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

——從流沙河看中國右翼文人的墮落

近日，各大網站紛紛貼出流沙河的一篇題為《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的文章，標注轉自2010年12月10日鳳凰網人民網。正當美國航母接二連三在黃海東海揮戈“親善雙贏”之際，此時此地，舊稿新出大肆炒作，只能說是反映了中國買辦階層的情緒和需要。　　

觀題即可知意，文章一點也不“韜光養晦”，主題十分鮮明——美國是中國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也。　　

不光“好”，而且“最”，而且“唯一”，而且是“全世界”，全稱肯定話說絕了。　　

是非黑白顛倒，如此大言不慚，失去一個中國人的起碼良知——袁騰飛式的信口雌黃。　　

流沙河，一個“被準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文人耳，有點積怨和情緒本不足怪，令人驚異的是：一位耄耋老人，怎么竟變成了袁騰飛！　　

環境氣候太可怕。　　

中國右翼文人的墮落到何等地步，流沙河提供了一面鏡子，是個當頭棒喝。　　

文章系某論壇的做客講話，流沙河從三個方面對主題做了論證闡述：一個是講美國的“庚子賠款”都退給我們了，幫助我們辦大學；一個是講美國人極為單純善良，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一個是講國民黨部隊的壯丁“百分之九十九是自愿的”，只有一個例外，可第二天就給放了回來。　　

本不值一駁。一方面它目前畢竟還能蒙蔽一些青年，再者，它也是一份表現當下中國右翼文人墮落的難得標本，剖析下買辦文人的思維和蠱惑人的方式，花點筆墨也值。　　

文章有個“核心提示”：　　

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后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　　

論點：美國是中國在這全世界唯一的最好朋友。　　

論據：美國將庚子賠款全部退還給了中國。　　

這樣一列，邏輯的荒誕馬上露相。流沙河的文章12.月1 0日在中華網論壇貼出后贏來一片唾罵聲，下面是一位網友的跟貼，寥寥數句足以“罵死王朗”：　　

流沙河的邏輯可以打個不文明但很形象的比方：  　　

一群流氓搶劫了他的家，殺了他的家人并且強奸了他的姐妹，其他的流氓揚長而去，但是其中的一個流氓，還時不時來他家，繼續脅迫他的姐妹，只不過經常給點小錢給他，從此，他對這個流氓感恩戴德，并且宣稱這個流氓是所有流氓中對他們家最好的流氓！　　

流沙河——這個國民黨兵役局長的兒子，一個老右派，就像這么一個人。　　

流沙河——中國人敗類中之最敗類！　　

流沙河用一個庚款辦學，掩沒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血腥罪行：“城破之日，洋人到處瘋狂搶劫，但聞槍炮轟擊聲，婦幼呼救聲，街上尸橫遍野，被殺中國人十余萬眾，到處都是死人，無人掩埋他們，整個北京成了真正的墳場。”；“八國聯軍除洗劫皇宮紫禁城、北京各衙署以及全城各街巷民居、臥房密室，無處不至；翻箱倒柜，無處不搜。凡銀錢、珠寶細軟值錢之物，劫擄一空，稍有反抗，即被暴虐、殺害以外；并再次縱火焚燒圓明園，致使這里殘存的13處皇家宮殿建筑再一次遭受劫略，大量財物、文物和文化遺產(包括故宮、各官衙、頤和園、西山以及圓明園)都被掠奪殆盡……”這一切統統不見了，望廈條約以來對中國的侵略掠奪沒有了，“中美商約”把中國變成殖民地、出錢出槍幫國民黨打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沒有了，美國大兵在中國橫行霸道強奸北大學生激起過全國性的反美浪潮的歷史也沒有了，出兵臺灣阻撓我中華民族的統一將臺灣變成自己的不沉航母，出兵朝鮮威脅中國、拼湊東南亞條約封鎖中國、巴黎統籌禁運企圖封鎖窒息中國至今未曾撤銷，支持西藏新疆分裂勢力堅持肢解中國幾十年不變，出錢豢養中國民族敗類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等等等等，這一切在一個“庚款辦學”面前，統統煙消云散了。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危險的頭號敵人，買辦文人一個輕輕包裝，一下子，就變成了“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　　

荒誕邏輯！中國買辦階級30年打造出的話語邏輯。　　

認賊作父。　　

一，流沙河肆意歪曲了美國退還庚款的史實。　　

美國并不是“拿到這個錢沒有動”以待全部退還。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通過總統咨文及退還部分庚款議案都明確無誤，說的是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　　

