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正，言不順”——孔丘評“孔丘粉墨登‘場’”

“名不正，則言不順”出自《論語·子路》，[原文]如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用在“五四運動”中獲勝的白話文來說就是——

子路說：“如果衛國國君請先生去治理國家，您打算先從哪些事情做起？”
孔子說：“一定要我做的話，那首先必須是正名分。”
子路說：“要是真這樣做，那先生未免太迂腐太不合時宜了！這名有什么正的呢？”
孔子說：“你這個仲由，真混賬啊！君子對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不要隨便下結論。名分不正，說話就不順當；說話不順當，事兒就辦不成；事兒辦不成，則禮樂就無法復興；禮樂無法復興，則刑罰就不會得當；刑罰不得當，老百姓就無所適從。所以，君子定下名分是為了保證說話順當，說出來一定能夠行得通。君子對于自己的言行，是不應該馬馬虎虎對待的。” 　　

這段對話的背景是：其中的這個衛君為衛出公，名輒，衛靈公的孫子。他的老爸蒯聵被他的爺爺衛靈公驅逐出國，衛靈公死后，孫子蒯輒繼了大位。但孫子的老爸蒯聵不同意，要回國爭奪君位，結果遭到衛出公蒯輒的拒絕。孔丘在這里對這個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個觀點影響很大，所以后來有了“名正言順”這個成語。

“孔丘粉墨登‘場’”之所以噓聲密密掌聲稀稀，主要的原因在“翻案不得人心”之外，再就是國家博物館的這個搞法“名不正，言不順”。

從政治上來說，孔丘根本沒有在天安門廣場立像的資格。眾所周知，在近現代史上，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具有象天安門廣場這樣的革命象征意義。1919年意義深遠的“五四運動”在這里爆發，中國人民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宣戰，“打倒孔家店”就是“五四運動”中的一個嶄新的革命口號。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中國告別了被屈辱、被奴役的命運，從此天安門城樓成為新中國的象征。孔丘的政治立場與這個廣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說把孔子雕像立到天安門廣場從政治上來說是“名不正，言不順”。

從文化上來說，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約有五千年的歷史淵源，儒學自漢朝漢武帝時期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起，雖有兩千余年的歷史，但根本無法涵蓋中國全部歷史的悠久。即使在春秋戰國時期，在知識分子中不同學派的涌現及各流派爭芳斗艷百家爭鳴的局面中，也有“十家九流”（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兵、<小說>）之說，儒家不過是一家之言。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組成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展覽、研究的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把一個孔丘雕像立到“國博館”的大門口，豈不會讓人誤認為“國博館”就是“孔博館”了。所以說把孔丘雕像在立在“國博館”的大門口從文化上來說也是“名不正，言不順”。

撇開政治文化，就是從程序上來說也大有問題。有網友評論說：“單說技術層面，這個事情也非常荒唐！這樣的一件事，如果在一些發達國家，一定會有一個委員會來討論這個事情，里面會有美學的，城市設計的，環境美學的，經濟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一些專家給與充分論證，最后才能交給政府決策是否施行”。現在不是時興開“聽證會”么？什么東西想漲價了也開個“聽證會”什么的。可是，對“孔丘粉墨登‘場’”這樣一件對國人來說非常敏感的大事，誰見過“聽證會”之類的消息？不聲不氣無聲無息偷偷摸摸突然就給立起來了，所以，就是從程序上來說，“孔丘粉墨登‘場’”仍然是“名不正，言不順”。

對“孔丘粉墨登‘場’”發密密噓聲的人們，他們噓的是“孔丘粉墨登‘場’”這個事，噓的是把孔丘抬為“九五至尊”那些人。他們噓的并不是儒學本身與孔丘本人。儒學與孔丘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不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現象當然值得研究。與其他文化派別一樣，它有大量的糟粕，也有不少的精華。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內容就很有研究價值。“國博館”把孔丘認作“中國文化的名片”，用做自己的門面，卻連“名不正，言不順”的道理都不懂，確實十分荒唐可笑。若要孔丘自己來評價，他也會說：野哉！“國博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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