須自我分裂為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國家，這些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滿足人類原始本性的和斗所需，因此，關于戰爭何以會發生以及它是否可避免的問題，不可回避地便與國家的存在，與國家的內外矛盾及其進程，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得我們關于戰爭問題的所有解答，都必得圍繞國家內外關系的矛盾進程而作出。

依據以上認識，依據戰爭原因深深植根于人類原始本性需要的人性論觀點，我們可以從如下關于國家內外矛盾進程的三個方面，也就是三條關于戰爭何以會發生的因果線路，推出人類戰爭絕對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性結論：

第一條因果線（總體觀）：依據以上“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人類永恒地總在進行斗爭也總在實施團結”這一認識，我們可以推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即：人類的和平無不是以國家為團結單位進行著斗爭的和平。“以國家為團結單位進行著斗爭的和平”這一和平實質，便決定了存在于世界任一時期的和平都決不可能是無限期的，它只能是某種有限的時空存在，也就是說，世界任一時期的和平本身，都一定會將與本時期的和平矛盾相適應的戰爭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為什么這樣說？大家只要理解了人類任何時候都一定會有的一種求索傾向，即人們無止境的欲望，其中的奧秘就一目了然了。

我曾在《論人的欲求與社會的疏導》（湖南師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十二章《欲望的絕對無窮》中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人之所以會有無窮的欲望，就因為：人們在追求物質占有也即實現物質欲望的同時，不知不覺地（本能地）塞進了他自己的斗爭需要（例如無意識的征服欲求）。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是，如果人們僅僅只在追求物的占有，則他的欲望決不可能是無窮的，這種單純的物資追求完全有可能終止于他那生存所須的一般性滿足。然而，人一旦本能地加進了斗爭需要，這就使得其欲望不可能不是無窮的了。因為，此時的人既然不是真以物的占有為其追求的目標，而是以斗爭為其隱藏著的真正目的，那么，不論占有多少物資，每一次的占有，都只會成為他那新一輪戰斗的可資利用的條件；占有的越多，新一輪的斗爭，對于他就越具刺激，越具動力——這就使得他的欲望不知不覺地成為了無窮無盡的沖動（詳細分析，見上述拙著部分）。

我們再想：如果說在人的方面，其欲望是無窮的，各個國家及民族之群體欲望是無窮的，那么，現實的存在，供人們彼此去進行爭奪的客觀的存在，無論是自然界可能提供的現實的與潛在的物質財富也好，還是世界或者國家按照其系統性需要所能提供給人們的權力或權利也罷，它們的存在又會不會是同樣的無窮呢？不是！它們在歷史的每一具體時期總是相對有限的。于是，這種客觀存在的有限性與主觀需求的無限性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無疑就在每一和平時期愈來愈加劇著社會的和平斗爭，無形中升級著社會的斗爭，使各方關系沿著斗爭不斷升級的歷史階梯變得愈來愈緊張，其間的沖突變得愈來愈激烈——如果說在這一過程的初期，由于每一現實的和平期都是直接繼起于前一戰爭期，人類由于戰爭的摧殘，起初的欲望還不太高漲，那么，和平越是延續，人們的欲望，各個國家、民族的欲望就越是有了趨向高水平的升級，趨向無止境的發展。

這樣，我們便看到了如下一種終極趨勢：只當和平發展到后期，此時，一方面是客觀的關系已經異常緊張，相互間的矛盾沖突已經異常激烈，另一方面是存在于人們本身的各種斗爭性欲望（征服對方、反抗對方和憎恨對方的欲望等）又已異常高漲，已經有了對于財富和權力的歷史地推高了的占有欲望，那么，在此種極不相稱的主客對峙中，繼續要求實現自身當下本性關于斗爭與團結需要的各個國家與民族，無疑就不再能繼續通過和平方式來實現其所要了，緊張的主客對峙必將迫使人們彼此去選擇戰爭。于是，戰爭便在這一歷史發展的最高梯級上仿佛水漲船高般地產生了出來。

反思這一線路，我們發現其中根本點就在于人有無意識的斗爭性欲求，是此種無意識的欲求使得人們有意識的欲望成為了絕無止境的東西。人類所以有圍繞利益的爭斗，客觀地看無不是因為人有無窮的欲望，而人所以有無窮的欲望，歸到底就因為人有無意識的斗爭欲求；由于欲求之宣泄不可遏制，欲望的無窮由此變得不可消除——這就使得戰爭成為了最終不可避免的東西。毫無疑問，在這一進程中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情況，在和平時期尤其是和平氣氛較濃時期，人們大多是視之不見也想象不到的，該情況即：當和平矛盾日益增多，當世界關系愈趨緊張，人們普遍具有的情緒、思想和意志，便會隨著關系的變壞而變壞，即愈來愈具有了敵對情緒和報復意志，此時，人們不僅不會視戰爭為不該，相反，回避戰爭恰恰會被視為極愚蠢的舉動。今天的一些人所以會反對戰爭，看不到戰爭威脅的存在，恰恰因為今天的世界尚未走到這樣的一步，仇恨的烈火尚未在人們心中燃燒，他們不過是眼光短淺地僅僅感受了眼前世界，用眼前的感受替換了對未來的思考。

