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社會主義
科學天使
由于經濟的繁榮和技術的發展，原先許多的理論都出現了問題或出現了與現實及常識不協調的跡象。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進方向更是引起了許多相關國家的注意，國內的許多理論學者更是難以有所超脫，而中央領導集體為了國家利益而進行著‘摸著石頭過河’的偉大創新。而自詡為民主世界的領導者的美國也被超級大國的實力燒得像個大頭蒼蠅，看不到真正的純粹的敵人而又好像是敵人無處不在，而不得不奉行普遍的雙重標準；盡管有發達的社會監控體系和烏壓壓的鍍金閃光的專家智囊，也不能阻止美國向怪物的轉變，美國的許多光環正在變成泡沫。
雖然政府供養的專家學者不能盛產真知灼見和靈丹妙藥，但不大關心理論宣傳的公眾卻仍然一如既往地做著自己的事情。是不是我們的世界出現了什么問題，怨天尤人的人如果一味的刻舟求劍、削足適履、畫蛇添足，那么世界就永遠會是復雜的、蒼茫的、危機四伏的。我們為什么要用桎梏性的理論來束縛我們的創造力呢？多彩的世界可以使我們產生創造力去創新理論、革新理論、正視理論。由于許多社會問題的纏繞，許多的理論問題不便于采用革命性的方法，而只能改革和漸變或者是沿用舊有的標牌而更換新的血液。并且持續穩定發展的社會也不應該采用導致社會動蕩的方法來換取局部的或者是片面的進步，更不應該被漢奸利用或者是唯洋鬼子價值觀念馬首是瞻。
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地區流行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至今并無超越，許多的從決定論出發的社會方面的學術觀念都面臨著更新，在理論發展的基礎上是共產黨高層掌握的牢固的國家機器。任何學術、輿論的風風雨雨都難以動搖中華騰飛的基礎，任何以激烈形式明顯危害社會的組織和事件都會得到有效的抑制。因為許多的事情并不需要理論的推導就可以從大局出發直接采取措施，而理論的不協調和民眾認識的誤解給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不能使理論符合社會進步的專家學者從歷史看不光是濫竽充數，還可以看作是社會的寄生蟲。在社會學術領域中廣泛存在的令人討厭的學術腐敗現象其實并不是單純的道德引發的問題，而是社會性的腐敗問題的一部分，當然學術腐敗有其特色的過程性表現。
就社會主義的認識來講，一般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專有產品。而對于理想社會、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精心設計卻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從‘內圣外王’、‘大同世界’到‘桃源’世界，自古以來許多改朝換代都以類似于‘耕者有其田’之類的口號來發動民眾為帝王用鮮血和生命奪取江山，而在技術如此發達的社會至今還繼續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認識美麗的指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框架，然而現在在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中卻明顯感覺到舊有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存在問題。而這與導致上世紀末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深層原因不能說沒有關系，現在所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都不能不進行改革或者是革新來應對世界局勢和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原先看不慣中國改革的北朝鮮也開始經濟特區的試驗。
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出發點而言，也沒有把他們的社會主義經濟認識當作教條式的真理，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的方法。在歐洲資本主義漸趨成熟之際就能夠達到很高的理論高度仍然是值得我們所尊重的，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就好像化學理論之與化學工程相似，照抄照搬難免要使社會進步遭受損失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就目前我國的國情而言，發展社會主義理論、進行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已經是無法回避的問題。現在許多的人都在進行著這個領域內的工作，至今沒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可以奉獻于社會。許多的媒體都炒作在 2003 年的七一講話中胡錦濤會做出重大的政治改革決定，然而沒有重大的突破性的政治理論創新作基礎，循序漸進的推動黨政職能的轉變和社會進步就會是最好的辦法。
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思想認為實現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這樣有利于在基礎理論缺乏成果之際進行持續穩定的社會主義建設。就目前形式而言，這無疑是一種明智的抉擇。因為舊有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鮮明對立的理論不能解釋好現在的經濟問題和國際形勢等等。而且現在的形勢要求中國共產黨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的轉變，意識形態的認識的斗爭不應該再成為社會動亂的基礎性誘因，任何導致社會劇烈動蕩的事件和組織都會在社會穩定的要求中受到抑制。
