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西方的人性論的要害　　

（評判唐金鶴與葉志江、陳育延的爭論）　　

周泉纓　　

2010.12.12　　

【引  子】　　

2010年12月08 日晚上，唐金鶴從香港發來“答清華校友網兼復葉志江的《走出文革》”一文。我理解唐給我發這篇文章的意思，是讓我評判一下她與葉志江和陳育延關于清華文革武斗的爭論。所以，我一方面直接簡單明了地回復她的信，另一方面趕寫出這篇提綱攜領的文章在“清華校友網”發表。實際上，如果讀者能夠系統地閱讀和研究我大量的政治著作和文章的話，那么不難發現本文中所有的論述，都是一些重復性的論述，至少對我自己而言沒有任何的創新。我直接回復唐的信文內容如下：　　

唐金鶴：　　

      歷史已經證明，中國人（甚至全體人類），原則上是永遠不可能走出文革的影響的，這就好像法國人（甚至全體人類），永遠不可能走出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一樣。因此，我們只有在肯定“文革是偉大的歷史試錯”的大前題下，才有可能正確評判清華大學的武斗。在這里資產階級的所謂的人性論的尺度實在是太小了，它根本不可能正確度量體現人類歷史發展大跨度的文革、十月革命、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之類的大事件。　　

       正因為如此，在資產階級眼里，文革、十月革命，當然是沒有人性的浩劫；同樣道理，在封建地主階級眼里，1789年資產階級革命同樣也是沒有人性的浩劫；而最后在氏族社會的人類眼里，羅馬和雅典等奴隸社會無疑更是沒有人性的浩劫。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人類有序發展的試錯歷史，是不可能用資產階級所謂的人性論來正確度量的。　　

       所以，我認為清華大學文革武斗中死去的兩派人員都不是白死的，他們為了中華民族復興的試錯大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尤其是414的武斗中死去的人員，更是如此。　　

清華兩派武斗死難的人員永垂不朽！　　

清華文革體現的人類歷史的試錯精神萬歲！　　

                                     周泉纓  2010.12.11于廣州　　

一、唐金鶴與葉志江、陳育延爭論的實質　　

唐金鶴與葉志江、陳育延關于清華文革武斗爭論的政治實質是：到底應該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論為標準錯誤地評判清華文革武斗，還是以人類歷史試錯的有序發展規律正確評判清華文革武斗。這個問題也是葉志江《走出文革》一書在政治上的要害。我在前一些日子之所以在“清華校友網”與葉志江開“割他的小DD”的玩笑的原因，就是因為葉志江《走出文革》一書錯誤地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論為標準評判清華文革武斗。　　

因此，從政治上講，葉志江通過發表《走出文革》，實際上是不可能“走出文革”的。葉志江通過發表《走出文革》只是一方面在情感上告別“歷史的文革”，另一方面又一頭扎進了萬潤南鼓吹的西方民主思想評判的“文革歷史”的懷抱中去了。這也是我對葉志江這個“團派理論家”大所失望的原因，因為我想象中的“團派理論家”不應該是既不堅守團派的“貞操”，又沒有時代的“創新”，而只知道不顧一切地一頭扎進西方民主思想人性論懷抱中去回味“英雄救美”的個人文革經歷的所謂的“團派理論家”。　　

二、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形成過程　　

葉志江《走出文革》一書中評判清華文革武斗所堅持的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論，作為一種對付我們中國和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導戰略——和平演變戰略，在西方世界歷史上存在一個形成過程。　　

歷史證明（對于西方民主政治歷史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去查找有關的大量的證據），西方鼓吹人性論、人權論等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烏托邦把戲，作為一種戰略方針，實際展開于二次大戰結束后的兩極冷戰時期。　　

為什么西方在二次大戰結束前并不熱衷于鼓吹人性論、人權論等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烏托邦把戲呢？其中的歷史的原因和過程主要有三個方面:　　

【1】正如我于2010.12.04在“清華校友網”發表的《現代人類社會史之全景（批判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一文中論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國際資產階級試圖通過戰爭途徑消滅國際共運的徹底失敗。正因為如此，希特勒二次大戰的失敗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國際資產階級對抗國際共運的戰略轉變：從主要依托暴力和戰爭，轉向主要依托和平演變。　　

【2】正因為國際資產階級試圖通過二次大戰消滅國際共運的徹底失敗，逼迫西方發達國家自發地普及了1933年美國羅斯福新政和北歐瑞典社會民主黨構建的福利社會經濟制度，從而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原則上鏟除了貧富懸殊和階級對抗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劣根性。　　

