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甘肅臨夏《民族日報晚刊》2011.3.24日四六版
“有共產黨在，就不怕沒鹽吃”
——對食鹽搶購的閑思亂說
“有共產黨在，就不怕沒鹽吃”。這是一位山東老太太在全國瘋狂搶鹽時說的話，這位經過抗日和國民統治時期缺鹽少糧的日子的老太太對鹽的記憶太深，雖說當前社會上出現了許多百姓怨氣太多急需解決的問題，但老太太卻這樣說：“這會兒一些熊B養的人兒，老是說共產黨不好，那真是沒經著那些苦日子。共產黨一千個不好，也比舊社會那會兒強啊！有共產黨在，我就不怕沒鹽吃！”，此言雖出自一位覺悟一般群眾，而且是一位老人，這句話可是從百姓一生的生活經歷中得出，可謂出真知真知灼見。
這句話勾起了我的無端思緒。想起小時候看過的書如《鹽田風暴》《萬山紅遍》等等，都是因窮人吃不到鹽而共產黨為了窮人吃上鹽開展斗爭的故事。想起了當年蘇區群眾自豪地稱之為“北京東京不如瑞金，美國英國不如興國”中華蘇維埃江西興國的一首民歌：“（哎呀來）蘇區干部的好作風，真心實意為群眾，柴米油鹽都想到，問寒問暖情意重。”俗話說，“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七樣東西關乎國計、維系民生，其中食鹽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被歷朝歷代置于戰略物資的地位，實行壟斷經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軍民圍繞食鹽演繹了一幕幕舍生忘死、義薄云天的壯舉，至今讓人反思與省心不已。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實行經濟封鎖，他們在江西南昌設立了食鹽火油（即煤油）管理局，蘇區周邊各縣下設食鹽火油公賣委員會，推行“計口售鹽”、“封鎖匪區辦法”，不讓“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落入共產黨手里。這一招果然收效顯著。因為中央蘇區境內不產鹽，而435萬軍民每月耗鹽量至少也要15萬斤以上，一時之間造成食鹽供應空前緊張，鹽價暴漲，一塊光洋在白區可買7斤鹽，在蘇區卻買不到自身重量的7錢3分鹽，所謂“鹽頂七錢三”，還常常有價無市。很多群眾因為長期缺鹽，頭發變白，身體浮腫，患上了各種疑難雜癥，甚至喪失了生命。
面對如此嚴酷的現實，蘇維埃政府因事制宜，積極開展全民自救生產運動，大力推廣土法熬鹽技術。蘇區各地紛紛支鍋開爐，大辦熬鹽廠，其中閩浙贛蘇區創辦的熬鹽廠數量最多，達到1335個。贛南蘇區寧都縣七里村創辦的熬鹽廠規模最大，于都縣嶺背區熬鹽歷史由來已久，技術最先進，質量最好，產量也最高，并為蘇區各地熬鹽廠培訓、輸送了大批熟練技術工人。蘇維埃政府在狠抓硝鹽生產的同時，高度重視發展公、私營商業和群眾性合作社經濟，促進對外貿易，有組織、有計劃、多渠道地從白區購進食鹽，保障蘇區軍民生活需求。
閩浙贛蘇區早在1930年10月中下旬就普遍創辦了消費合作社，1931年下半年又在邊境村鎮設立了19個對外貿易處，省級各單位、各縣建立販賣部，各區、各鄉鎮設合作商店，面向白區開放市場，互通有無。他們還分別開辟了德興、玉山至浙江開化華埠的兩條食鹽貿易線，擁有一支二三百人的專職采辦員隊伍，日購食鹽超千斤。
蘇維埃政府實行保護和鼓勵私營商業發展的政策深得民心，蘇區群眾和白區開明商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把農民式的智慧發揮到了極致。他們有的把糞桶做成雙層，有的打通竹杠的關節，有的用食鹽水浸漬衣服，甚至還有的假扮乞丐、假裝出殯，千方百計藏匿食鹽，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蘇區。其辦法之多、行動之隱秘令國民黨防不勝防。當年，蘇區政府為了切實解決食鹽的問題，工作人員每月一律供應舊秤（16輛秤）4輛鹽。時任中華蘇維埃主席的毛澤東以身做則。堅持執行最低食鹽定量標準。有一次，羅榮桓從前線帶回兩擔優質海鹽，打算分配給中央領導，毛澤東拒絕了，最后兩擔海鹽全部送給了中央紅色醫院。周恩來的警衛員瞞著他，在他的菜里多加了一點鹽，素日里溫文爾雅周恩來知道后大發雷霆，以至于后來因食淡而暈倒。閩浙贛省財政部部長張其德手握全省食鹽分配大權，卻自覺地守著鹽堆吃淡菜。他的孩子實在受不了，以為他忘了放鹽，索性自己去取，張其德急忙厲聲喝止：“不是我忘了放鹽，而是壓根就沒放。這些白花花的鹽巴是革命的本錢，我們決不能以權謀私，動用公家一粒鹽！”因此當地群眾唱贊到：“（哎呀來）蘇區干部是好作風，毛委員親手培養成，領導群眾鬧革命，艱苦奮斗人稱頌。”