就現有的社會形勢而言，進行社會主義認識的創新大約有三條較明晰的途徑。第一條就是以社會發展為基本點認識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條就是從舊有傳統理論中對照世界形勢的發展開發出通用性的新理論，第三條就是采用樸素自然的方法進行理論的開發再進行現代化的包裝。我們不難發現，一種理論創新的完成可以有不同特色的多種形式的表達，而社會可以接受的形式就是理論開發的目標，社會的進步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要求就應該反映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形式表達中。而只有具有指導意義和預測水平的理論才是符合社會要求的理論，而編譯注疏性的學說對于中華騰飛來說只能是蚊蠅亂舞式的交響樂。所以盡管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穩產高產，但人們感覺到的是學術腐敗越來越嚴重。
下面，我們討論以社會發展為基本點認識社會主義的性質。
第一節 從社會發展認識社會主義
如果把現在我們的社會狀況就定義為社會主義顯然會限制社會的發展，如果把社會主義定義在將來顯然會增加社會對社會主義的淡漠和茫然，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并不是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表達方式。由于現代西方文化的影響，人們習慣于從形式上認識社會主義，現在看來這是影響人們對社會主義茫然的主要原因。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經濟的許多形式都適用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并且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經濟體吸收和借鑒了許多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當然由于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不深刻可能會導致社會的發展經歷一些不必要的曲折。比如先污染后治理，三農問題，腐敗問題，兩極分化問題等等。社會的發展已經引起了共產黨對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的反思，而認識的進步也必將帶來社會文明的進步。如果說改革開放政策的承諾是若干年不動搖的話，那么隨著思想認識的進步會使國際社會承認會有更加先進的社會經濟政策制度成功地在中國運行，并且中國社會應該會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先進的表率和杰出的領導者。
放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的觀念，就可以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有可能取得更加寬松和諧的發展機會。在有限的經濟資源投入世界經貿交流的過程中容易取得許多的直觀的效益最大化的財富成果，并且國防觀念和國家安全戰略也會相應作出協調。當然并不能輕視敵視社會主義中國和敵視中華統一的戰略陰謀和可能出現的突發惡性事件，解決敵對勢力應該因事制宜，既沒必要堅持鴕鳥政策又沒必要堅持激進的民族主義政策，死抱任何一種僵化的政策都會使中華的振興受到遲滯。冷戰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發展的狹縫，多極世界的努力更會使中國走向負責任的大國，但中國也沒必要成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冤大頭。
社會的發展使社會要素的體系的監控工作變得高效透明化，監控體系的進步可以使摸著石頭過河的風險盡可能地降低，雖然不能從根本上盡可能的避免風險。當然一些免疫性的事件也可能會因為監控的靈敏而過早地被遏制，從而使社會發展繼續另一種形式的彎路或者是潛伏另外的較大的風險。我們可以很容易的發現無論是社會主義體系還是資本主義體系，都需要而且必須要有發達的社會監控體系。由于歷史的影響，社會主義體系要求社會主義特色，而如果要做得更好就必須有創造性的發揮和先進的精神的指引。就目前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形勢而言，社會主義還沒有清晰的精神形象，社會主義還處在積極的探索和發展中。
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調控的高效和高能，使許多人認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也是適用于中國的理想形式。有人妄圖對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國家的有限的教育經費沒有堵住制造漢奸和為資本主義國家培養人才的漏洞，親美癥和恐美癥在一些所謂的高層人士中惡性傳染并流行。我們可以直觀的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許多的不足和缺點，我們可以直觀的得到建設社會主義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并且可以發現資本主義制度并不理想，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我們的事。而改革資本主義制度和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革命性改造并不是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輝煌才會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新的世紀中開始新的篇章。
