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的哲學化

東方曉

本文是東方隨感錄之一“科學辯證法”的一節，也是隨感錄之三的核心摘要，更詳細的內容請閱讀相關章節。
政治學討論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發展變化規律的問題，但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的變化實質是人的變化。所以政治學討論的問題本質上是關于人的發展變化規律和由人組成的社會運行、發展變化規律的問題。
無可否認，現階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于低潮。面對這個現實，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后來創新出來的某某理論和學說都）無法合乎邏輯地從理論上說明這個運動為什么會處于低潮。反對共產主義思想的人解釋說，這是因為共產主義制度不符合人性。因為人都是自私的，而共產主義主張大公無私，共產黨人的主張完全與人的本性背道而馳，所以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失敗了。甚至有精英人士找出計劃經濟體制的幾十條弊端，來論證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需分配不合理。比如，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但資源有限時如何才能滿足這種需求？比如一個新產品出來了先給誰？一場球賽或演出大家都想看，球場或劇場容不下那么多人現場觀看，那么票該給誰不給誰？都想要住別墅，可地球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土地；都想要私人游艇，可沒那么多海岸線建港口；都想要飛機，可天空容不下那么多的“鐵”鳥。面對這種現實，自私的人首先想自己獲得，而不會去考慮他人是否因此而不能獲得。所以，所謂按需分配根本就是空想。不得不承認，批評者的意見的確難以否認，但對共產主義者而言這卻是一個不得不明確回答的關鍵問題。如果不能正確回答，很難不讓人詬病——共產主義的確只不過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也不可能用此理想來號召群眾，團結群眾，引領群眾。
根據真理相對性原理，如果上述反對共產主義的觀點成立——意即它是一個真理，那它必定在一定條件下成立。條件是什么？不難發現，此詰問實際上默認了兩個前提，如果這兩個前提不成立，那么詰問也不成立。一個前提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按照知識精英們的說法，人是理性經濟人，本能驅使他總是盡力爭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另一個前提是“人自私的本性永遠不變”。那么這兩個被默認的前提是否成立呢？
第一個前提我們必須承認，至少在目前社會條件（完全利他的人難以保證自身的生存）下是部分成立的。雖不可否認人類社會中存在利他的行為，但整體上，所有個體，在一般情況下都會優先考慮個人利益。所以，現在社會到處都體現出于自私的利己行為。而所謂大公無私的人要么還沒有誕生，要么誕生后因為先人后己導致的貧病交加已經死光了。總體而言，現階段社會中利己行為的比重遠超過了利他行為的比重（但不否認確有極少數的人是以利他為人生目標的）。
第二個前提就比較難回答了。這個問題是典型的“全稱判斷”問題，根據波普爾的的觀點，這個問題是沒法證真的，只能證偽。然而實踐檢驗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超越歷史時間，去證偽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后所要發生的事情。但一個長時間不能被證偽的理論往往被默認為是正確的（至少基本上是正確的）。于是，“人的本質是自私的”就成為至少在幾百年內無法被證偽的“正確”結論。于是，共產主義就近乎等于烏托邦了。
但且慢，實踐不能證偽，不等于理論不能證真。理論的目的是探討客觀規律，而規律是可以預言。如果這個規律是正確的，并且它的適用范圍也是明確的，那么它的預言也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依據規律越過時間預言幾百年后發生的事情。
要評判這兩個前提是否成立，需要回答以下一系列問題：
人的本性是什么？
人的本性是否會改變或進化，或者人的本性向什么方向進化？
人如何完成本性的進化？
社會向什么方向進化？
人性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存在什么關系？
從社會學或者人文學的角度對上述問題似乎難以回答，但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可以獲得一些啟示。按照對立統一律，人是一個利己和利他兩種品性對立統一的矛盾體，要有利己必有利他，沒有利己也就沒有利他。而按照矛盾永恒律，這個矛盾體不會保持不變，是一定會發生變化的，并最終讓位于新的矛盾關系。問題只在于人的本性向何處變化？在何種條件下發生變化？這些問題都是大問題，這里不能展開討論，只做簡單的分析和給出結論（詳細的討論請見隨感錄三）。因為社會進化的問題已經被馬克思基本解決，我們只討論人的進化，以及人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的相互關系。
這兩個問題相關嗎？它們是如何關聯的？
人的進化實質是生命的進化，在意識學的哲學化一節中，我們已經得出結論：生命經歷了一個由原始（單細胞）生命、低級（多細胞）生命、（有神經系統的）中級生命、（有大腦的）高級生命、（能認識規律的）智慧生命、（能自覺遵循規律的）理性生命的不斷飛躍的過程。現代人類處于由智慧生命向理性生命過渡的階段，到過渡完成，人類就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了。