在長征途中，紅軍處境非常艱難，難到我們今天難以想到的程度，當年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隊幾道防線鐵箍一般，紅軍幾乎面臨滅頂之災，但對群眾的民生的關心沒有減弱。現在云南楚雄州大姚縣在國民黨時期曾被析置為幾個縣，其中有一個縣叫鹽豐（現在是該縣的一個鎮），顧名思議，應是一個產鹽而且鹽特別多的地方，但就是這個地方的鹽被幾個大戶掌控，98%的窮人吃不起鹽，連挖鹽制鹽的鹽工都吃不上鹽，于是，將千年前的“買鹽的，喝淡湯，紡織娘，沒衣裳”的悲劇再演。而讓鹽豐的人民在那個時代感到了一次抬頭做人，感到了一次真正的鹽豐人豐鹽足食的日子，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長征經過鹽豐的與當地人民過了一個盛大的節日。
1936年4月中下旬，中國工農紅軍6軍團在肖克、王震的帶領下，長征經過大姚。在大姚駐扎三天兩夜，然后途經40余村行程184華里，便攻鹽豐縣城，在那里廣泛進行革命宣傳。紅軍攻占鹽豐縣城后，攻占監獄，釋放窮人，并控制了五井大鹽倉。紅軍紀律嚴明，深得鹽工和群眾歡樂。紅軍將五個大鹽倉打開，分鹽給窮人，濟困濟貧，一些搬不動的大鍋鹽（用鍋鑄澆的大鹽塊），紅軍找鋸子來鋸，鋸成小塊分給大家，有些老人拿不動，紅軍戰士幫老人把鹽抬到家里。幾天后，紅軍前往麗江石鼓渡轉移，但這段佳話至今流傳在當地。長征時這種故事比比皆是，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而解決群眾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事在紅軍經過的地方都有。搶鹽風波的那幾天，我們對聯QQ群中楚雄網友還提及歷史上此事，告訴大家，不要慌，有共產黨在，就不會有鹽荒。從瑞金中華蘇維埃的那時起，共產黨人就能做到與民有鹽同咸、無鹽同淡的境地，因此，共產黨走向執政黨不是歷史偶然，而是必然，除了槍桿子里出政權外，還有柴米油鹽得民心的原因吧。
新中華成立后，食鹽不再成為民生中的難事，就是在最艱難一切憑票供應時期，發鹽票的事沒聽說過，即是有也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地方。倒是為了鹽的價格讓一位著名的藝術家、粵劇演員紅線女給毛主席寫信而形成一個文件的事，現在看到值得學習。1975年8月5日 ，粵劇表演藝術家紅線女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紅旗渠等地參觀學習，發現那里的食鹽很貴，有的地方賣每斤一角一分，有的一角三分，還有的一角六分等。并且說：食鹽、布匹是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價這樣高，這是對待山區、老區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希望以毛主席一貫對待人民的態度來對待這件事。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后，于 8月13日 作出批示：“ 印發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議一下。”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這封來信不僅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進行了傳閱、討論，而且還作為中央是年9月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會議文件印發，以引起全國對這類問題的關注。
毛主席關心鹽價也并非因紅線女的信，早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毛主席在其講話中《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強調：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當時刻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油鹽柴米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來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過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問題，都應當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4頁）”在這次會上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了汀州市政府“對群眾的生活問題一點不理”的做法，表揚了兩個關心群眾生活的模范鄉——即福建才溪鄉和長岡鄉。
