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的理論與實踐　　

徐漢成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首次對“三個代表”的思想作了闡述。提出：“總結我們黨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黨所以贏得人民的擁護，是因為我們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 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們在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不斷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勝利的根本要求。　2002年11月8日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江澤民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胡錦濤在“三個代表”研討會上作重要講話：“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２１世紀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黨全國人民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根本指針。 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新成果。”近十多年來，“三個代表”的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一同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三個代表”實際上就是力圖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闡述當代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與任務，雖然，“三個代表”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已經有了十多年，但是，由于理論上對“三個代表”闡述不足，黨內外有相當一部分同志對“三個代表”存有模糊認識，而導致了在“三個代表”的實踐中偏離了正確的政治與文化方向，因此，從理論與實踐上對“三個代表”進行進一步的探索，清醒的認識到生產力、文化與廣大人民利益之間的三者關系，無產階級的政黨與生產力、文化、最廣大人民利益之間的關系，對于今后我們黨進一步踐行“三個代表”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政黨與生產力　　

正確理解“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一立論，必須正確理解政黨與生產力的辯證關系，消除理論上的誤區，否則，我們就會走進唯生產力論的圈套！　　

第一、生產力水平與政黨的先進性不能混合一談！　　

生產力是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能力，在生產力的要素中，占主要地位、起決定作用的是勞動技能與勞動工具。而先進的勞動工具與勞動技能是勞動人民隨著對于自然科學的認知而不斷發現、發明創造的。生產力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自然科學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先進的生產力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專利，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譬如說，中國的“四大發明”，有誰能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們所發明與創造出來的嗎？十八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后，西方資產階級的生產力有了空前的大發展，而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大機器的廣泛采用，為初期資本主義的工場、作坊向工廠化轉變創造了條件，由小生產轉化為大生產創造了條件，如果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大機器的采用，也就不可能產生工業革命，但是，又有誰能說大機器等一系列新的勞動工具與新技術就是資產階級發明與創造的呢？　　

因此，在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誰掌握與采用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誰掌握與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力。誰就增強了創造財富的能力。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存的現代社會，資產階級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就會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無產階級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就會轉化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力。　　

然而，政黨從來就是階級的產物，具有強烈的階級屬性。如同不能以擁有財富的多少來衡量一個人品德是否高尚的道理一樣，生產力水平的高低不能作為衡量政黨先進與否的標準，在當今世界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于發展中國家，歐洲國家的生產力水平要高于亞、非、拉國家，又有誰能說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就先進于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嗎？當然是不能的！生產資料是生產力的載體，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沒有生產資料，也就談不上生產力，但是，盡管舊中國的生產資料掌握在蔣、宋、孔、陳等四大家族與民族資產階級手中，為什么全國廣大的人民還是愿意跟共產黨鬧革命、打天下？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代表著廣大的受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利益的。因此，我們能說掌握著中國生產力的國民黨先進于共產黨嗎？當然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以生產力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個政黨先進與否，也就混淆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屬性。　　

第二、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制度不可相提并論！　　

“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一脈相承，但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有條件的，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么，這樣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就不會是貧窮的，而這樣一個國家的執政黨也就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反之，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必然是貧窮的，譬如近代的中國，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在近代幾百年的歷史中飽受戰亂，外有西方列強瓜分，內有軍閥混戰，使得本來就積弱貧窮的中國雪上加霜，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經過八年抗戰與長時期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樣一種滿目瘡痍、貧窮落后的基礎上領導人民奪取并建立了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華民族從來就沒有掠奪別國財富的野心，生產力水平是動態發展的，創造財富需要各種基礎與時間，因此，要趕上或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一年兩年就可能實現的，因此，在這樣的一種歷史條件下與社會基礎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一定是貧窮的！因此“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也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時間條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中，在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期階段中，中國共產黨也根本不可能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要求。　　