但人類如果完不成這個過渡，一部分人總是處在“從心所欲總逾矩”的狀態又會發生什么呢？其結果必然是：為維護社會的秩序，社會必定委派另一部分人強迫這部分“逾矩”人遵守社會的“矩”，而“強迫”的最高形式就是國家。換言之，如果人類不能進化到“理性人”的程度，則國家不可能消亡（即使階級消亡了，人不進化到理性人（這里說的理性人和主流經濟學家說的經濟理性人本質完全不同，前者是自覺遵循所有規律的人，而后者是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的階段，國家部分職能也仍然不能消亡。這一觀點與傳統觀點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將另文專述）。而如果國家未消亡，共產主義制度不可能建立。因此，人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構成一個典型的“兩行”體系：人不進化社會的進化無法完成，社會不進化，不能給人的進化創造必要的條件——兩者互相“相克”；反之社會的進化為人的進化創造條件，人的進化最終導致社會進化的完成——兩者互相“相生”。由此，哲學引導我們得出在政治學領域里的第一個重要發現：人的進化必須與社會的進化同步，社會的進化才能完成；或者說，人類必須進化成為理性人，共產主義制度才能確立，國家才能消亡。顯然，這一結論要成立就必須要求人的本性是在進化的，而不是永遠處在現在的狀態。那么人類如何完成這一進化過程？能自發的完成嗎？
在智慧人階段，社會的絕大部分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限制他人的利益，而在理性人階段，社會全體成員都“從心所欲不逾矩”，而“矩”往往是為了保護整體利益而設立的，換句話說，在理性人階段，社會全體成員都能自覺地為了他人的利益限制自己的利益，但最終的結果是自身“合理利益”的最大化。顯然，這是人性一個質的飛躍，是不可能自發完成的一場革命。何為革命？作為事物規定性的本質發生變革的過程稱之為革命。從農業化到工業化的過程，生產方式的規定性發生了質的變革，因此稱之為工業革命。從工業化到信息化的過程生產方式再次發生質的變革，因此稱之為信息化革命。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發生規定性的變革，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革命。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是剝奪剝奪者的過程，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革命。從社會主義制度到共產主義制度的根本性的變革是人性的變革，我們稱之為共產主義革命。由此我們得出第二個重要發現：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是性質、目的、任務、方法、手段都完全不同的兩個革命。我們可做如下對比：

  社會主義革命 共產主義革命
革命的本質 階級革命 人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將人從自然人變成自由人
革命的任務 消滅有組織的資產階級 促使人類自覺約束自己的欲望
革命的方法 革命的武裝對抗反革命的武裝 法律和道德的完善
革命的手段 暴力的政治革命 和平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
社會主義革命本質上是階級革命，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任務是消滅有組織的資產階級，方法是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手段是暴力的政治革命。而共產主義革命本質上是人的革命，目的是將人從自然人變成自由人，從自在的人變成自為的人，從智慧人轉變為理性人，任務是促使人類自覺的約束自己的欲望，自覺的遵守人類已經認識到的社會的“矩”（并不斷探索尚未被認識到的“矩”），方法和手段是和平的、法律和道德層面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
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場革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人類歷史上最徹底、最全面、最艱巨、最深刻的革命，這場革命就是共產主義革命，或者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我們把它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新問題：共產主義革命能在一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嗎？
如果某個國家的人完成了智慧人到理性人的飛躍，但其它國家的人未完成這樣的革命，仍然保有（資本主義）國家形態，那么這兩部分人間該如何交往呢？顯然，在后者保留國家形態的情況下，前者也不得不保有國家形態。由此我們得出第三個重要發現：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和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革命不能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的結論都是正確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消滅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就像打一場戰爭一樣，只要力量對比占優勢，且領導者不犯錯誤，力量占優的一方當然可以取得戰爭的勝利。即使力量不占優，只要領導者能審時度勢，正確的引導也可能取得勝利（就象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所做的一樣）。而這樣一場革命的成功顯然并不需要以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達到完善的程度為基本條件，而主要取決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相對不發達的俄國取得成功，而不是在更發達的英國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因。所以社會主義的確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然而不能據此認為共產主義革命也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因為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是對外的革命，是“剝奪剝奪者”的革命，后者是對自我的自覺革命。兩種性質不同的革命是不能外推的。以為既然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則共產主義革命也可以在一國首先取得勝利犯了絕對化的錯誤。