現在看來毛澤東當年的這個教導是多么堅定！多么重要！多么親切！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時刻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毛澤東是真心實意地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成黨的根本宗旨，“關心群眾生活”正是這個根本宗旨的具體體現。這是共產黨區別于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之所在。否則，還能美其名曰共產黨。毛澤東的心里，始終心系工農群眾，言行一致，講到做到，決不口是心非，“忽攸”群眾。而這次出現的搶鹽荒，雖有像有那位大娘那樣的認識的人，但不論怎么說還是發生了搶鹽的風波，這是是我們工作中對群眾的鹽米小事平日關懷不夠，還是人民與政府有了隔膜、不信任而產生？可能有些這方面的因素，用一句與鹽有關的諺語來說筆者是“咸吃蘿卜淡操心”，拉拉雜雜寫此文，只是今年是建黨90周年，希望以紀念建黨90周年.將更多的好傳統予以發揚。 （肖俊仁）轉自甘肅臨夏《民族日報晚刊》2011.3.24日四六版
我們應該怎樣應對“搶購鬧劇”
轉自甘肅臨夏《民族日報晚刊》2011.3.21日二版河州時評
謠言始終如影子，在任何社會中都存在，但像這次國人如大年三十子時同一時間放鞭炮般，集體上演“鹽荒（炎黃）子孫”鬧劇，不法商人囤積居奇、哄抬鹽價，老百姓是越抬價越搶購，這種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采取積極的措施，以預防下次再上演某些商品的“搶購鬧劇”。
這次搶鹽風波起于謠言，止于透明，始作俑者推手推出的是鹽業股票大漲。但一個極為低級的謠傳為何讓國人如此高度統一，如此空前團結一致地去搶購鹽呢？筆者想起了《資治通鑒》的第十八卷“漢紀十”中，徐樂上書漢武帝關于“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的農民陳勝“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引起秦帝國的土崩的現象時道出了三點原因，“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2000年前的事似乎與現在不搭邊，但“搶鹽風”一吹而全國風起是值得深思的。這兩年來，物價飛漲，雖然漲的原因有國際大環境，但將老百姓玩弄的“姜（將）你軍”、“豆（綠豆）你玩”、“蒜（算）你狠”、“糖（唐）高宗”等諸事屢發，只見百姓抱怨，沒見斬斷幕后推手的利劍快刀，百姓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了動搖；其次，現在交通方便了，我們與群眾的距離反而遠了；通訊發達了，與群眾的溝通反而困難了；干部多了，水平高了，但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反而弱了，因此出現了國家極大地體恤民眾，而民眾中還有一些人感到不公平，民眾心中有怨氣上面不知道，更不知怨氣來自何方，故一些事件中以“不明真相”來對群眾，道德頹敗而不有效整治，已沒有血性的動物怎能讓其流淌道德的血液？像這次“搶鹽”風波中竟出現了一些從鹽務局以65元買了一袋（50包）鹽后，就在鹽務局門口擺攤以200元甚至300元來堂而皇之地出售的怪事，一些平日見面與你滿臉堆笑、滿口道德的小店主一改往日溫柔，將一袋鹽（400克）抬高幾元甚至十元來賣。此時，群眾只能爭搶，誰說了也不信，更何況當時無人來說明此事。因此，“搶鹽”風波讓我們集體蒙羞，讓我們的公信力在社會突發事件前感到那么乏力。因為“姜（將）你軍”的時候，我們沒有出手，蒜（算）你狠的時候，我們沒有出手。當國家發改委明確水電等暫不漲價時，我們的自來水漲到2.5元/噸（含排污費），汽油漲價時，我們聽證提高了公交、出租車的價格，承諾以更好的服務保障群眾的利益，而當“油改氣”后，不但不見價格下降，而且出現了不拉病人、不拉拿東西的人的“拒載”，繞路欺外人，甚至公交不到點在半路上就下班等怪現象，誰來管這些？不搶購鹽，筆者不知一包鹽的零售價是1.5元，更不知這是國家調控的物資，而平時在許多小鋪子售2元、1.8元、1.7元的多得是，作為消費者不知真正的價格幾許，也沒見有關部門在鋪子貼一張價格通告。
好在鹽的經營權還歸國家掌控，從2000多年前漢昭帝6年儒法兩派對鹽鐵專營不是私營的爭論后，這問題至今仍然存在，看來，當年效法批儒時，讓大家學習《鹽鐵論》，今天才知鹽由國家專營還有這等現實意義。
“搶鹽”風波平靜了，下次會搶什么呢？當我們的公信力如此脆弱，我們的科技宣傳如此乏力，我們的信息比不過謠傳時，這還是一個值得思考和認真研究的難題。破解這個難題的首要步驟必須嚴懲這次被抓的哄抬鹽價者，以實效取信于民；再之，做好宣傳，并用更有力的方式常做群眾工作，與群眾打成一片，讓群眾和政府相互信任，這是首要問題。（肖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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