眾所周知，在人類生存的地球上，一共有二百多個國家與地區，二戰后，除了蘇聯、中國、東歐等一部分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或半資本主義半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已有了三百年左右的歷史，工業革命后，西文列強優先將先進的生產力使用于軍工工業的發展，為列強的對外侵略擴張與掠奪資源創造了條件，為殖民別國創造了條件，進一步造就了一部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直至今天，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屈指可數的，并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發達的，就拿與中國毗鄰的印度來說，印度原為英國的殖民地，先于新中國成立的一九四七年宣布獨立，但是，在獨立后直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其經濟發展與增長與中國相比較，也是相距甚遠的，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并不是發展生產力的靈丹妙藥。　　

在中國長達二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各地區的生產力水平也是不平衡的，譬如江南地區歷來富庶，而中西部及內陸地區歷來就相對貧窮落后，即使同一個省份，地區之間的差別也是十分明顯的，譬如江蘇省，歷史上的蘇南與蘇北的生產力水平就有較大的差別，又有誰能夠說這是因為社會制度不同引起的嗎？改革開放以來，同樣一種改革開放的政策，三十多年來，東南沿海地區的生產力水平相對較高，而西北與內陸地區則相對落后，又有誰能夠說這是社會制度不同引起的嗎？當然也是不可能的。　　

為什么同樣是資本主義制度，有的國家生產力水平高，而另一些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就差呢？為什么同樣的一個國家，同樣的一種制度，有的地區生產力水平高一些，而有的地區生產力水平就差一些呢？除了采用先進生產力這一條件外，由于自然條件，交通與資源條件、人口等各種條件的差別所決定的，因此，不能無條件的以單一的生產力水平來衡量社會制度的優劣，修正主義者們總是昧著良心故意抹殺這些條件，以生產力水平來美化資本主義制度，誘惑和蠱惑善良的人們，喪心病狂的丑化社會主義制度，推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達到其顛覆社會主義的目的。　　

第三、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不同的歷史時期，無產階級的政黨肩負的使命也是不同的，在建立國家政權與社會主義制度之前，共產黨的使命是領導人民革命，奪取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建立新的國家政權與社會主義制度；在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后，共產黨的使命就是在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使之趕上和超過資本主義，從而進一步影響資本主義向著社會主義轉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剝削與壓迫，消除階級差別，建立了公平的政治與經濟秩序，二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如果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后，雖然建立了消滅剝削與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并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的生活長期處于貧困狀態，長此以往，社會主義制度也是必然要倒臺的。共產黨的政權的垮臺也是不可避免的。1979年，鄧小平說：“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1頁）　　

社會主義必須要體現出發展生產力的優越性，鄧小平之所以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就是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工業革命促使了工場與作坊向大工業的生產方式轉變，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則促使了資本主義的小生產向規模化的大生產方式的轉變。　　

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表明，我國在公有制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也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167頁）所謂“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也就是說不僅僅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而是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比較高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也就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是動態的，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在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同樣也在發展，只要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則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速度。這里，鄧小平所說的“錯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長期以來，推崇資本主義的“精英”們總是喜歡用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殊不知大躍進正是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生活資料是私有制，因此，大躍進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其本身所體現的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大躍進本身并沒錯，只是在運作過程中背離了有計劃增長的規律，盛行了浮夸風，盲目追求高指標，追求超英趕美，背離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有計劃增長的規律，過早將人們攆進公共大食堂，盲目的追求快步進入共產主義，抹殺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的原則，犯了欲速則不達的左傾錯誤。而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則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出發的，其立意與出發點也是毋容置疑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運動，本身所探索與體現的是如何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因此，鄧小平表述的本意是說，如果不犯大躍進的錯誤，不搞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還要更快！這就更進一步的說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無產階級政黨代表的生產力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激發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剝削與壓迫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之上的，不是建立在犧牲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以發展生產力而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抹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將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混同于資產階級政黨。　　