在中華振興的事業中，我們并不是為了標榜與眾不同，而僅僅是完成中華的振興。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吃白面，我們也沒必要見到白面就繞著走。資本主義文明也是人類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就好像人類文明是從蠻夷時代走過來而沒必要就丑化原始的人類一樣，而人們對開襠褲的兒童的天真頑皮并不是充滿惡意卻是自然的流露出希望的喜愛。所以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并不應該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攻擊資本主義制度上，而是要在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中無可辯駁的占據優勢和施展先進社會制度的光芒四射的影響力。現在的社會主義研究的現狀很值得憂慮，沒有革命精神、沒有進取精神、沒有自主精神就很難取得學術理論的突破，沒有社會主義戰士組成的學術隊伍很難打贏一場社會主義學術創新的戰役。
這樣的討論可能會誘發一個誤解，那就是我們首先把事業作成功，然后再按照‘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方法宣布并系統化地說‘這就是社會主義’，其實沒有堅定的社會主義認識而宣布出愚民性質的社會主義認識是具有潛在危害的。通訊交流發達、文化素養提高的社會容不下任何迷信形式的理論和說教，就連宗教的最高宗教意志都受到了質疑，還有什么會讓全世界人民共同地去赴湯蹈火、前仆后繼呢？顯然無所不能的上帝、真主、如來佛等等之間面臨著必然的沖突，人類世界是如此之小，而神的意志是理想的強大并且意志又彼此不同。教派沖突、民族沖突、政治沖突、文化沖突等會以不同于經濟競爭的形式表現出不同的特色，而國家恐怖主義、極端恐怖主義、甚至于種族清洗等等都不可避免的表現出人類斗爭的最直接的形式，暴力與血腥。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呢？從社會發展出發觀察，就是以社會和社會環境的關系出發認識社會要素的意義并且從發展的意義出發處置社會的生存、建設和發展。這樣我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從方法和意義出發的，而不是從形式上出發的。所以這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論體系和方法系統，建設社會主義的評價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所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精神，而現在持續的經濟高速發展中社會主義精神已經不再明晰了。所以我們的社會出現了許多的不協調帶來的問題，過多的是形式化和對應形式化所帶來的問題。
以社會和社會環境的關系出發認識社會要素的意義，就會避免畸形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緊張和避免激化社會內部矛盾和社會體系的環境災難。資本主義社會是典型的以經濟為主導的社會制度，這樣就會誤導各種資源的社會意義而注重于經濟意義的開發和運用，而道德淪喪、環境災難、兩極分化、倫理迷茫、法律泛濫、政策混亂等等都會成為不可避免的問題，數字化技術雖然為追求社會監控的硬件建設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但是社會要素變化的不確定性的本質為社會監控的精密帶來了不可能絕對精密的基本命運，就好像財務制度的假帳現象是不可能絕對避免的一樣，不同的財務監控制度可能會給財務帳目的評價帶來不同的影響和結果。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政治改革的滯后也帶來了一些熱點的社會問題，但隨著改革的深入進行舊的問題會得到緩解，但這并不等于會避免新的問題的發生。
在現有的主導性的習慣性的認識中，總不能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就是所謂的對癥下藥，雖然有效但可能是治標不治本。今天的經驗不見得明天靈驗，社會是受環境影響并且影響環境的開放的體系，為了明天的美好就應該改造環境主導社會向美好的明天對接，而在這個過程中切不可迷信以統計性結果為基礎的因果性結論，而應該就事論事。
就現代社會而言，單純的從經濟出發觀察社會就會出現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而這樣的認識是建立在經濟決定論的基礎上的，即經濟基礎決定政治文化等組成的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那么是不是就存在自然的決定論呢? 應該說決定論是一定條件下的認識，而在溫飽問題還未解決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決定論可能會大概的有所符合。是不是有一定確定的財富的人會有相同的處世原則呢？顯然不是。有的富人很貪心，他可能會有財富去經營權利和勢力；有的富人可能有善心，它可能會幫助周圍的人或者是做一些慈善事業；有的富人可能是守財奴，他的生活并不見得比周圍的窮人強多少；有的富人可能生活的瀟灑逍遙，被周圍的人羨慕或者嫉恨；有的富人能夠持家守業，有的富人會變窮，有的富人會更富。總之，窮富是一種財富持有的狀態，而狀態是一種標志，而狀態總處在動態的變化中。并不是窮富決定了命運，而是命運表現出了窮富。對于社會而言同樣如此，社會的運行表現出了經濟的狀況，而經濟的狀況并不會絕對的決定社會的運行。比如，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的日子過得并不輕松，而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美國的日子過得卻很瀟灑。
