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懲貪如烹小鮮誰羞?
不管那個國家,不管那個朝代,都有貪官污吏,只分數量的多和少,只分程度的重和輕,只分范圍的廣和窄。但在已經逝去30多年的毛主席時代,理念異化、信仰酸化、意識鈍化、官德氧化、思想惡化、心靈銹化、品行蛻化、追求銅化的貪官,并不多見,不象現在這樣普遍多見。那時的黨風之清廉,民風之健康,世風之高尚,是史無前例的,是世人皆知的。人們從中深切地體味到毛主席在懲腐興廉方面,如烹小鮮那樣舉重若輕,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在毛主席時代,懲治腐敗一以貫之,卻并不刻意;如烹小鮮,卻從未懈怠;條規不繁,卻令行禁止;制度不多,卻游刃有余;殺人很少,卻立竿見影。為什么能取得這樣事半功倍的成效呢?筆者以為,除了網友“率先垂范,不令而行”、“預防為先,防患未然”、“作風民主,監督有效”、“嚴格紀律,防微杜漸”、“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等五個方面的闡釋外,更關鍵的是在于毛主席運用了唯物辯證法這個克腐制勝的強大思想武器。
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中,唯物辯證法是其核心內容。毛主席反復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這就是說,對立統一“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對立面的統一是無往不在的”;“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就是對立面的統一”;“許多基本范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對立統一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說明事物由于其自身的內在矛盾,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而這種向對立面的轉化,又表現為兩種基本的狀態,量變狀態和質變狀態。事物的發展,總是由量變到質變,又由質變到量變的過程,質變和量變相互交替,使事物不斷地向前發展。質量互變規律主要揭示了事物的發展變化所采取的基本狀態。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 這里提出的部分質變范疇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一個貢獻。他還指出:“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到來。量變了,一定會引起質變,會促進質變。”
就黨內腐敗而言,它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矛盾運動中的反映,是官員私欲的表現。對貪欲的無限膨脹,對名利的肆意追求,使權力的使用超過了它應有的范圍,從而造成道德淪喪與價值缺失,而勢必會發生質的變化,進一步導致腐敗的產生和蔓延。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在黨內腐敗中的具體表現。
正是由于毛主席對唯物辯證法的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所以,他對黨內腐敗,有著高度地警惕,并利用群眾監督及時發現,鐵腕查處。
在青年時代,毛主席就“堅決認為,中國不僅必須發展現代工業,而且必須建立一種新型的、‘廉潔’的政府機構”。他痛恨貪官污吏,主張建立“廉潔政府”。在國民革命時期,他熱情地贊揚了湖南的農民運動“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他說:“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占權力的縣,無論什么人去做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么人去,都是廉潔政府。”
1926年,黨內出現了一些貪污腐化分子,中共便及時向全黨發出了《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
1933年,由毛澤東簽署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6號訓令》中規定:貪污500元,處以死刑;
1934年1月,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的《我們的經濟政策》報告中指出:“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斗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后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對于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說:“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為了避免李自成的悲劇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重演,1944年,毛主席將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史論文章,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并列為延安整風的重要文件。他為此明確指出:“我黨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以為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年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毛澤東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5日,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向全黨敲響了警鐘:“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的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防范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建國初期,正如毛主席所擔心的那樣,出現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毛澤東和黨中央果斷決策,從1951年底開展了“三反”運動。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在這時被發現,并象建國前查處謝步升、唐達仁、左祥云、唐紅達、劉仕祥、黃克功、肖玉壁等七個貪官那樣,親自批準了處死劉青山、張子善的命令。這是我黨執政后,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一次成功的反腐敗運動。毛主席僅僅用劉青山、張子善的兩顆人頭,就換得官場20多年的清廉!
毛主席是這樣總結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我們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了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要積重難返了啊!”
毛主席這段話,特別是其中“積重難返”四個字,充分折射出唯物辯證法的深刻哲理,迸發出千鈞的力量,發人猛省。
正如前面所說,毛主席之所以能帶領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懲腐興廉奇跡,根本在于毛主席充分掌握并嫻熟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精髓所致。
時下,我們十分尷尬地看到,縱使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不斷完善、制度不斷健全、工作不斷規范、手段不斷強化、方法不斷創新、力度不斷加大、效果不斷提高”的語境下,各類大小貪官仍如韭菜一樣割之又生,象野草一樣燒了又長。一會兒是什么警察又成了黑勢力,一會兒是什么官員又寫下“香艷日記”,一會兒是什么貪官涉貪金額又破世界威尼斯記錄,一會兒是什么色官又殺情婦……總之是不斷地擾人,不斷地煩人,不斷地雷人,不斷地驚人。
基于此,群眾的滿意率還高不高呢?我不敢妄下結論,只借用人民網今日的[一語驚壇]來說明這個問題:“為什么反腐敗取得的巨大成果,百姓看不到,群眾不認可?只緣身邊的腐敗不倒!”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9日發表的《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則將之描述成:“2003年至2010年,中國公眾對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成效的滿意度平穩上升,從51.9%提高到70.6%;公眾認為消極腐敗現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從68.1%上升到83.8%。”看到[一語驚壇]上凝聚民意的這句話,再想想毛主席當年懲貪如烹小鮮的偉人風范,白皮書發布者有何感想?誰會羞顏?
水放多了是稀飯,話說多了是閑言,本文權以當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處理劉青山、張子善案的薄一波說過的一席話作為本文的結語:“我覺得‘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后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象的斗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驗。”
或許您對下列文章有興趣: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