根據辛丑和約，美國應得賠款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老羅斯福的咨文：美國政府計算的所謂“確實費用”是1165萬美元，所余數為1200萬美元，經過8年，中國實際支付了2129萬美元。　　

同一個問題臺灣“自由主義者”曾經在清華大學講過這樣一番話：　　

各位，就在三年七個月以前，美國帝國主義的總統布什就站在這兒向大家說了一個謊話，大家看到布什的講演稿沒有？他說，清華大學是美國支持下建立的，等于是美國捐贈的。他說，清華大學是透過我國（美國）贊助建立的，布什總統講了一句謊話。 　　

大家想想看，當年一群愛國的中國人，可是他們給我們國家闖了禍，就是義和團，鬧著八國聯軍，八國聯軍到今天只有一個奧匈帝國沒有了，其他七個國家還在，尤其是那個可惡的小日本都在，當時八國聯軍以后，叫中國人賠錢，中國人賠不起錢。我們以甲午戰爭做例子，中國人賠日本人，賠的是兩年全國的總收入，相當于日本三年的全國總收入，中國人賠垮了，所以日本小孩子用中國人的錢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國人沒有錢辦教育。到了八國聯軍的時候，要賠錢，美國也開出價碼來，說我很客氣，你們賠我軍費就好了，結果賬單開出來以后被一個聰明的中國人發現了，這個人叫做梁誠，是當時駐美國的公使，相當于大使。他就仔細算這筆軍費，發現美國人多算了兩倍半，梁誠就很聰明地向美國的國務卿海約翰商量說，你們既然說是要賠軍費，怎么可以報出來這么多，多了兩倍半，美國人又愛里子又愛面子，搞得國務卿很不好意思，說怎么辦？聰明的中國大使梁誠說，錢捐出來好不好？辦一個大學好不好？后來美國人就同意了，這就是今天的清華大學。所以清華大學錢的來源是因為美國人故意冒領錢，被我們逮到被我們追回，今天又愣又笨又兇又恨的美國總統小布什，居然說是他們送給我們的大學，當然，我要撕他的講稿，大家覺得我做得對嗎？ 　　

二，流沙河顛倒事情本質，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涂脂抹粉。　　

《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賠償白銀4億5千萬兩，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二兩銀子。 美國應得的是3200多萬兩，折合美金2400多萬元。　　

1895年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僅隔5年，中國人民的頭上有增加了近十億兩白銀大山，這才是“不能承受之重”。庚子之變列強不是沒有考慮過滅了中國并瓜分之，他們在侵略戰爭中感受清政府韜光養晦的同時，也著實領教過中國人民的反抗與骨氣。徹底瓜分，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只有保存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才是他們的最優選擇。賠款的多少，也不是取決于“大國崛起”的善心，這與綁匪勒索一樣，要看肉票能否拿得出。應該說，在這方面美國佬比日本人清醒得多。中國的破產帶來的結果必然會進一步掀起人民反帝的怒潮，必將威脅到中美關系的“和諧雙贏”。所以，面對“和諧”還是破產的選擇中，美國人選擇了將侵略包裝成友誼的策略，這才有“退還”部分庚款以辦學的決策。　　

退賠庚款辦學的目的，美國伊里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說的十分清楚：　　

“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　　

“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　　

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采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 “追隨精神”比“追隨軍旗”的支配，的確更為可靠。毛澤東主席建國之初的“五評白皮書”，最早從戰略高度揭示這一問題的本質。經過一系列的學習運動，包括對買辦文化祖師爺胡適思想的批判，又經過抗美援朝勝利的事實教育，中國知識階層才開始甩掉寵美畏美的精神枷鎖，跟中國大眾一起“站了起來”。這真是一個“苦難的歷程”。毛澤東主席謝世，這一切都被無情唾棄，經過30年的“思想解放”，殖民地的臣民意識“人性復歸”，毛澤東和魯迅橫遭踐踏，胡適被重新抬上精神祖師的寶座，胡適、清華、庚款神化為自由和普世的圖騰，它所培育出的一切不光被神圣化，而且變本加厲發揚光大，成了對支配中國的霸權聲音。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人民尋求解放道路所經歷的曲折反復，都能看出美國以“庚款辦學”為標志的思想文化侵略作用的陰影。中國的一位副總理訪美時就以如下表白表現親善：“我的老校長是一個地質界的權威，應該說他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清華學堂利用美國的‘庚子賠款’到美國來留學的。”流沙河和李銳之類，不過是這一政策孕育出的一個小丑罷了。　　