在中國歷史上，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等開國的偉人都是白手起家的，孫中山、毛澤東也并非名們望族的出身，而一代領袖的誕生就意味著一次財富的大流動和重新的創造。在最近的中國大陸的富豪排行榜中，普通出身的甚至是文盲出身的占相當比例，而富豪的財富與他們的政治地位并不見得成正比，并且許多的富人過得并不安心，許多巨富都將相當多的資產轉移到海外。而在被許多親美情節的人景仰的哈佛學院所歸結的哈佛案例中，精心的研究顯示出，案例的創造者的天賦并不是經過名牌的教育和金錢的堆積才產生的，那是一種天生的天賦。在世界的富豪榜上，沒有大學畢業的人在巨富中更加突出，而沒有聽說過銀行家和名牌的經濟學院合伙實驗培育白手起家的世界級富翁，恐怕只有有精神病的人才會去依靠理論和財富去培育白手起家的世界巨富。而富豪的成功的案例只能是一種啟發，社會環境的變化可以創造出奇跡，也可以創造出悲劇，而相似的似乎只有富豪創業所共有的精神品質。而如果說精神品質決定人的命運肯定是片面的，只能說精神品質影響著人的命運。
我們可以說，在社會各要素中并不存在普適的絕對的決定論的結論，而在確定的條件下，相關的社會要素之間存在關聯關系是必然的，而決定性僅僅是一種膚淺的認識或者是宣傳所需的結論。經濟的強大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命運，經濟強國日本僅僅算是一個二流強國，世界首富雖然富可敵國但與相當經濟規模的國家元首相比社會地位是無法平起平坐的。軍事的強大雖然對別人構成威脅但不足以左右世界的命運，前蘇聯作為一個軍事強大的超級大國卻走向了崩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以寡勝眾的戰史戰例比比皆是，并且維持強大的軍事裝備設施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負擔。文化的強大雖然可以消泯文化壁壘和滌蕩封閉性的文化結構但不足以以文化構建政權和社會生活，文化顯示的是社會交流、社會經驗和社會預期，雖然文化可以表現出經濟性質、政治性質、道德性質、軍事思想等等，但是文化的能動作用不會是無限的，當然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宗教的作用在現代的世界越來越顯得有限，而政教合一的國家正在變成被國際社會邊緣化的對象或者是滲透打擊的對象，社會內部的宗教正面臨著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教義、教理、教務的沖擊，宗教極端主義以其極端行動標志著正在式微的存在。政治的強大可以掀起社會的驚濤駭浪，但是強奸民意、愚民擾民的政治終究會被公眾所拋棄，‘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社會精英雖然處在社會潮流的風頭浪尖，但也是脫離不了自身的局限性和環境的影響，而將社會推向極端并不能迅速的協調就會使社會遭受巨大損失，歷史以來的社會強人的集團很少有普遍的褒獎，而非議頗多的改革者卻不勝枚舉。
那么，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關系呢？我們可以說，各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反映的是社會運行過程的不同性質、不同觀察點、不同出發點、不同評價標準的認識。處在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情緒、行為和位置等條件下，認識是不同的，也就是說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可能難以取得普遍的一致，這也是社會紛爭的一個深層的原因。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可能是盲人摸象各執一詞，但即使使都從整體的系統上觀察問題還是會有個人的區別，因為個人不同、經歷不同、環境不同。
社會要素反映的是社會過程的不同方面，但社會要素反映的是社會的狀態性的標志，而不是社會過程性本身。所以注重于社會要素本身的形式性的政府調節就會流于形式化，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等等。從經濟看社會，社會就是一個經濟體，而以經濟政策治理社會就總會有不盡如人意，完全的市場經濟是根本上性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社會的調節就是輔之以非經濟手段，甚而至于要采用戰爭手段來干預經濟指標的變化。從政治角度看社會就會發現社會意志的分散、分歧以及對立等，如果社會不能約束政治狂熱分子的極端性、挑撥性、煽動性的言論和行動，社會離動亂和災難就不遠了。從軍事角度觀察社會就會發現社會的軍事實力和軍事潛力，然而注重于軍事發展的社會容易遲滯社會的發展或者是習慣于以敵友的觀點觀察世界，而世界的豐富多彩和人類社會的燦爛文明是不適于以單純的軍事理念來區別的，所以軍事潛力強大的以色列和北朝鮮日子過得并不輕松，而美國卻發現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幾乎是無所不在。從信仰角度觀察社會就會發現異教徒和邪惡分子充滿著整個世界，而在無奈之余總希望異類的衰落或是消除，而無論是‘伊斯蘭圣戰’還是‘新十字軍東征’都不會再取得什么決定性的勝利，越來越緊密的人類社會的公共理念不會再以信仰作為精神支柱。而所謂的東西方文明的競爭其實是一種文明的融合和認同，單一的僵化的、保守的、狂妄的、自大的文明不可能統治整個人類世界，傳統的國家意義越來越變得落后，國家文明將會變成歷史，而新的文明是適于新的社會的發展的。
