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解放思想”，人們必然會想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的“撥亂反正”。所謂“解放思想”，本質上也就是掙脫原有的思想束縛而奉行另一種新的思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基本是并行的同一事物。或者說，不“撥亂反正”，就無法掙脫和否定原有的傳統思想，也就無法樹立另一個新的思想，即，無法進行“解放思想”。因此，“撥亂反正”成了“解放思想”的一個必要手段。
但是，無法否認的是，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有一個時期，變成了“撥正反邪”。所謂“撥正反邪”，也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且，這種“撥正反邪”幾乎成了“撥亂反正”的主流。“撥正反邪”的直接結果，導致了1989年的可怕的動亂。
在中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論，是客觀存在的。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的改變，必然使得許多人從“主義”的角度給予思考，而這種思考不但客觀的存在，而且，也是不可阻擋的——除非直接取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類概念。
因此，鄧小平在整個過程中，雖然強調“不爭論”，但卻給出了一個“統一思考”的范疇，即，“三個有利于”的“社會主義標準”。就是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是在新的思想明確確立的情況下進行的，至少，有一個判斷正確與否的標準。“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是“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下確立的“新的思想”。
然而，即使如此，也仍然出現了驚心動魄的動亂。動亂的出現，主要來自于否定社會主義思潮的鼓噪和煽動。一直以來，把否定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稱做“右派”。在“主要是防左”的思維指導下，給了“右派”孳生的肥厚土壤，并且終至于釀成了不可估量的災難。
“左派”或者“極左”，基本是來自于中共內部的不同政見者，即，堅持原有社會主義教義的人們。他們把公有制當作唯一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發展私有制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是，“左派”們既是中共堅定的擁護這和追隨者，又是執政者的最大“威脅”。因為，一旦“左派”占了上風，就意味著黨內將由“左派”掌權。“黨外”的“左派”，則主要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們希望中共從上到下的干部回歸到“為人民服務”的軌道上來。“左派”的最大特征，就是沒有“市場”：在國內，是主要的打擊對象；在國外，則成了主要被消滅的對象。他們主要依靠對當代政策造成的社會黑暗面的揭露和對“為人民服務”這個誰都不敢直接否定的中共執政靈魂、也即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來反對當代的某些政策。其活動，只在國內。活動方式，則是以紀念已故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和周恩來，利用已故領袖的巨大威望，來感召生活艱難的底層社會民眾和反對某些政策。
“右派”，則是中共政權的直接反對者和黨內蛻化變質的人員。他們似乎“擁護”現行的執政者，但卻從根本上否定中共執政的基礎。他們對現行執政者的“擁護”，有著一個顯著的特征，即，誰上臺就“擁護”誰，一旦下臺，則立即遺棄。他們跟“左派”截然不同，如果說“左派”跟中共現行執政者還有著基本共同的觀點，而只是對社會主義涵義的理解不同的話，那么，“右派”則除了表面上對現行執政者的“擁護”外，則與現行執政者根本不存在絲毫的共同點。“右派”的目的，就是徹底否定中共專政，也即徹底推翻中共政權。“右派”的活動遍布全球，在國內找不到市場，或者某些權力者礙于原則不便出面支持的話，“右派”就會在香港和海外尋找宣揚的土壤和機會。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每一個可資利用的機會，“右派”們絕對都要利用，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左右”之爭，導致社會意識的嚴重混亂。更為嚴重的，“右派”總是在尋找機會，煽動起社會動亂，企圖利用民眾對一些現實問題的不滿來推翻中共政權。三十年來，發生的大大小小的動亂，無一不是“右派”所煽動起來的。
對“右派”的縱容和對“左派”的嚴厲打擊，除了“右派”表面上“擁護”現執政者而“左派”直接攻擊現執政者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右派”利用“寵信”，直接用近乎流氓的手段對“左派”進行誹謗和歪曲。毋庸諱言，這個焦點就是“文化大革命”。“左派”始終認定“文革”的“大方向”的正確性，即認定給人民以直接監督干部的權力這個“民主”方式的正確性，而對“打砸搶”等“武斗”，不但也是“左派”否定的，也是毛澤東早已給予批判和否定的。“右派”則把“左派”直接誣陷為要進行“打砸搶”的“武斗”，并且，用“迫害干部”的恐嚇，來刺激對“左派”的打擊。
三十年來，貧富兩極分化現象的不斷擴大、干部貪污腐敗現象的不可遏制、各種邪教的孳生、疆獨藏獨的出現，無一不是“右派”的功勞和期望達到的。只有在社會矛盾不斷擴大以至于尾大不掉時，才有可能推翻中共政權，或者逼迫中共改變信仰實行資本主義。三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已經客觀證明了誰是政權和人民的真正“敵人”。
新一輪“解放思想”的“號角”已經吹響，首先必須引起注意的事情，有兩個方面。
第一，“解放思想”是否需要有個明確的目標？即，那些“思想”需要掙脫或否定，而樹立的“新思想”又是怎樣的內涵？
毛澤東思想中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部分，基本已經被徹底否定，而“繼續革命”理論，則已經被打倒。建國前的毛澤東思想，則基本對當代社會不存在什么妨礙，而且，不管毛澤東思想的那個時期，其靈魂只有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為人民服務”這個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大概無論怎樣解放思想，也是沒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給予否定的。
鄧小平理論是改革開放的基礎理論。有人對鄧理論總結為“富論、貓論、摸論”，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在此，對這些人的歸納不敢茍同，但是，能夠指出來的是，鄧小平關于中共執政理論的核心，也必然是“為人民服務”這個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實質上，不管是毛澤東思想亦或鄧小平理論，除了人們拿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某些話語來對照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并藉此提出批評外，對政策的制定和貫徹，并沒有多少的妨礙。
因此，“解放思想”的關鍵，是一種“新思想”的確立。“新思想”的確立，本質上就是對“舊思想”的一個揚棄。那么，我們需要確立的“新思想”是什么？或者說，是否有個被確立的“新思想”？如果有的話，直接貫徹和樹立“新思想”，比否定什么而引起根本不可能調和的爭論，有著更好的效果。同時，樹立“新思想”本身，也就是對想要否定的給予否定。如果沒有，那么，如何“解放思想”，要把“思想”“解放”到那里去？
第二，嚴格防止“右派”再次利用“解放思想”販賣其“撥正反邪”煽動社會動亂。
為什么不說嚴格防止“左派”煽動動亂？原因有二：一，“左派”是擁護中共的，除了響應黨的號召“造反”外，不會煽動民眾反對中共政權。所謂“造反有理”，不是“武裝暴動”或者“暴力起義”，而是對腐化變質和群眾不滿的干部的批判。二是三十年來，所有的動亂跟“左派”基本沒有關系，動亂（包括疆獨和藏獨）都是“右派”直接煽動起來的，或者根源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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