一個國家居然可以讓流沙河、李銳、袁騰飛式的漢奸賣國言論放肆主流，實在不可思議！　　

 “庚款辦學”是“和演”的先聲，應該說美國人的戰略意識是成功的。　　

“庚款辦學”也出了錢學森和李四光等了不起的人物，但那不是帝國主義的本意，正如時下的黃海軍演，雖然給中國買辦壯了聲勢，但同時也會使許多人清醒一樣。　　

三，流沙河極力美化美國侵略者到了不顧廉恥的地步。　　

鼓吹“講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流沙河用大半篇幅渲染“美國人的善良”，繪形繪色，具體生動，不厭其詳。　　

 “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么多中國人，去偷機場里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這些我親眼看見的事情，使我對美國人的單純善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他講到動情處，就及時進行對比：　　

“不管在朝鮮戰爭開始后說美國人咋個咋個的壞。50年代初我們國家編了一套連環畫，是中國那些最有名的畫家集體創作的，叫《美帝百年侵華史》，拿來在全國宣傳，連每個村莊都貼得有。那美國人簡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國人壞得不得了……記憶、事實卻無法抹殺。”　　

后來，他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出訪菲律賓，他不顧外事紀律，單獨拜謁美國二戰戰死將士墓園。在令人動容強烈抒情的同時，他總忘不了通過對比針砭中國：“將軍也好、元帥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著時候的一個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個普通人了，就沒有這些區別了。不像我們，死了很多年還叫毛“主席”（笑聲、掌聲）。這是鄙人受的第一個教育。”結論是 “別人不僅活著的時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聲）”。　　

墓園的標語和塑像都令他崇拜得五體投地：　　

“主啊，在我們和強大敵人搏斗最艱難的時候，是禰鼓舞我們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黨’”“因為在這里“主”是一個符號，意味著平等”。　　

“ 圣喬治上面兩邊各有一個少女，穿著古希臘長裙——是自由女神（一個叫Freedom，一個叫Liberty），意思是說他這樣英勇戰斗是為了自由（掌聲）”　　

最后不忘點題——“我卻是深受教益：這就是別人社會、立國的基本價值取向，都在這里面了。”　　

他炫耀自己在二戰勝利50周年應約寫了一篇《二戰我修飛機場》發表在臺灣《中央日報》上，而且“占了一個整版，《中央日報》還加了個編者按 ”。為此，“流沙河”的名字還被刻在美國“B-29紀念館”的墻磚上。　　

流沙河到底是詩人，與袁買辦史學不同，他是現身說法用感性煽情的方式鼓吹買辦意識以蠱惑青年。在流沙河筆下，美國人成了“最可愛的人”，“當兵要當美國兵”“做一夜美國人”自然是情理中事了。　　

于是，美國紳士靠販賣黑奴起家，用種族滅絕方式搶占印第安人家園的丑惡歷史，兩次世界大戰開始后長時間向交戰雙方出賣軍火大發戰爭財的不光彩行為，朝鮮戰爭中動用除了原子彈外一切殺人武器包括細菌彈屠殺人民的血腥罪行，侵略越南大量投放“橙色毒液”滅絕森林造成數十萬越南兒童畸形的反人類罪，發動侵略南聯盟和伊拉克毀滅性戰爭，致使幾十萬無辜貧民喪生、投射數十萬枚貧鈾炸彈，使環境產生毀滅性破壞，這一切都煙消云散了，變成“平等天真和善良”了。　　

美國兵在伊拉克的虐俘事件曾經轟動世界，在朝鮮戰爭中他們虐待中朝戰俘的罪行也是罄竹難書。　　

毛澤東主席從創建工農紅軍之日起就為之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就包括正確對待俘虜的政策，他一直是中國軍隊的優良傳統，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愧為無產階級武裝的最優秀典范，即使是蘇聯紅軍也相形遜色。朝鮮戰爭期間，志愿軍對待戰俘的人道，即使在他們戰俘中也是有口皆碑的。　　