單純地從社會意義認識社會要素的意義是不完整的，還應該考慮社會環境的意義。因為社會不是封閉的、孤立的，而是開放的，而且社會的深層表現具有隨機性、不確定性。把社會描述成嚴格結構性的、邏輯性的、純實在性的或是純虛化的都是片面的，因為社會是人類生存、繁衍、發展的可以感覺到的具有大概形式的事物。社會的變化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而社會環境的變化存在著不確定性，突發事件和突發事變都難以納入明晰的可以預測的認識體系，現有的任何體系性的理論都不是萬能的和全方位無限的，而相對于環境來說人的相對無限的欲望總是會受到制約的；自然環境的變化影響著社會的生存、發展、穩定與動蕩，許多的改朝換代、社會進步都與自然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而現代人們越來越發現觀察社會的變化不能不考慮自然環境的因素，而人們對于自然環境的認識是沒有止境的，而將所有的隨機因素都納入確定的認識體系是不可能的,因為隨機因素是根本的,而確定性來自于人們的認識和相對的較穩定的過程。
所以認識社會不能采用完全主觀的方法，因為社會的環境意義會被錯誤的處置，而脫離環境意義的社會認識必然是片面的認識。人們可以有限的改造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而不能普遍的決定和改變事物的根本的全面的屬性，而且最終人們會發現人類本身就是外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雖然有的聯系和影響是經常被忽視的或是難以察覺的。認識也不能采用絕對客觀的方法，因為社會的精神意義就會被歧義的淡化，而脫離精神意義的社會認識必然是片面的認識。從環境因素定義社會的精神和人的意志總會覺得捉襟見肘，而通過解剖生物體的認識定義生命現象是不可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結論的，也就是說采取客觀的結構認識容易走向見物而不見人，而且人們最終會發現精神意義是人類社會存在的特征性的表現，雖然精神的表現并不像自然物體一樣可以實在性的觀察與紀錄，但精神的表現是不容置疑的確實存在的。所以認識社會既不能單純的從社會出發認識社會，也不能單純的從社會環境出發認識社會，而應該從社會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出發認識社會，因為社會與社會環境都是開放的變化的，而社會體系的認識和社會環境體系的認識都是人的認識的狀態性的表示，狀態性建立在變化的過程性之上并且認識的狀態性也建立在認識變化的過程性之上。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明確，認識社會要素的意義應該從社會和社會環境的關系出發來認識。所以社會要素指標的改善不能僅僅注重于社會要素本身，也不能僅僅確定性的認定一個確切有限的相關背景，當然這是從宏遠方面考慮的。在一些環境因素較穩定的情況下，一些社會指標會顯示出較明晰的相關性，甚至于有的聯系會令講究邏輯理論的人費解，而不被看好的數字化的指標的聯系也不能不作為一種經驗保存下來甚至于再上升到理論。取得一項指標的提升往往會犧牲其他的指標，但適當的有效的調整和變革會鞏固希望得到的成果。就好像單純追求經濟指標的發展會帶來環境問題、治安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道德問題、法律問題等等，而適當的改革和調整是可以緩解緊張關系和不適應的。而緊張關系的不當處置和漠視可能會使關系激化或是失控，當然遭遇一定打擊的社會可能更加有效的建立新的關系和新的體系，所以快刀斬亂麻的工作是需要機會、勇氣和代價的。
一項社會要素指標的突出證明社會的發展不協調，而世界各國政府普遍追求數字化的成就，所以人們的印象好像是發展越快帶來的問題就越多。有人希望發展會解決問題，但如果是因為畸形發展而帶來的問題繼續發展的畸形就會使問題更加嚴重，輔助化的綜合治理也不會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只能是帶著問題進行急需的工作指導并尋找機會進行休整。并不是萬事俱備才能發展，即使萬事俱備也不見得找到最理想最優的發展方向。因為社會資源之間的關系、關聯和作用，在發展中會有有益的形勢的轉化和資源的轉化，而只要是不以同歸于盡為最終目的就有可能在最危險的條件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社會變化有正有奇，可能因順得逆，可能因逆得順。人們習慣于用經驗和邏輯認識社會要素的變化，但社會要素并不是經驗和邏輯的演算紙，而社會要素是創造經驗和邏輯的一個方面。就好像人們對按照醫學理論治死人有一定寬容一樣，對于社會治理按部就班沒有取得好成績的官僚政客也有一定的同情，但是世界的變化要求變化的認識和發展的認識，紙上談兵導致的災難是應該受到懲罰的，而不應停留在情有可原而讓社會彌漫僵化、保守、落后的風氣。站在為人民服務的位子上，沒有功勞就是對人民的犯罪，庸庸碌碌之輩可以找陰涼背風的地方去實現心安的‘苦勞’。
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有許許多多的可能性并且機會是隨機產生的，只是許多后續的綜合性輔助方案的不能確定會影響快速發展的決心，而坐失良機也不見得會讓人遺憾，也許是因為巨大的風險的伴隨。危難之際對風險的評價與平安之際對風險的評價是不同的，所以時勢造英雄，在混亂與無奈之際往往會出現出身卑賤的開拓者力挽狂瀾。戰爭容易造就英雄，因為戰爭會造就超常的意志和超常的效率，平時人們不愿冒太大的風險。平時由于效率低下的民主體制與中庸風氣的影響，社會發展的速度與最大的可能性之間會有很大的差距，當然人們也許會說這樣是避免獨裁，而有益的獨裁為什么不能容許呢？平時也需要許許多多的英雄，而不僅僅是戰時。問題是人類應該選擇什么樣的獨裁者治理社會，怎樣保證獨裁者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庸君或暴君。社會的發展應該在民主與獨裁之間做出適當的調整而不是作出極端的選擇，因為無限制的獨裁與大幫哄式的民主同樣是社會的災難。英雄不等于圣人，而真理不見得掌握在多數人手中。所以為發展而追求社會要素的關系的適當和高效的協調，并沒有必要追求形式上的導致社會畸形發展的數字化指標。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國家都可以在社會要素指標較高的情況下崩潰，而導致國家崩潰、社會動蕩的社會指標也許是不能數字化或難以確切的數字化的，而關鍵的、突出的社會指標的變化往往是政府難以關心的或是無法關心的。
我們將在后文就中國的快速發展問題作擴展性的討論。