第二條因果線（實力觀）：依據上述“人有兩類欲求（對支配、反抗、征服和憎恨的欲求，以及對服從、服務、犧牲和熱愛的欲求）”的認識，我們可得如下一個關于人性的定性結論，即人永恒地乃一“善惡兼有”及“善惡兩欲”的人；再依據上述“人必得依賴斗爭與團結這兩類活動的同時或不同時存在來達到自我本性之滿足，以及必得彼此組團才能實現本性的滿足，而彼此組團最終又必得彼此組團為國家”這一認識；我們又可推出如下的一種觀點，即：既然人是善惡兼有與善惡兩欲的，這即意味著，人要想完全實現自身本性，則：既須實現自身之善（服從、服務、犧牲、熱愛），同時亦須實現自身之惡（支配、反抗、征服、憎恨），否則，無論是單純實現他的善，或者單純實現他的惡，對人來說，都意味著本性的被壓抑（本性的不完全實現或片面實現）。因此，如再將前面關于國家的界定，即“國家在某種意義上乃是作為旨在滿足人類原始本性需要的一種社會組團，一種斗爭與團結的社會單位”這個界定，聯系起來加以思考，我們就又發現：國家要想履行好這個使命，則必須對人們的善惡兩欲，從趨向上給以分流，具體地說即是：把人們善的欲求引導到從內部來獲得實現，同時把人們惡的欲求引導到從外部去加以宣泄。國家實施了這一“分流”，人們的原始本性便有可能處于較完全、較充分的實現態——實際上，歷代國家已經這樣做了，或者說已經不自覺地、自然而然地經常實踐了這一歷史目的，只是始終未能達到使該種目的成為國家自覺的意志。這樣一來，關于國家與國家的關系，就有了一種最不為人注意的實質進入到了我們的眼簾，這個實質告訴我們：國家與國家的關系絕不同于個人與個人的關系，國家與國家的關系，除同盟關系外，本質上就是一種斗爭關系，是各個國家為實現內部團結和內部整合而相互宣泄國民惡欲的一種斗爭關系。　　

這一至今尚未引起人類注意的關于國家與國家之關系的可怕結論——它也許會讓您感到恐怖，但畢竟是事實——我們還可從另一角度來思考：以前，英國啟蒙學者霍布斯就曾主張人性為惡，他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就如同狠與狠的關系，所以，一個國家要想使其社會達于和諧，避免人與人陷入由其本性發動的赤裸裸的戰爭狀態，則必須依賴國家的強權和嚴厲的法制。我們姑且不論其人性觀如何，有一點必須承認，即：對社會的治理來說，國家除了要有理性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之外，它的強權以及以強權為后盾的法律的限制，誠然也是不可或缺的東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正是依賴了所有這些方面的綜合作用才有了可能。但是，如果說一個國家所以能穩定是因為它有理性、有強權、有法律，那么，這些為求社會穩定而絕對不可缺少的東西，世界有嗎？個人干出了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國家可以用相關法律來制裁他，也正因為有這一依賴國家強權的制裁的威懾，一般個人（包括掌握了權力的個人）才不敢隨意越軌，然而在世界范圍，一個國家干出了嚴重損害他國利益的行為，干出了假如是個人就一定是犯法的行為，世界拿什么來制裁它？！而且，如果干壞事的國家擁有超乎其他國的軍事強力，誰又敢不顧自身安危地去招惹它，按照正義的法則去反對它？！由于世界沒有一種像國家一樣的統一的強權和法律來對實際是犯法國家以制裁和威懾，國家的犯法行為，由此就成為了無法遏制和無法消除的東西，這就決定了國與國的關系只能是任由狹隘的國家意志和民族意志來隨意安排的相互斗爭的關系。