  由五洲傳播中心與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合作拍攝的紀錄片《他們選擇了中國》，為這段史實提供了無可辯駁的鐵證。朝鮮戰爭結束時２１名美軍和１名英軍戰俘宣布拒絕遣返回國，選擇留在中國，曾經震驚世界。紀錄片主人公霍金斯是２２人中年齡最小的，他留在中國后，在北京進中國人民大學深造，畢業后到武漢汽車配件廠工作。１９５７年返回美國，現居洛杉磯，仍能憑記憶講很多中文。霍金斯是幸存者中唯一一位不顧家庭的阻力和美國社會的壓力，勇敢站出來為這段歷史做見證的人。他說如果再讓他做一次選擇，他還會像５０年前那樣選擇留在中國。因為他熱愛和平。他相信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　　

四，流沙河肆無忌憚宣泄寵美情結，對歷史信口雌黃。　　

“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么多現銀。是通過什么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赫德其人， 就在戈登出任鎮壓太平軍的洋槍隊“常勝軍”統領的1863年，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被清政府正式任命為總稅務司。赫德擔任總稅務司直至1911年，主持清政府的海關長達48年之久。　　

改開以后，隨著史學的“撥亂反正”， 洋務運動被奉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河，赫德也被戴上“引進西方先進制度和觀念，促進中國進步和近代化”的桂冠。盡管赫德成了被引進的國家級高管的先驅，可是他的國籍從來都是大英帝國。這位赫德先生不光掌控中國稅權，而且還想控制中國海軍，在列強爭奪中，這位“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的“美國人”，就曾竭力阻撓美、法等國染指新建的海軍領導權。這都是于史有征的，不知怎么到了流沙河嘴里，就轉換國籍，變成“世所公認”的美國公民了呢？　　

肆無忌憚，信口雌黃！　　

五，即使在國民黨當政時代也沒有人像流沙河那樣無視事實為之無恥吹捧。　　

頌美從頌蔣開篇，流沙河的“美國最好朋友”交響樂的第一部是“壯丁頌”。　　

“抓壯丁”是國民黨的弊政之一，是這個依恃武力維持統治的新軍閥政權擺脫不了的惡政，也是其八百萬美式武裝最終敗于大刀梭鏢和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原因之一。流沙河從這個哥德巴赫難題入手翻“抓壯丁”的案，企圖借此“創新”國民黨統治的全新形象，其志固然可嘉，但如此無視史實的頌揚，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御用文人也不敢如此厚顏無恥。　　

我沒有看見任何強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這些壯丁是怎樣來的呢？當時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須要出一個去打仗，有五個要出兩個。出了以后由國民政府（縣政府）給“安家費”（用“黃谷”就是沒有碾出來的米發放），所有壯丁的家屬都領了的。這里面我所見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壯丁”的事有沒有？有，我親自看見過一次，而且這一次的情況是：有個保長，他完成了任務又亂打主意，想再拉一個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從房子上下來，保長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樣子做不合法。由于當時負擔壯丁的人除了保長以外還有很多鄉長，別人都是按照規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亂來，怎么行呢？所以后來就放了。這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次。　　

流沙河的“壯丁頌”，四川作家高戈里有一篇駁斥文章，資料翔實，極富說服力。可在霸權媒體的遭遇，卻與流沙河迥異，這也是“自由派”言論自由的一個實證。　　

高戈里同志的文章附后，看看小標題就足夠了，流沙河的壯丁禮贊除了大膽和厚顏，實在沒有可以稱道之處。　　

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愿去的》　　

一、軍政部長何應欽追問：近千萬壯丁哪去了。　　

二、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級長官難言之隱：“層層吃缺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視察真相：“傳令嘉獎”抓壯丁。　　

六、北大校長揭露：送到部隊的壯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鄉兵役科長交代：如是抓壯丁。　　

九、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　　

十、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十一、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于陣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歷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十五、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十六、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流沙河對國民黨的無恥頌揚無情地告訴我們：反共必媚美，恨毛必頌蔣——這是一個為生活所證實的鐵律！　　

流沙河以“壯丁”為題抒寫對國民黨的禮贊，這個切入點的選擇很有意思：據網友揭露，“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國民黨金堂縣政府兵役科長，主要負責抓壯丁喝兵血，手上人命無數”。可見，他的大作應該不是缺乏生活基礎的面壁虛構，只是他感受生活的立場與廣大“壯丁”異趣罷了。流沙河可謂六十年“無改于父之道”的忠臣孝子了。雖然出身并不就決定一個人的立場，但“出身”所打下的階級烙印，確實是不可忽視的。“誤入歧途”幾十年，一旦形勢有變，流沙河馬上得意忘形地露出“兵役局長兒子”的本色。30年來，“變天賬”一直是右翼精英嘲笑奚落共產黨的笑柄，可惜后來的事實證明，“變天賬”的確有，問題在于“算”的時機是否成熟。劉文彩的熱捧，不也是四川的一大景觀嗎？東歐國家“轉型”后，地主資本家被剝奪的財產，不是都要“落實政策”嗎？　　

