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治國與哲學治國

路漫漫

    有網友認為，哲學是綱，科學是目。應該說代表了一般人的普遍看法。事實上，哲學與科學完全是不同的范疇。在本文中路漫漫不打算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要指出，哲學治國是講求辯證的、充滿個性化的、隨機應變的策略，科學治國是追求規范統一的、易操作的策略。如果要舉例，可以說毛澤東傾向哲學治國，鄧小平追求科學治國。
    哲學治國與科學治國孰優孰劣？答案是各有優劣。路漫漫認為，哲學治國容易出現局部問題和混亂，而科學治國一般而言比較平靜有序，但當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出現大亂。有人會問，大躍進搞得出現三年自然災害，文革搞得十年內亂，哲學治國問題還不夠嚴重？其實當時的問題完全在掌控范圍內，出現的傷口容易平復。但科學治國由于缺乏糾偏機制，問題越來越嚴重，有可能出現人亡政息，國裂族滅的悲慘命運。
    也可能有的網友會“揭露真相”說，哲學治國不就是人治，科學治國不就是法治嗎？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對。準確地說，人治、法治比哲學治國、科學治國要低一格（或者說是策略與操作的關系）。若失去哲學指導，人治就充滿了盲目性；法治若缺乏科學規范，容易陷入被操控局面。
    古希臘雅典城邦以民主制代替人治，而純以法治治國，不過200多年，就滅亡消失，文明中斷。而古羅馬則改民主為人治，文明延續了千年，而且建立了強大的帝國。
    人治或者說專制常常被人詬病，路漫漫認為，根本原因其實在于缺乏哲學指導，或者說執政者缺乏哲學水平。
    哲學實在高深，要求一個執政者擁有哲學水平，往往不現實。但是我們可以建立一種機制，使戰略學家能夠參與介入到國策設計中來。我們常常講“專家治國”，實際就是科學治國，這是有著極大的弊端的。專家可以指導部門，而對國家重大戰略，特別是可能導致國家社會重大轉折的事件因素，應由戰略學者從哲學高度加以預警指導，是為哲學治國。
當然，哲學治國也不是要拋棄科學治國。科學治國規范有序，容易操作，容易推廣。打個比喻說，哲學治國是發明，而科學治國應是生產。兩者結合，才可以達到最佳效益。
    哲學治國應如何操作呢？

    路漫漫認為，哲學的重要特點首先是懷疑和批判。任何重大戰略決策，都需要事先經過哲學通家和反對者的質疑批判。而國策設計者必須從各個層面論證新國策優大于劣，利大于弊，或者提出相應的改進意見。凡不能論證到利明顯大于弊者，新國策不可付諸試驗。在新的國策試驗過程中，仍然需要哲學通家和反對者的質疑，同時接受公眾的評判。（建立相應的評判機制。）在回應了質疑和公眾評判之后，即可以進入科學化、規范化階段，進入科學治國的環節。
    路漫漫認為，在國家戰略層面，哲學應稱為“折學”，即轉折之學。面對可能導致國家/社會重大轉折的事件因素，必須有專人加以研究預警。我們不是有專門的防災減災委員會，以及相應的專家集團，研究如何應對災害問題嗎？那么，面對國家重大命運前途，為何不可以也建立一個“防災減災委員會”，或者說戰略預警委員會呢？
    毛澤東當年曾經成功地預警到中國的腐敗問題。如果當時能夠建立一套機制，由一些專家探討研究如何應對腐敗問題，參考國外經驗，進行試點，逐步深入探索，該有多好。可惜當年沒有這樣的機制。換言之，只有毛澤東的哲學，而沒有專家的科學，導致了文革這樣的悲劇。
其實鄧小平也曾預警過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但雖然有專家治國機制，卻從來沒有建立過把重大預警問題提交到專家委員會去討論的機制。加之鄧的年事已高，兩極分化問題于是被完全擱置起來，無人理睬，同樣導致了巨大的悲劇。
     應該參考德國的“五賢人委員會”制，建立一個“國家戰略預警委員會”，由戰略性專家專門探討長遠重大的轉折性問題，做報憂不報喜的戰略“烏鴉”。戰略委員會可以提出問題，也可以提出若干建議。但更為具體的細節以及操作辦法，可以讓更多的專家去建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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