【3】由于福利社會經濟制度實際上在現代高科技生產力條件下，讓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的階級關系自發地完成了由階級對抗到階級制衡的劃時代的質變，因此正如我在《國家興亡之道》一書中講的，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在二次大戰后普及福利社會經濟制度之后，實際上已經率先由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演變為現代福利社會。因此，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的人權狀況確實得到了劃時代的質的改善，從而確實超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權狀況水平；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冷戰，事實上已經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兩極冷戰，而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兩極冷戰。這也就是列寧開創的暴力共產主義事業，歷史地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即也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社會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和平演變戰略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成功的真實內涵　　

以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為標志的列寧開創的暴力共產主義事業戛然而止，確實歷史地證明了西方對列寧開創的暴力共產主義事業的和平演變戰略的成功。不過，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上述成功的真實內涵，不是像世界上一般的人們所理解的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對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平演變的勝利，而是西方福利社會經濟制度對于東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平演變的勝利。這是正確評判現代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關鍵。換言之，西方發達國家優越于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之處，本質上是其擁有既能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和階級對抗問題的福利社會經濟制度，而不是其擁有民主政治制度。正如我在《國家興亡之道》一書中講的，1933年羅斯福新政以后的世界歷史事實，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的世界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1】在已經成功構建福利社會經濟制度的西方，由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適應西方福利社會經濟制度，因此實際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正在將西方發達國家拉下主導現代世界的歷史舞臺。  　　

【2】在沒有成功構建福利社會經濟制度的不發達國家，由于推廣不合時宜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不是阻礙有關國家正確運用“國家控制”法寶發展本國國民經濟，就是勞民傷財地為有關政客提供追逐名利的平臺或直接為社會動亂和革命提供助推器。　　

四、拯救中國和世界的必由之路　　

所以，我們承認以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為標志的列寧開創的暴力共產主義事業戛然而止，確實歷史地證明了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成功，只是承認西方福利社會的經濟制度能夠拯救中國和世界，而不是等于承認西方民主思想指導下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能夠拯救中國和世界。　　

相反，我們從福利社會經濟制度自在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滿足社會福利需求兩個歷史使命出發，認定只有“統一論哲學思想”或“三個代表思想”指導下的全民的黨的一黨法治，才能構建福利社會與和諧世界，從而最終拯救中國和世界。因為，“統一論哲學思想”或“三個代表思想”實質上是現代人類歷史國際資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對抗進行到極至的體現，是人類社會對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社會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民主思想進行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結果。　　

    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功，但是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講，中國改革開放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信仰問題放松了必要的關注，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忘記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只能是繼承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試圖消滅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貧富懸殊和階級對抗的劣根性的遺志，通過發展和控制市場經濟去繼續限制和消滅資本主義的劣根性。　　

    結果，在物質生活上讓金錢掛帥的社會惡果在中國社會上出現泛濫的趨勢，同時在思想上讓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國社會上也出現泛濫的趨勢。　　

    事實證明，如果這兩個趨勢不能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及時和有效地遏制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的質變、分裂和瓦解以及因此必　　

然導致的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的失敗，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近期，由澳大利亞人朱利安•阿桑奇所創辦的維基揭秘揭露的所謂的“中南海驚天黑幕”，就是給我們中華民族敲響了最強的警鐘。所以，我在《現代人類社會史之全景（批判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一文中強調指出：　　

在現代人類社會的時代大背景和國際大環境下，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只能是依托“三個代表思想”或“統一論哲學思想”，在信仰上統一和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意志，在組織上統一和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實力，從而確保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國家控制”法寶的正確權威的建立和發揮（即確保“科學發展觀”的權威的建立和發揮），確保中國共產黨通過改革開放正確構建和運用“國家控制”主導的三位一體的法寶系統，確保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中按照“統一論哲學思想”或“三個代表思想”的“階級等強度原理”，及時、正確和有效地調整中國社會內在的階級關系去適應中國社會外在時代的大背景和國際大環境，最后確保中國社會多快好省地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福利社會過渡，并為人類構建和諧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五、揭示西方人權和人性論之要害　　

正如前面已經講的，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前一個階段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信仰問題放松了必要的關注，因此不但在物質生活上導致金錢掛帥的社會惡果在全社會上出現某種泛濫之勢，而且在思想上導致西方民主思想在全社會也出現某種泛濫之勢。具體到評判歷史問題，尤其是具體到評判文革歷史問題，出現了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論壓倒一切的反常局面。　　