流沙河的得意忘形大放厥詞，也是環境氣候的車產物。比較一下“一枝清荷”與袁騰飛的不同遭遇吧。除了那些顧念國家人民、堅守信仰的傻瓜，只要你想“與時俱進”，方向是明明白白的。　　

焦國標、余杰、袁騰飛和流沙河們領著潮流的時代也該過去了。　　

附文：　　

高戈里：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　　

——駁《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愿去的》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期間，不少網站圍繞如何評價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等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熱門話題就是“抓壯丁”的真實性。　　

　 2005年7月14日，某報在“城市精神探蹤”的主題下，發表了關于“川人抗戰”的一系列文章和討論。其間，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陳辭：“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你，不到萬分之一。”“中間也有逃兵，但都是個別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網站在內的大量網站和論壇上廣為轉載、轉貼的《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斷言：《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謗舊社會”！　　

　 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布的數字，抗戰8年全國實征壯丁1405萬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來的壯丁僅有一千來人。　　

　 大量史料證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斷言，嚴重違背史實！　　

　 以下，讓我們鑒證：對于流沙河先生斷然否定的“抓壯丁”歷史，當年國民黨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蔣介石的親信是怎樣報告的，當年美國駐華文武官員是怎么記述的，再聽一聽當年壯丁的哭訴，看一看流沙河家鄉《金堂縣志》上的記載及金堂縣兵役官員的交代，讀一讀西方的史學家的評說，最后找一找，在他們當中有沒有不“誹謗舊社會”的！　　　

一、軍政部長追問：近千萬壯丁哪去了　　　

　 據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勛先生著文記載，國民黨政府于1939年頒布新兵役法后，組建了龐大的兵役機構，各省均設立了軍管區司令部，其下設若干師管區司令部，再下又設若干團管區司令部，以專司壯丁征調和新兵訓練。　　

　 1943年夏天，時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170多名，到重慶復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報告中稱：自1939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征出的壯丁將近1200萬人，其中四川征出220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征出約150萬人，其余各省征出100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征出10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4年期間總共征出1200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括警察在內也不過700萬人，而征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至于傷亡，根據各戰斗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240萬人。你們征了1200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新兵，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會議制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于整訓部隊，恢復和培養戰斗力”。中國軍隊242個師、40個旅（特種兵在外）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制兩大方面”。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任務。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將近一千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二、各級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對何應欽的責問，這幫專司征兵的司令官們叫苦不迭：“征兵困難”，“逃兵太多”。　　

　 這話不假。據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四川榮威師管區任職的張登上先生著文記載，“所謂送壯丁的部隊，實際上如押解犯人的軍警。由于大多數的壯丁都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押送途中，他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后左右，虎視眈眈地押著進行。”　　

　 即便如此，被抓壯丁還是逃亡不斷，甚至還有集體“烘營”（就是全數逃跑而不傷人）的，如1944年5月間，“四川省大竹縣所接收到的新兵約一排，竟奪了守衛者的槍支，集體烘營”。　　

　 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干幕僚和團管區司令數年的萬金裕先生回憶：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開實施“適齡壯丁抽簽”時，因當時征兵舞弊多，壯丁受虐待致病、致死嚴重等問題，曾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發生過“規模很大的民變”。1941年夏，四川的廣漢、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變”。　　

　 可笑的是，大量壯丁經常性的逃亡，甚至給個別據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帶來“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據周開勛回憶，“巴東偽縣政府曾專派一自衛隊，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來的逃兵，最多時每天要抓幾十個人，算來一個月即可抓數百名之多。這樣，巴東偽縣政府即可在本縣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時間反而又最快。”　　

　 抓來的壯丁補入部隊后，依然逃亡不斷。就連何應欽也在這次會議上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編制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系。”　　　

三、各級長官難言之隱：“層層吃缺貪污”　　

　　 說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應欽說是部隊長官“管理教育不善”，“帶不好兵”。這話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實際上，國民黨軍隊普遍缺額還有一個司空見慣但大家都不愿意說破的問題，就是各級帶兵長官“層層吃缺貪污”。　　