面我們討論從發展的意義出發處置社會的生存、建設與發展。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沒有發展變化，就不會有社會的認識，甚至不會有社會的存在。當然沒有變化的社會是一種假設，而社會的變化是有精神參與的自然過程，從狀態性的認識出發社會的變化是絕對的，而變化是否符合人愿是一種人為的評價。
從單一社會指標觀察社會的表現就會發現社會經常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但這并不表示所有的社會指標都會倒退，而在災難滯后往往會有大的發展。這是因為就社會的精神體質而言并沒有倒退，而且社會在經過大調整及適應性反思之后在新的環境條件下會更加顯示出積極的甚至是超常的活力。在戰爭之后、經濟危機之后、學術理論崩潰之后、法律困境之后、政治動亂之后、道德倫理劇變之后、文藝大蕭條之后等等往往都會迎來相應的調整性大發展，而實際上社會災難本身就是解決走向某個極端的社會的一種最佳或較佳的方法，當然社會災難可能是痛苦的，并且在社會承受能力之外還會導致社會的形式性的變化甚至是危及社會的生存。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民族融合、交流緊密、學術競爭、思想競爭的過程，而以狹隘的認識評價社會的發展只能是逆歷史潮流而得不到正確的結果。
從現代社會的觀念看古人的許多的正常的活動，就會發現落后和殘酷。但應該看到奴隸的悲慘是因為社會生產能力的低下，而現代社會的許多貧困地區的社會價值觀念比起大都市來也很難說就是落后的，因為許多問題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道德的淪喪得不出統一的認同，即使是出臺了相應的法律而法律所起的作用并不會統一所有人的意志，并且法律還往往容易處于被動的地位。社會的轉型期人們的觀念很難同步轉型，而共同的探索就容易浪費社會的資源而犧牲一些發展速度，當然社會的高速的不協調發展是制造危機的。
就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來講，現在即使出臺許多法律條例也只能是表達一部分人的觀念，并且這是認識、處置、處理社會資源的問題。動輒適用法律、法規并不會取得滿意的效果，況且法律、法規并不是萬能的，用一句有爭議的俗話來說就是‘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即所謂的‘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為了保護野生動物這個并沒有什么真理性的律條而不分情況就一律禁止，甚至不惜使中醫藥寶庫受到損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對人民的不負責任。在一些地區因為保護動物的泛濫危害農民生命安全，當地公安部門只好發獵槍讓人們捕殺，而就現在的法律環境來說殺害野生動物和發放槍支都不是什么可以提倡的辦法，而還有一個好辦法就是把那些不考慮人民生命安全的專家學者放到野獸泛濫的地區去體驗生活并且為他們提供為了社會發展而作出犧牲的機會。沒有任何證據可以雄辯的絕對的證明蛇、果子貍等野生動物與所謂的非典型性肺炎有關系，而一些被蹩腳學術所愚弄的人或者是別有用心的人就鼓動立法體制廣泛禁止野生動物的消費，這對于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來說是極端性的錯誤。
就學術對于社會的意義來說，只能是一種參考，因為學術只是一種經驗性的、或許有預見性的認識，而學術是發展的或者說學術是不能從根本上排除錯誤的，所以把社會發展徹底地放在一種或者是有明顯偏見的學術上是會損害社會發展的。這無論是哲學觀點、思想觀點、技術觀點、教育觀點、軍事觀點、經濟觀點、政治觀點等等，如果人們發現用理論處理器問題來既蹩腳又復雜就應該考慮修改或者是更換理論，但人們經常習慣于對落后的理論修修補補，當然學術腐敗和落后學術的衛道士對社會的遲滯是不能避免的。毛澤東可以在物資貧乏、裝備落后、國際環境并不理想的條件下果斷的決定派志愿部隊對美國宣戰，并且戰爭的結局證明其‘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光輝論斷，愛國主義精神與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結合打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威和人民解放軍的軍威；而在國力顯著增強、軍事裝備加速現代化的現代中國出現了所謂的‘恐美癥’，這既是民族主義的恥辱，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恥辱，更說明軍事理論的落后，科索沃戰爭的恥辱使俄羅斯人修改了軍事理論并且聲言可以首先考慮首先使用核武器，而駐南聯盟大使館遭美國侵略被炸毀卻沒能使中國的新軍事理論誕生可以說是中國軍事事業的遺憾。戰爭的目的是保生存、求勝利，而使用的手段只能為目的服務，而不應局限于什么君子戰、小人戰，勝者王侯敗者寇，打勝了戰爭說什么都會有人聽。
現代的人類世界有幾千個民族，有二百個左右的獨立行政區，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看民族的融合和國家形態的改變都是不容改變的趨勢。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民族極端主義、宗教恐怖主義、國家恐怖主義、報復社會的惡性思潮都會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超級大國的精神理念、價值觀念會受到根本性的沖擊，弱小國家的軍事安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都面臨新的挑戰和抉擇，盡管在這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會有許多的酸辛和和悲慘，但有句俗話說‘彩虹總在風雨后’，當然彩虹和風雨并沒有什么絕對的必然的聯系。