二、政黨與文化　　

文化是社會的產物，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文化。封建社會有封建的文化，資本主義有資本主義的文化，很難想象，在奴隸社會中會產生資本主義的文化，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會產生社會主義的文化，資產階級會推崇社會主義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代表著封建統治階級的儒家文化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雖然，孟子提出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點，雖然也有人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立論，但封建文化的總體終究是為著統治人民的，四書五經也好，諸子百家也好，雖不乏其精華，但無不打上封建主義的烙印，終究是糟粕居多，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中，雖然也不缺乏為民請命的志士仁人，但總體上終究為官國、官權與官商的社會。早在1940年，毛澤東就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些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些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文化具有濃烈的階級屬性與鮮明的時代特征，與政治經濟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不同的社會，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時代就會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文化又是世界觀的反映，各種文化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無不打上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的烙印！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共產黨人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信念與宗旨，在政治上告別了幾千年來的官國、官權與官商文化，由于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意識形態上不斷批判千百年來的私欲、貪欲、物欲意識，而使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為之一新，新中國成立后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工業戰線上涌現了以王鐵人為代表的大慶精神，展示了新中國工人階級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農業戰線上涌現了愚公移山式的戰天斗地改造河山的大寨精神，在共產黨人中涌現了以焦裕祿為代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在人民子弟兵中則涌現了以雷鋒為代表的一大批共產主義戰士。 　　

試想，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涌現出如焦裕祿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人嗎？能夠涌現出諸如王鐵人那樣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工人階級形象嗎？在資產階級的雇傭軍隊中，能夠涌現出雷鋒、王杰、歐陽海式的子弟兵嗎？在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夠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嗎？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能夠成為時代與社會的主流風尚嗎？當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發起的最大最廣泛的新文化運動，當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后，雖然，因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質疑，文化大革命的動因遭受到否定，但是，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破舊立新的新文化運動，蕩滌著一切封、資、修舊文化的污泥濁水，在全黨范圍內推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全民范圍內推崇毫不利自己，專門利人，倡導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斗私批修的社會主義風尚將永遠載入史冊。　　

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造就了社會主義的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的二十多年間，電影、戲曲、文學等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更是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涌現一大批社會主義的經典戲曲與電影。社會主義的文化又反作用于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造就一大批社會主義新人物，社會主義的精神風貌又反作用于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短短的二十多年中，中國就建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國防事業有了極大的加強，一躍成為核大國，為中國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社會主義的文化市場，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占領，改革開放后，資產階級的“精英”們總是一面否定文化的階級性，棒殺與涂炭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一面推崇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文化，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上，由于否定了文革，官商、官權文化迅速抬頭，共產黨的干部成了封建社會的官員，貪污受賄尉然成風，在經濟上，由于推崇了私有制，一切向錢看的商業文化、拜金主義文化取代了社會主義文化，企業家成了老板。意識形態領域，在享樂主義、利己主義、一切向錢看的唯利是圖的驅動下、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黃、賭、毒沉渣泛起。官商界、知識界的性丑聞絡繹不絕，假冒偽劣商品泛濫成災，知識分子剽竊成風。使得一部分國人寡廉鮮恥，道德淪喪， 隨著社會主義文化的丟失，漢奸文化也趁虛而入，文化“精英”們不遺余力地推崇西方文化，推崇個人利益至上，以個人主義瓦解社會道德，影藝界以裸為榮，以裸出名，電視臺的相親節目公然推崇“拜金女”使得青年們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向頹廢！　　

人們大惑不解，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前后的精神風面貌的反差如此之大呢？難道這一類的文化就是中國先進文化的方向？為什么各類的文化現象與“三個代表”中的“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相悖？這就是在改革中復興了私有制，在開放中引進了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可想而知，在私自制的汪洋大海中，還讓人們怎么保持共產主義信仰，因此，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是皮與毛的關系，在私有制的社會中，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遭到子毀滅性的打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社會主義的文化也就蕩然無存了。　　

因此，中國共產黨踐行“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必需建立一個與先進文化相對應的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制度，否則，“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將成為一紙空文！　　

三、政黨與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確理解我們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命題，首先需要我們必須弄清“人民”與“利益”這兩個基本概念。　　

一、    什么是人民？　　

“人民”和“敵人”是相對的，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有著不同的內涵，第三次國內革命時期，毛澤東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 接著，他又說：“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人民則采取專政的手段，剝奪與沒收了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而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則采取贖買的方式，使之轉化為公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不僅消滅了資產階級與其他剝削階級，而且消滅了剝削的條件，因此，也就不會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除了貪污、盜竊、詐騙、殺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分子，其他一切的人們都屬于人民的范疇。鄧小平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8頁）他又說：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間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第2卷第169頁）　　