　 所謂“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額”，就是虛報、冒領并貪污部隊空缺人員的兵餉、糧代金和武器裝備。“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制編滿，在向上級申報領取各項經費時，所報的兵員數多于實際兵員數，其空缺的兵餉、糧代金和被裝則為帶兵長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裝備軍官也敢貪污。貪污之后，拿去倒賣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戰之后上報損失予以銷賬。　　

　 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年10月他接任暫編第5師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　　

　 仍據周開勛先生回憶，一些地方征兵官員也“吃空”，他們在分配兵額時，有意增加名額，如在原定每鄉鎮分配的150名壯丁基礎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戶出錢。在當時，每個壯丁名額可以敲詐一二百半開（花錢）。如果沒有錢，則要求被敲詐人家“以騾馬代兵”，如云南麗江縣政府就曾交給團管區四五匹騾馬。　　

　 壯丁被拉后，即送往體格檢查所檢查身體。這時，有錢人家的壯丁只要賄賂體格檢查所三五十塊錢，就能作為身體有病不合格而準予緩征。　　

　 兵役官員受了賄，順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來的兵役名額，自然就要轉移到窮人頭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錢買丁，窮人則千方百計躲避抓丁。對此，保甲長也有辦法，白天抓不到壯丁，就在晚上派鄉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壯丁的父母關起來，逼迫壯丁“自愿”當兵；本鄉壯丁實在湊不夠數，就帶著鄉丁上路亂拉商客，錢物沒收，人充壯丁，“形如匪盜”。　　

　 有的兵役官員還專門豢養一批“兵油子”。據《宜賓縣志》記載：　　

　 民國33年7月6日，縣交給七十六軍二十四師七十團的86名新兵，全系收買的的兵痞流氓。這些人以充作壯丁為生計，每次得買身價1500至50000元（法幣），先領一部分，其余暫存鄉保長處，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領本息。鄉保長平時把他們供養起來，其“安家費”、“供養費”，一律向民眾攤派，承辦者從中漁利。　　

　 據我采訪到的情況，在一些地區，保長、甲長一旦完不成壯丁“征集”任務，保長、甲長本人則被抓去充數，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縣古城鎮北大營村的甲長陸正清，自己親自把剛抓來的壯丁送到鄉公所，因為壯丁名額不夠，鄉長當場喝令鄉丁將其捆了起來，一并送進了壯丁營。又如國民黨第184師山炮營2連士兵金學義，當兵前是保長，因為同樣理由，被強行充了數，送進了部隊。　　　

四、兵役司令官承認：“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來，筆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2004年1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全國新華書店發行），先后采訪近兩百名歷史親歷者，內有116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19人、士兵83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等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勛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于接送壯丁的長官肆意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3分鐘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斗作風”。克扣下來的余糧，則相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月深秋季節，“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里，全無被蓋，只是用些稻草鋪點蓋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3000人，送到重慶時，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查，是周開勛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系，在任期內貪污舞弊，并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從云南步行到重慶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后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之后，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勛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視察真相：“傳令嘉獎”抓壯丁　　

　　 亂抓壯丁的現象就更普遍了，就連專司兵役的司令官們也承認：“拉捆壯丁現象各省都有。” 　　

　 這話，在張登上先生《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等文章中，能得到一個極富有諷刺意味的“佐證”：　　

　 全國第二次兵役會議后，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針對“各管區辦理兵役的基層干部積弊甚深的問題”，“決心建立全國性的兵役視察網”，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選‘兵役干部訓練班’優秀學員120人，重新在‘兵役調查班’施以專業的視察技術訓練，學習結業后分別派駐各師管區擔任駐區視察員”。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榮威師管區來了一位派頭不小的兵役視察大員，行禮如儀后，開始訓話：“本視察員奉命代表軍政部前來視察，一切有關違犯兵役法令的問題，都要嚴肅處理。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爾等全體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切勿疑懼不前，因循自誤……”　　

　 話聲未落，掌聲驟起，被抽查的該師管區新兵第5中隊的新兵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場統計，全連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訴說起來聲淚俱下。“大部分壯丁均是攔路邀劫強拉而來；有一些是地方上的鄉鎮保甲貪污受賄，大搞移花接木欺騙來的；有一些則是因為得罪了‘地頭蛇’被陷害來的”。這當中，“竟有兩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強拉來充作中簽的壯丁；還有一個出差來自外地的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亦被拉來充了數”。“剩下少數幾個沒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賣自己，替紳糧富戶子弟頂名的中簽壯丁，即所謂‘志愿’來的”。　　