應該明確指出，以西方民主思想的人性論為標準評判文革歷史的要害，是運用人類個體的烏托邦式的情感標準，錯誤地替代“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或社會經濟制度頓悟”的正確標準，去評判文革歷史；因此，其實際效果是讓人類忘記人類歷史發展的全局，從而完全按照資本主義自由發展時期人類社會的局部感受和邏輯去度量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　　

實際上，從宏觀的全局看問題，自從人類社會告別原始的氏族社會以來，資本主義主導人類歷史舞臺的過程，是人類文明歷史上最沒有人性的歷史過程，其中舉世聞名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大英帝國通過炮艦政策統治整個人類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等等過程，都記錄著資本主義罄竹難書的反人性的發家史。所以，一旦離開了資本主義罄竹難書的反人性的發家史的全局，按照西方民主思想的烏托邦式的所謂人性論評判文革歷史，客觀效果只能是：　　

【1】讓中華民族忘記文革試圖徹底鏟除資本主義劣根性的初衷，從而也忘記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阻礙和環境阻礙一直是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剝削的歷史事實；　　

【2】否定文革的歷史合理性和列寧開創的暴力共產主義事業的歷史合理性，從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存在的歷史合理性；　　

【3】促進西方民主思想占領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從而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也實現類似蘇聯共產黨的和平演變；　　

【4】只要中國共產黨被和平演變，從而被分裂和瓦解，那么中華民族就不可避免喪失正確崛起的“國家控制”法寶，從而回復到蔣介石時代去充當西方世界的“跟屁蟲”。　　

所以，唐金鶴與葉志江、陳育延關于清華文革武斗的爭論，證明唐金鶴的《倒下的英才》與葉志江的《走出文革》等兩本書，在評判清華文革武斗問題上，都是非常錯誤的兩本書，它們在政治上不存在實質性的差別，因為它們都在西方民主思想面前打了大敗仗。如果說它們在政治上有差別的話，也只不過是它們在與西方民主思想的不自覺的失敗戰斗中存在“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別而已。　　

附文：

李憲源評周泉纓《清華歷史上最榮光的一頁》

今天在我新浪博客轉載評論《清華歷史上最榮光的一頁》，或許是本人所言不合時宜，竟然被“格殺勿論”了。方便的話，或可把我以下批評意見轉作者一閱。/李憲源
(2010-12-12 08:05:21)

周泉纓不過是在炒“第二國際”的冷飯，卻自以為高深地擺出一副“理論創新”架勢，用根本經不起跟文革史實檢驗對照的說法，不知所云地給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踐，扣上了一頂所謂“劣根性”的帽子。

毛澤東1968年接見蒯大富等北京學生領袖的記錄，網上流傳甚廣。仔細閱讀和思考一下這一會見的內容和歷史涵義，周泉纓種種以偏概全的說法，就不攻自破。

在人類階級社會中，階級利益的較量和相互消長，歸根到底取決與斗爭各方所依據的意識形態體系是否具有最大凝聚力、感召力和戰斗力，能否有效促成力量對比的有利轉變。真正的毛澤東主義者，并不是天生嗜血好斗，一概排斥必要妥協和有利于社會的和平發展與穩定。但前提條件是——必須使自己具有足夠強大的力量。1945年毛主席真誠追求民族和解、國家和平的重慶之行，就是最好例子。

而當暴富資產階級天天都在對勞動人民實施無情階級斗爭和施加殘酷政治經濟文化暴力態勢下（趙東民被拘、富士康“連環跳”、“清荷一枝”被第三軍醫大開除、張宏良博客被封、孔慶東遭主流媒體圍剿……等舉不勝舉），鼓吹“階級和解合作”的陳詞濫調，不管鼓吹者真實動機如何，其客觀效果，就是削弱瓦解被剝削壓迫階級的斗志，確保豺狼吞噬殘害羊群的資本統治格局萬古長青。

而現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上世紀所作的一切“社會主義色彩”改良，其根本動因就是來自社會主義陣營40年代末在世界范圍取得空前成功。當90年代社會主義遭受世界性重大挫折后，西方勞動人民享受的社會福利立遭大幅度削減降低，所謂“中產階級”數量急劇減少……等，就是駁斥周某“理論創新發明”最雄辯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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