現代世界連珍希野獸都不能免遭人類的影響，何況是種族人群。社會交流已經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水平，任何阻礙社會交流的固定化的形式都會受到沖擊或是遭到淘汰。被動的遭到世界潮流的沖擊還不如主動的加入世界潮流并盡可能的把握有利的形勢。弱小的國家和弱小的民族不可能在世界潮流的沖擊中迎風獨立，而只能順應歷史潮流并在各種勢力的角逐中尋找盡可能優越的地位，一味的保守和封閉只能受到越來越難以抵擋的沖擊或者被邊緣化。而大國紛爭并不是僅僅進行著政治、軍事、經濟的斗爭，而是思想文化為主導的綜合性的競爭，勝利的最佳形式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光戰爭不是好的形式而且肯定不是最好的形式，戰爭是形勢的轉變到了不得已不為之的最直接最有效形式。
所以，社會主義不會是封閉的、保守的思想理念，而只能是開放的發展的思想理念。社會主義的形式是建立在發展的基礎上的，并不是為了堅持任何僵化的形式，采用的形式是因為形式的可用和有效，至于法律、道德、文化、藝術等等都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要素的社會評價應該是發展意義上的評價，離開社會發展討論社會要素的性質是愚蠢的。許多的社會學家已經鉆進了復雜的游戲性的學術圈子中‘作繭自縛’，如果不咬破學術共同體的強繭就難以變成自由的飛蛾。為什么社會寄予社會學者以厚望，而社會學者難以有驚人的業績呢？主要就是僵化觀念的束縛和名利的束縛。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社會主義的應該具有的精神性原則，具有適當的協調能力，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強力舒爽人民精神，強力發展精神文明，強力清新社會風氣。而社會主義所要采用的形式則視發展的需要而決定，而沒必要注重于一定要與敵對勢力或是競爭者有明顯的標新立異。任何社會成果只要有用、可用、能用就不應該被排除在考慮范圍之外，而至于是否是國際公法限制之列則應該看變通的成本和需負的代價，而國際公法的制定和修改也應該受到社會質疑影響。
適當的協調能力包括內部調節能力和外部調節能力，沒有調節能力是不行的，而調節能力的巨量的增強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因為不存在百毒不侵、廣譜避害、永遠持久的協調能力的表達形式，所以只能選擇適當的協調能力并視情況的變化而變化。水旱災害的頻繁，使人們容易想起修建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還會引發生態問題、工程問題、戰略安全問題等等。水土流失、沙塵天氣令人不安，而治理風沙可能影響到國土面積的增長、季風氣候的規律性、森林草場火災的頻繁、龍卷風的頻繁等，而繼續的治理還會引發繼續的問題，也就是說很難找到百分之百有益無害的形式。而人民內部調解工作涉及到許多道德與法律之間的問題，許多的問題是不宜太認真又不能不認真的，太認真容易激化問題并使事情鬧大，不認真又不能解決問題，不重視人民調解工作會影響社會穩定，過于重視人民調解工作會干預人民的正常生活和政府的工作。社會福利工作僅僅覆蓋城市人口，違反中國各大行政區的基本法并且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而社會福利的全面覆蓋似乎又加重了政府負擔但這說明了政府服務思想的落后，而做到絕對的徹底的社會性福利工作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性福利的個人差異性不可能做到精確，總會有需要扶助的個人得不到即時幫助，因為福利工作的前瞻性還不具備。
社會的強大影響力包括對內的和對外的影響力。對內可以凝聚人民精神，化解熱點問題，規范養護政府；對外可以調解地區糾紛，維護海外利益，主導世界秩序。只有淡化政府的統治職能而加強政府的為人民服務的職能才能呈現出政府與人民的魚水關系，遇到國際爭端才不至于出現人民精神的分化，否則就難以避免政治的尷尬局面的發生。社會的內部糾紛基于社會的發展就容易得到解決，也可以采取擱置糾紛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局限于地方利益、集團利益、階層利益解決內部問題就可能醞釀問題的激化，局限性的人民利益與發展中的人民利益之間是存在差距的，不留后患的解決問題就應該提高公眾的素質和避免采用愚民政策。我國古代的思想家就有‘內圣外王’的思想，但現代的國際關系不一定要以軍事霸權推行擴張發展的戰略，世界的豐富多彩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選擇，軍事實力只要夠用、可用、能用，推行軍事霸權主義的國家容易受到非常規的恐怖主義襲擊的‘眾矢之的’。由于世界交流的發展，各種社會利益將不僅僅局限于國界范圍之內，所以調解國際的地區糾紛和維護海外利益就是一項自然而然的工作，幾千萬海外僑胞不僅不是所謂的‘天朝棄民’而且是中華民族不可分離的且不能分離的組成部分。維護海外僑胞的利益將是社會主義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沒有強大的生產能力的社會就難以抵御劇烈的社會動蕩，豐富的社會資源和社會的強大的生產能力是社會存在的基礎性條件。雖然人類進步會使世界性的社會化大分工更加明朗化，宏大的虛擬經濟及越來越發達的服務業都需要強大的生產能力的支持，隨著‘世界工廠’的崛起，建立在世界工廠之上的世界經濟也必將崛起，即使中國領導世界之后也必須保持世界領先的強大生產能力。建設并保持強大的生產能力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是經濟安全的需要。現在有一個經濟觀點是世界經濟不景氣，這是因為在世界性的經濟調整中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受到了打擊、繼而引發的相關的經濟現象，而如果排除虛擬經濟的成分觀察世界經濟還會是持續發展的，世界性的經濟大調整正在有序的進行，而跨國企業決不會置身事外。而吸引外國企業加入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應該注重于政策性的支持，而應該加速優化并擴大中國的人才資源。