　 不僅如此，“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騙或頂名來的壯丁們隨身所有衣物錢糧、生產工具和備賣商品都先后被剝奪光了”。　　

　 面對“最高領袖”派來的“青天大老爺”，壯丁們祈望撥云見日，豈知，這又是一場騙局。　　

　 不僅如此，這個榮威師管區和榮縣縣政府，后來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傳令嘉獎”。　　　

六、北大校長揭露：送到部隊的壯丁只有四分之一　　

　　 時下的知識界，否定“抓壯丁”史實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陸官方認可并獲獎的敘述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許多學者”憤而宣稱：《抓壯丁》“這部電影和后來一些以抓壯丁為題材的影視劇，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主流，有以偏蓋全丑化四川抗戰形象之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們可以用當年記載的數據說話。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蔣夢麟，早年為前清策論秀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職。蔣夢麟于抗戰后期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視察役政情況有一段回憶：　　

　 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里，我曾經和廣州來的壯丁談話。我問：“你們從哪里來？”他們說：“廣東曲江來的。”“你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我說：“怎會只剩了十七個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們說：“沒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涼極了，不但沒有東西吃的，連喝的水都沒有。我們沿途來，根本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可是路卻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里，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糲，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廣西的路上，屢次看見野狗爭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丟掉的壯丁尸體，有的似乎還在那邊抽搐著，可能還沒有完全死去，便給埋進去了！　　

　 在貴陽城外，有一塊壯丁經過的地方，因為棄尸太多，空氣里充滿了濃烈的臭氣，令人窒息欲嘔。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見一班辦兵役的人，正在賭博，有一個垂死的壯丁在旁邊，一再要求：“給我一點水喝，我口渴啊！”辦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聲喝罵：“你滾開去，在這里鬧什么？”　　

　 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在少數。當然，曲江壯丁從七百人死剩十七個人，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不可作為常例。當時我曾將估計的數字向軍事高級長官們詢問意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只會多不會少。”　　

　 我在赴滇緬路視察以前，曾飛往重慶一次。把預備好的一篇致軍事最高當局的函稿，給陳誠將軍看了。他長嘆了一聲說：“我把你的信遞上去吧。”我說：“不要，我自己會遞的，何必讓你得罪人呢？”　　

　 據1941年7月蔣夢麟關于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　　

　 戰事起后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咸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后，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并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一半士兵開小差或非戰斗死亡　　

　 對于國民黨政府、軍隊抓壯丁方面的史實，在大洋彼岸，我們也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人看到，因饑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后，如是記述了國民黨軍隊的征兵工作：　　

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里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于是就被編入軍隊。　　

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里，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里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　　

　　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們是半饑餓的。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據美軍軍事觀察組軍官羅曼努斯和森德蘭著書記載，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于死亡”。美軍包瑞德上校則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后，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　　

　　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后方未參加戰斗，卻由于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胡宗南精銳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美國國務院檔案中的《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披露，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鄉兵役科長交代：如是抓壯丁　　　

　 據流沙河先生家鄉負責兵役工作的金堂縣第三任軍事科長鄒浚哲撰文記載：　　

　 在征調壯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適齡中簽壯丁，而實際上就不一定了，純粹以權勢來定，都是強征的無勢無錢的貧苦百姓，或估拉過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額大了更會鬧得“雞飛狗跳”、路斷人稀。一般青壯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權勢，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壯丁當中，在縣境以內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權勢者說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調換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說情都需要花費，如向保鄉投道，對接兵連疏通，每名壯丁需黃谷十余石（約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權勢互不相讓，發生爭鬧械斗的也在所難免。　　

　 辦理較困難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數額增大，辦理更難。鄉保人員迫于政令，無可奈何，強拉買賣壯丁成風，有把老年去掉胡須冒充年輕的；有強拉僧道（和尚道士）湊足數額的。其中費用弊端更多。在保甲當中每送一名壯丁，攤到各戶應出的錢多少不一，如系估拉遠方的人所耗費用可能少些，只給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費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屬的費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約需黃谷十余石。這其中又要以軟硬來分，硬的鬧得兇的家屬費用多些，軟的費用可能少些。中間經手人，保甲人員，從中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種種弊端紛至沓來，下級官吏理不勝理，聽之任之，更有渾濁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頭錢”（估拉買賣壯丁錢），只要對上能敷衍，對下能擱平，乃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過問，哪管貧苦民眾慘遭蹂躪無處哭訴。　　

