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討論開始悄悄地升溫，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有自己的主流價值觀，改革開放幾十年后，人們終于開始意識到一個問題：放棄過去的主流價值觀，簡單移植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觀，能否形成一個健康的中國社會？因此，政府部門、知識分子都開始關注和討論主流價值觀，顯然是對簡單移植西方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反思。在針對中國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各種討論中，我注意到幾個現象，值得一說。
    首先，人們討論主流價值觀，大致都要先說明什么是“主流社會”。對于“主流社會”的認識也各種各樣，最常見的一種是把中產階級當成是主流社會。我認為，這一觀念的理論來源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經濟決定論，實踐來源是美國社會。美國社會曾經被認為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所謂“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型中產階級社會。然而，在討論主流價值觀的時候，過分強調中產階級的財產收入，我覺得并不一定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主流價值觀的內容難以簡單概括，它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比方說，對于家庭婚姻觀念來說，是否中產階級的家庭婚姻觀就與其他社會階層有顯著不同？舉例來說，重視家庭與提倡性自由，究竟哪個是中產階級的家庭婚姻觀？再比如說，人們對社會治安的要求，我想，不管是低收入群體、中產階級還是高收入群體，應該都希望有良好的社會治安。如果有人說中產階級希望社會治安穩定，高收入和低收入群體希望社會治安混亂，或者反過來，兩者似乎都說不過去。
    純粹以收入等級來認定主流價值觀，這一經濟決定論的做法容易導致一種后果：在經濟發展還沒到形成中產階級社會的時候，似乎就可以不談主流價值觀，就可以任其混亂；在經濟運行造成中產階級生存困境，或者中產階級開始減少，“紡錘型”社會變成“啞鈴型”社會的時候，似乎也可以放棄或改變主流價值觀。這一狀況把主流價值觀純粹變成收入水平的結果，而很難用一種健康的主流價值觀來引導不同經濟形態下的社會大眾。任何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往往由社會精英構成的主流社會通過樹立榜樣的方式，或者通過各種媒體來表達和傳播，但是，當今制度下的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表達的“主流價值觀”，與廣大民眾的普遍價值觀未必總是吻合。
    中國古代社會要求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已任”，西方現代社會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這兩種表述本質上差別不大，如果能夠做到，知識分子所表達和闡述的主流價值觀，就能夠與民眾的普遍意愿相吻合，從而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主流價值觀。形成這一吻合的條件在于，首先，知識分子來自社會各階層；其次，知識分子從社會各階層中脫穎而出后，依然與各階層保持密切的聯系；第三，知識分子自身的生存有較大的獨立性。然而，當今的現實是，知識分子來源的廣泛性還存在，但是，知識分子一旦地位確立，與社會基層的聯系卻日漸減少。在壟斷性商品經濟的環境中，知識分子的生存大都需要資本家的賞賜。于是，知識分子隊伍里的很多人都成為資本家的附庸、幫閑，他們與資本家一起，構成了所謂“主流社會”。這些社會精英在各種各樣的媒體上，散布有利于資本家、壟斷資本、壟斷商業的言論和觀念。由于資本與知識的狼狽為奸，他們通過經濟力量操縱媒體和輿論，表面上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主流價值觀”，實際上與廣大民眾的價值觀念相去甚遠。比方說多年前，很多知識分子都在鼓吹貸款買房的絕對好處，為金融資本鳴鑼開道，以至于“零首付”之類也短暫地出現過。它似乎成為那一時期的“主流價值觀”，還編排了“中國老太太與美國老太太”不同的住房故事，向中國民眾強行灌輸。其結果就是今天人們能夠看到房市、房價，成為廣大民眾最為頭痛的大問題。而如今在重慶等地，大批公租房的建設和投入，將改變這種現象，由此也必然會造成民眾在住房問題上“主流價值觀”的變化。
    所以說，當今中國社會，當大批知識分子都成為國內外資本家的爪牙和走狗的時候，他們利用比民眾分貝數更高的話語權，往往會把對壟斷資本更有利的價值觀偽裝成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對此，我們還是應該回到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心”的立場。為了讓這種觀念真正兌現，必須改變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導致知識分子不得不成為資本走狗才能生存的狀態，要使知識分子獲得在資本家等利益集團面前相對獨立的生存狀態。在中國古代，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知識分子主要依靠政府而生存。從西方社會的歷史軌跡和政治理論來說，西方理論認為，政府由于是專制的王權，尤其在私有利益上與社會的沖突，因此，知識分子與政府的結合也是為利益集團服務。事實上，中國古代政治與西方歷史政治很不相同，中國古代政治要求政府本身擺脫利益集團的控制，成為超利益集團的存在，并且在制度上保證政府行為的公平、公正。由此，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主要依靠政府而生存時，由于政府相對獨立，知識分子也獲得相對的獨立性，甚至可以監督政府的獨立性，這才能使知識分子真正做到“以天下為已任”。在今天，知識分子能否成為“社會的良心”，能否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體現或代言人，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我不相信知識分子成為資本家的寵物能夠體現“主流價值觀”，知識分子靠資本家喂養，一定只能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價值觀，從而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產生不同程度的誤導。雖然知識分子依靠政府而獲得相對獨立性，也有可能成為政府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但是，拋棄階級斗爭觀念，回到“天下為公”、“和諧社會”、“以民為本”的基本立場，知識分子依靠政府而保持相對獨立性、客觀性的可能，比賣身資本家之后的可能性更大。只有這樣，知識分子才能真正體現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我們可以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當理論上要求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的良心”時，為何知識分子只能在政權之外？為何代表“社會良心”的群體，不能成為掌握社會權利的主體？當代表“社會良心”的群體，只能在政權之外時，掌握政權的人又會是誰呢？如此一來，掌握社會權利的人所提倡的社會“主流價值觀”，豈不等于是違背“社會良心”的？廣大民眾自我表達價值觀，存在一定的缺陷，知識分子能夠總結、凝練、升華民眾處于模糊狀態的價值觀。但是，一旦知識分子在資本的豢養下失去公正立場，所謂社會“主流價值觀”便岌岌可危了。因此，要樹立合理的主流價值觀，關鍵還在于知識分子如何履行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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