這么一來，有人肯定就要問了：“如按照你以上的推論，這個世界還會有一刻安寧的時候嗎？世界因此不會永無寧日決無休止地始終處于戰爭的狀態嗎？我們所看到的現實存在的和平又是怎么來的呢？”請不要著急，我就是要告訴大家，世界在上述可怕的斗爭中之所以還會有和平，就因為它仍有一種依賴，而且是唯一的依賴，這就是：各相關國家的綜合實力以及由這個實力所帶來的相互鉗制。世界和平不是像現在的某些人所說，是因為人們普遍擁有文明的理性，明智地意識到了須用和平的方式來實現自我的生存；世界和平唯一依靠的就是各個國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的彼此相對平衡，如果該平衡被打破，那么，在某個實力懸殊的、相應的平衡破滅點上，戰爭就發生了。

——順便說說：這種“以實力贏得和平”的觀點，一直以來都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籍以立國的一個重要的策略依據點，可現在的中國精英們，別的都跟著西方學，唯獨這一點不學，不但不學，且起勁反對拒不認同，想起來實在有點讓人啼笑皆非：為什么別人越強越想求強，我們不強卻不知要強呢？！

但是，和平的本身就是世界實力之平衡被逐步打破的本身，和平時間愈長，平衡的破裂就愈大，這是任何一個和平時期都絕對擺脫不了的歷史必然性鎖鏈。原因就一點：一切和平都是斗爭著的和平，是人們假和平之方式改頭換面地進行著不斷升級并決不妥協的斗爭的和平，而由于斗爭著的各方條件（客觀的和主觀的，歷史的與現實的）必然不同，不平衡之形成與擴大，便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實——這就把引發戰爭的那個實力對比的“平衡破滅點”最終產生了出來，從而把戰爭的殘酷游戲最終演繹了出來。

第三條因果線（國家觀）：要進行這條線路的思考，我們必須把眼光集中到一般國家之內部，從其內部來發現和平進程中的因果關系。實際上，單從矛盾的關聯和矛盾的演進這一單項性的過程看，國家就是一個世界，世界就是一個國家。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把上述第一條因果線大致不變地放到每一個國家（不管大小）的內部來看。也就是說，一方面，當世界自我分裂為大大小小的不同國家時，國家同樣也在自我分裂為大大小小、強強弱弱的不同群體，如階級、階層以及各階級或階層中的不同集團；另一方面，人們的無止境的欲望在和平中的逐步升級，同樣也是一種逐步惡化內部關系使之沿內部斗爭階梯而發展的一種存在。所以，經歷了一段和平過程，毫無疑問，一般國家的內部勢必也會迎來每一和平后期日趨緊張的社會關系，此時，極端緊張的主客對峙，同樣也會客觀地迫使著對立各方，各個階級、階層或集團，彼此去選擇放棄和平方式的戰爭方式。這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和平延續來說，同樣是一種誰都不可逃避也無法改變的歷史邏輯。

這樣，我們就發現了如下一種源于國家而波及世界的人類涌動：當一個國家的內部矛盾已異常激烈，社會關系已異常緊張，一場內部戰爭的導火線，便悄悄地在無聲無息的和平謀劃中暗暗作動，此時，那些有敏銳目光的政治家們便開始有了一種聯想：必須把有可能引發內戰的隱患引向外部，宣泄到世界，以拯救國家的整體的生存。所以，從這里我們又可得出一個讓人十分驚駭的結論：人們并不是因為利益的爭奪才打起來，更不是因為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制造了某種極端意識，人們恰恰是因為和平的延續已經讓自己的國家處在了內部矛盾再也無法解決的、積重難返的境地，處在了內戰隱患即將爆發從而即有可能斷送掉國家生存的歷史邊緣，因而才抱著轉移內患的目的對外發動了戰爭或者利用了戰爭——這就是人類為什么會有戰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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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釋】關于最后這一思路，我想多說幾句：在我們很多人的心目中社會最為安定、國家最為繁榮的美國，其實就是一個對外用兵最頻繁的國家。下面有一組從其建國至今的對外戰爭的統計資料足以證明這一點：建國至二戰前：1776-1945年169年時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9場戰爭，平均每18.8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二戰后，1945-2008年63年時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30場戰爭，平均每2.1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冷戰期間，1945-1991年46年時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8場戰爭，平均每2.6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冷戰結束后，1991-2008年17年時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2場戰爭，平均每1.4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資料來源：洪源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外戰爭統計》）。根據這一資料，我們就要問：美國為什么要這樣做？它那隱藏著的真正動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為了轉移內部矛盾。有些人看到了美國如何如何繁榮的外相，就以為這純粹是因為了它的制度，殊不知，單靠制度是取不到上述社會效果的，這其中最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上面所講的：它經常地轉移了內部的矛盾。因此，從這里我們就得出了關于美國國格的兩個評價：第一，美國人的確深明了治理國家的要機何在；第二，它無疑是一個過于自私的國家，為了本國的繁榮、穩定和強盛，而不惜每每將別國人民置于災難深重的戰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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