　 流沙河先生稱：“拉壯丁……不到萬分之一。”可是，他家鄉的《金堂縣志》卻記載：“（民國）28—34年，全縣共征抓壯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參加遠征軍的青年學生50余人。”　　

　 即便在動員50余名學生“自愿參加遠征軍”的過程中，兵役機關也是“以出國留學或游歷等花言巧語麻醉學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鄉甚至因役政腐敗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變。　　

九、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　　

　 據史料，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各部隊的接兵部隊，多不依限到縣，并且不攜帶服裝、給養、藥品；或將給養費轉販物品，希圖漁利；到縣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區商借費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夠，拒絕收兵；或則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圖報復。至接收新兵之后，則視同囚犯，鎖閉一室，飲食起居，漫不關心，疾病死亡，任其遺棄。各級干部任意行動，或則攜帶眷屬，樂于逗留，或則吃喝嫖賭，胡作妄為。　　

　 接兵部隊浮報接兵數目，提前呈報入營；侵吞草鞋、行軍各費；侵吞（限制、摻雜、克扣）軍食，任令士兵饑餓，不顧士兵致病；扣發薪餉，挪用經商；盜賣（欠發、調換）士兵被服，不顧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醫藥費，不醫不藥，不顧士兵疾病衛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營舍簡易，沒有健康設備，不顧士兵睡眠；藉故沒收、出售入營新兵的財物，不顧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經費，不隨收隨訓，即訓即役；擅離隊伍，私設廚房，不與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驅使抬轎及背擔規定以外之物品；強迫病兵行軍，鞭撻虐待；遺棄病兵，脫光衣服，甚至未死槍殺或予活埋；又有賄放壯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對入營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贓，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費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據國軍某團長云：……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余名。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后，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于饑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饑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后，這些新兵被餓得面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 他們大聲小聲呻吟著：“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后，饑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扎著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著。人雖死了，而兩只眼睛還在睜著，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兩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著我，我扶著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連押著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系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云家的空房里，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無衣著，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面，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嘆息……　　

十一、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里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戰8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只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并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抗戰8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一級上將陳誠。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抗戰8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制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　　

　　　　= 抗戰8年部隊減員總數 － 同期部隊逃亡數　　

　　　　= 417萬人－32萬人　　

　　　　= 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 422萬人－252萬人　　

　　　　= 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 50萬人　　

　　∴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后編為偽軍人數　　

　　　　= 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　　

　　　　= 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于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后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涂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抗戰8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抗戰8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后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只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征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于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征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強度（即年均征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于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征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后死的人還多。”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歷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征兵人員貪污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后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舊中國、舊軍隊存在著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于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還創作了一部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了解，因為貼近國民黨士兵的親身經歷，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歷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么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后取勝。”　　　

十五、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77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干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后，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后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后特別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后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復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里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里又遭雞奸，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面前后，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后，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十六、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面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于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干部的“感情”！　　

　 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御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不容否認，但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于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容否定。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作用有著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關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著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激烈的階級斗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題，關系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說到這里，我不能不對流沙河先生的論點、論據再說上幾句。　　

　 流沙河先生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十分嚴肅，不能像《抓壯丁》這樣去丑化，丑化他們就是丑化我們中華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這種定論是荒謬的。　　

　 電影《抓壯丁》是基于史實創作的，同樣基于史實創作的現實批判主義文藝作品國內外還有不少，試問：　　

　 紹興人對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興師問罪了嗎？　　

　 中國的老百姓對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口誅筆伐過嗎？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項鏈》，“傷害”了法蘭西的“民族感情”了嗎？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那么，作為“四川人”的“代言人”，為什么卻要對影劇《抓壯丁》耿耿于懷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誠、率真的性情，但在嚴肅的歷史問題上，由著性子率真，必然要亂真。　　

　 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趙祖謨的[新課文]《〈理想〉的背后——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縣政府軍事科，是1940年國民政府施行“新縣制”后，由原來的兵役科更改名稱的兵役機構，由此，人們不能不問：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場和史學觀點的“許多學者”，他們憑什么，悄悄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么，以“選擇性失聰”的著史筆法，對當年勞苦大眾凄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么，以“選擇性失音”的論史口徑，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歷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場？還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或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跡進行探蹤。　　

　 時下，對“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許多學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探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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