“人民”具有濃厚的階級性，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也是截然不同的，在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民處于受壓迫、被剝削與奴役的地位，人民為封建統治階級與資本家創造財富，但卻不能也無條件享受自身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社會發展成果。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成為公有，人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如果拋棄了階級概念，一概將對立的階級稱之為“人民”，也就掩蓋與抹殺了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階級性，如果將資產階級分子們拉進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這就抹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　　

資產階級總是忌諱“階級”這個詞語，抹殺階級概念，早在1940年，毛主席就做出過論述，他說：“這里所談的是“國體”問題。這個國體問題，從前清末年起，鬧了幾十年還沒有鬧清楚。其實，它只是指的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資產階級總是隱瞞這種階級地位，而用“國民”的名詞達到其一階級專政的實際。這種隱瞞，對于革命的人民，毫無利益，應該為之清楚的指明。“國民”這個名詞是可用的，但是國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漢奸。一切革命的階級對于反革命漢奸們的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要的國家。”（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　　

二、“利益”是什么？　　

自古以來，一切的階級斗爭與民族戰爭都是圍繞著物質利益展開的，政治是經濟的表現，一切的人權、民主與自由都是以物質利益為出發點的，因為人們的衣食住行都需要物質財富的支撐，生命健康權、受教育權、發展權等諸種權力均需要物質財富的維系，人權首先是生命權與生存權，而物質利益就是維系生命與生存的唯一的首要條件，然后才是健康、發展權、受教育權等各種權力，離開了物質，其它一切皆為空談，人類最大的利益就是物質利益，物質財富本身沒有階級屬性,但是，物質財富的所有權與分配就具有強烈的階級性。　　

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革私有制的命，革生產資料的命，為什么要革命？革命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什么是解放？解放就是將人民從私有制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世界有幾百個政黨，說穿了，以性質區分，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私產黨” 就是資本主義政黨，另一種是“公產黨”，就是社會主義政黨。如果一個國家出現了以“公產”與“私產”混合制度，那么這個國家終究要陷入資本主義的泥潭，這個黨也終究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后，不是去建立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社會主義制度，那么，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毫無意義了，解放戰爭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共產黨與國民黨蔣介石之間只能是爭奪國家統治權的戰爭。　　

所謂最廣大人民，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所謂“利益”就是物質財富的所有權與分配。毫無疑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才是真正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社會制度。然而，從踐行“三個代表”的十多年的過程與結果來看，中國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私有制經濟占取了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百分之五的新資產階級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產，而廣大的勞動者卻陷入了賣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的境地，因此，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載體是什么？真正落實與踐行“我們黨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須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在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中，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有兩條：一條就是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第二條就是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的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就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任務，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完結，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還有一個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雖然，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將民族資產階級列入在人民的范疇內，但他同時指出“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因此，如果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消滅了剝削制度與階級后，重新推行私有制，重新創造剝削條件，就必然會產生了兩極分化，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必然會將人民分化為兩個或多個不同的階級。激化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則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如果共產黨還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則還要重新進行一次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重新進行所有制方面的革命。　　

綜上所述，“三個代表”是一個互為聯系而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生產力、文化、最廣大人民利益這三者的關系中，最廣大人民利益是核心，是綱領，如果脫離了最廣大人民利益這個核心，“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只能是對人民陽奉陰違的一句空話！江澤民在闡述“三個代表”時說：“并通過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奮斗。”胡錦濤同志說“三個代表”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科學體系，”因此，如果共產黨踐行“最廣大人民利益代表”的承諾，那么，就必須保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消除創造資產階級的剝削條件，消除階級對立！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回歸社會主義公有制，回歸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否則也就不能也無法作為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　　

二0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請參閱下列文章：　　

鄧小平晚年反思文革　　

鄧小平理論的兩個誤區　　

修正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天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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