建設社會主義不應僅僅局限于人民的富裕和文化，而應該注重于人民的舒爽。如果富裕帶來緊張，高等教育的普及帶來社會的虛偽，那么經濟文化水平的提高就沒有帶動社會的全面發展。許多現代的精神疾病、文明病的流行就是這種畸形發展的很好的說明，社會的全面的、健康的發展就不應該也不會帶來越來越普遍的精神疾病和文明病，而社會的不健康發展對于許多的奇怪的、難治的傳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也會提供環境性的機會。是不是發展經濟與是人民舒爽存在不可解決的沖突呢？沒有人會證明到肯定的答案。經濟的發展挑戰了人們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觀念就會使人不愉快，從而沖擊了人們的社會性的純樸，而導致不應該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不正常現象。只有思想文化的發展、政治文明的發展、道德文明的發展、法制文明的發展等等的同步發展才能避免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社會病不應該在社會主義社會重演并泛濫，而經濟發展不應該失去思想文化的主導性，而即使社會病出現了也應該進行社會性的、先導性的、協調性的治理。人們的舒爽是發自內心的，是精神性的，只有營造良好的精神環境才會使精神得到愉悅。對于主抓經濟的政府來說抓精神環境也許是一件難事，但良好的精神環境的建設并不僅僅是政府的事，精神環境的建設是全社會的事情。
精神性的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而精神性文明的實際水平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局限于形式性的指標。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工作學習休養，處處都能夠體現出人們的精神狀態，而社會的精神文明就體現著人類文明的存在。所以精神文明并不僅僅體現在道德水平和文化素養上面，僅僅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和公德意識以及教育水平并不能全面提高社會的精神文明水平。道德水平受到環境因素和人們的習慣、經驗的影響，公德意識受到自然環境和社會風氣以及自身的欲望狀態的影響，教育水平只是一種社會交流手段的表示和一種接受社會經驗的表示，所以道德、公德和教育對于社會精神文明的貢獻很有限，注重于形式性的精神文明工作很容易流于口號而難以向口號的目標的方向直進。而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也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直接的體現。精神文明發達的社會中，人們可以怡然的學習生活工作，可以充滿自豪的為了心中的祖國、理想、公眾利益而顯出寶貴的生命，可以為了社會以苦為樂，可以為了社會而自覺的修正自己的欲望，可以采用公眾認可的方式處理分歧，可以自覺的處理好社會賦予的責任和義務。具有強大的精神文明的社會無疑將是自然世界中最絢麗多彩的部分，而社會主義社會所具有的戰斗力和影響力將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形式所不具備的，而強大的社會主義思想才能將人類思想帶入更高境界。
社會風氣的好壞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和社會的精神，可以說社會風氣是社會精神的環境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在大唐的‘貞觀之治’期間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向雷鋒同志學習’期間都曾經出現過‘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而這無疑也為李世民和毛澤東的偉大增添了光輝。社會風氣的清新與污濁并不是簡單的結構性問題，也許是‘一只死老鼠壞了一鍋湯’，而清除了死鼠異味還存在，這就是社會風氣治理的難度，更重要的問題是社會這鍋湯并不能說倒掉就倒掉。就比如說治理腐敗，簡單的用法律制裁腐敗，用輿論譴責腐敗，用規章制度限制腐敗，都難以根治腐敗，而卻能使腐敗分子提高腐敗水平而創新腐敗的形式。一個人最初認識到不良行為可能會義憤填膺，而屢見不鮮之后就會覺得無所謂，即而屢次的機會可能自己也會加入不良行為的制造者和參與者的行列中。一個人宣誓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惜生命也許發自于良心，而宣誓的莊嚴肅穆是不容褻瀆的，而一旦投身于染缸一樣的社會就難以潔身自愛，一個社會的驕子淪為階下囚的真正感想可能是悔恨自己手段太不高明或是僅僅承認自己倒霉，而社會責任心和社會義務感已經是別人的事情，而為了尊嚴以外的私利就可以放棄尊嚴。而清新社會風氣就必須使每一個公民的尊嚴受到至高無上的尊重，使每一個公民得到發自內心的社會自豪感，一個公民尊嚴屢遭踐踏、社會生活壓抑的社會是不可能有清新的社會風氣的。而治理社會風氣單純的治理機構和行業是取得不了根本性的效果的，一般會流于形式，就好像順口溜說的‘雷鋒同志三月來，四月走，雷鋒沒戶口’。沒有普通戰士的尊嚴，沒有社會主義公民的自豪感是不會憑空造就出平凡而偉大的雷鋒的。
所以，我們可以認識到，只應該有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而不應表示為社會主義的發展。精神理念的庸俗化也許容易形成一種大哄大嗡的形勢，但不利于社會的長期持久穩定的發展。社會要素的數字化指標僅僅是社會評價理念對于社會發展的認識，而不是社會的根本性標志，所以對于社會要素的數字化指標只能作參考而不能迷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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