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陷阱　　

中國人什么都喜歡趕時髦，卻好象總也趕不上趟兒。當國內“知識界”正如火如荼地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新左派”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思潮”和“主義”互相進行口誅筆伐的時候，忽然發現西邊的天空又飄來了一個更加花枝招展的熱氣球，于是乎紛紛登高遠望，頻送秋波，繼而摩拳擦掌，準備棄舊從新。其中性急的甚至等不得氣球落地，看個究竟，就開始大喊大叫起來，要來個空中接軌。殊不知這一次登陸的新玩意兒可是來者不善，不是慰問，不是打氣，而是要將腳下的各種“主義”一網打盡。──這，就是與“全球化”穿一條褲子并且正在全世界包括中國招搖過市的“新自由主義”。　　

  關于“新自由主義”，本來我們國人并沒有什么發言權，因為我們從來連“自由主義”都僅僅是似曾相識，遑論其新。不過，如果這“新自由主義”僅僅是一種“思潮”，則不論其新舊，任其發展，便也罷了。可如今既然與“全球化”掛上了鉤，那就變成了要主宰世界發展潮流的政治經濟學，“成為當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話語體系”（皮埃爾·布爾迪厄語）。這對歷來具有領風氣之先、不甘居人后、崇尚經世致用嗜好的“主流中國知識分子”來說，自然是獲得國內話語霸權的難得機會。因此一時間各種論調漫天飛舞，又一個學術繁榮的春天仿佛已經到來，這樣一個沽名釣譽、借尸還魂的好時機哪能錯過？可是，但凡一個具有民族獨立精神的公民都會對此產生疑問：是誰在主導“全球化”？是誰在倡導“新自由主義”？　　

 實質上，“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一樣，“蘊含的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全球滲透，其目的是為西方富國牟取最大的利益──包括經濟的、政治和軍事的、社會與文化的一切利益。”（劉康語）安·吉登斯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的意義生產是由西方的跨國資本主義利益集團來主導的。（《第三條道路》）皮埃爾·布爾迪厄也指出，新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是從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達的集團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中獲得社會權力的，這些集團包括股東、金融家、工業家、保守黨或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等。（《無止境的剝削的烏托邦──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問題不言自明，所謂“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就是“全球西化”、“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權力游戲的重新上演。“新自由主義”作為“歷史終結”后時代完全代表西方意義生產體系之觀念、符號、象征、形象的強大意識形態體系支柱，搭著“全球化”的快車，揮舞著“維護人權”的變色旗，正試圖橫掃一切具有顯在或潛在沖突威脅的“另類文明”。　　

從經濟學角度講，如果說自由主義篤信市場的絕對力量，那么“新自由主義”就是鼓吹絕對市場的絕對力量。這個絕對市場，就是完全開放、自由貿易的世界市場，就是任由發達國家橫行霸道、剝來削去的“世界經濟新秩序”。從政治學角度講，如果說自由主義追求的是通過自由競爭實現民主政治，那么“新自由主義”就是企圖通過輸出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來改造、顛覆非西方國家，建立“西方大一統”的“世界政治新秩序”。對此，只要看一看當今兩大所謂“世界性”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UN）在20世紀90年代的表現就會一清二楚──隨著“WTO”規模與權力的不斷擴大，世界上貧富差距和不平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據聯合國調查，世界上20%最富有的國家消費著86%的產品（典型的20：80社會）；13億生活在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人每天只有不到1個美元；8000萬人完全不能享受醫療服務，8.4億人營養不良。第三世界國家2.5萬億美元的外債消耗著25%的出口收入，成為一個令人窒息的負擔。美國、瑞典、瑞士，每1000個人擁有600條電話線，而柬埔寨、乍得、阿富汗，每1000人只有1條電話線。美國人口不足世界的5%，卻消耗著世界開發能源的34%。難道它能再允許人口眾多的其他大國“現代化”、與其爭雄？世界快車正在西方精心鋪設的“自由”與“聯合”軌道上馳騁，臥鋪、餐桌已被占滿，擠在三等艙、四等艙而渴望坐上頭等艙的第三世界公民們卻仍在“一體化”的誘人謊話里昏昏然做著“希望工程”之夢，渾然不知自己始終在被“墊高”或“削平”，永無出頭之日。　　

民族的興亡、國家的盛衰，表面是經濟問題，實質是政治問題。任何一個政府在任何時期都要把國家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放在經濟利益之上進行考慮。政治上的無知，必然導致經濟上的短視。在美國人印刷的世界地圖上，中國位于與之相對的地球另一端，也就是它稱霸全球、征服世界的最后一個堡壘。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后殖民主義者的野心已經昭然若揭，“北約”在虎視眈眈地搞“東擴”，而我們卻歡天喜地搞“西部開發”，難道我們在領土疆界上也非要主動與西方“接軌”不可嗎？我們是弱智還是已經被西方收買？一個只知道追求眼前個人利益、不考慮長遠群體利益；只知道滿足當下溫飽淫欲、“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民族，是“政治上的侏儒”，“離災難不遠了”。（馬克斯·韋伯語）關于“WTO”、“全球化”乃至“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盛行和泛濫，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在這個強權就是真理的世界，我們的民族在政治上是過于天真和善良了，我們始終在一相情愿地依賴于西方的善意生存。這是經濟力量軟弱的結果，更是經濟力量軟弱的原因！　　

然而最可悲的是，一直自詡在堅守“社會的良知與正義、民族的脊梁與希望”的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們，在滾滾經濟大潮面前，喪失了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金錢與權貴成為生存的唯一價值取向，民族精神、民族利益早已被拋到腦后。特別是那些裹著“新自由主義”漂亮外衣、沐浴了歐風美雨、經過思想整編、口稱報效祖國的“海外成功人士”，更是經濟上取得獨立、后事安排妥當（懷揣外國護照）之后回來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之徒。他們似乎已經擺脫了十年前“誤炸使館”事件后短暫失語的尷尬境地，搖身一變成了“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廉價推銷員。中國歷史上歷來不乏打著“愛國”之名行“賣國”之實、為博取個人私利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的上層精英，他們的得勢并不是因為發現了什么“真理”，而是因為能夠以為其所用的各種理論的名義順應和維護代表權勢利益的某些政治經濟制度。俄羅斯進行私有化改造曾花大價錢請來美國顧問班子，我們改革的顧問們卻是一個接一個地不請自來。有朋自“美”國（回）來，不亦樂乎？　　

可怕的陷阱就在于此：當“對抗”被置換成“對話”與“交流”的時候，經過改頭換面、喬裝打扮的“演變”，已經在歌舞升平中粉墨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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