既然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革命，那么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間又是什么關系呢？
對這個問題的剖析讓我們得出第四個重要發現：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制度，也不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初級階段，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向共產主義制度過渡的階段。過渡說不是作者的發明，自馬克思開始就有這種觀點，但此過渡說的內涵不夠明確，導致在實踐上產生了重大偏差。而本文所指的這種過渡是有明確內涵的，它不僅僅是生產力的過渡，而是全方位的過渡。在過渡期內，所有制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私有制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內都存在）；經濟形態從市場經濟過渡到計劃經濟（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內都不應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分配制度從按資分配經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社會所有成員都從自然人過渡成自由人，從自在的人過渡成自為的人，從智慧人轉變為理性人（不是經濟學家所指的理性經濟人）；國家機器性質從階級壓迫的工具過渡到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當社會所有成員都能自覺遵守秩序的情況下，國家機器才能失去作用，才能自然過渡到消亡。
這些過渡都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特別提請注意是量變到質變的過渡，而不是一刀切的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即一刀切的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這個過渡期的長度即取決于社會政治和經濟進化的程度，取決于人類對自然和社會規律的認識程度，同時還取決于人的進化程度。要全世界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距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已經九十多年了，但社會主義的國家數量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而剩下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其實距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相差甚遠），具備共產主義的硬件條件同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同時因為“存在決定意識”，人類還要在完成硬件條件建設的基礎上最終完成人的進化，那又是一個更加漫長的歷史階段。封建社會在人類歷史上延續了大約兩千多年，資本主義社會到現在也不過才五百年左右（而且也看不到它有在短期內滅亡的跡象），共產主義制度由其本質決定了，它的建立是一個比已往任何社會制度的建立都更加困難的過程，因此這個過渡期非經幾百年的漫長時期是不可能完成的。
上述新認識使我們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對于社會主義運動為什么走向失敗產生更合乎邏輯的認識。無可否認，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為什么走向低潮的諸多原因中，理論原因占了首位。而在理論上的失誤主要源自三個認識不足。第一個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認識不足，因而在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后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犯了絕對化的錯誤。第二個是對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性認識不足，犯了急于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急躁病。第三個是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性質認識不足，因而在奪取政權后未能開展人的革命，使得社會主義革命半途而廢。
值得指出的是，現在世界上還有那么幾個國家自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并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從哲學上考慮，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對矛盾，普遍性蘊藏于特殊性之中。這也就意味著，所有特殊性都不能違背其所包含的普遍性。如果這些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真是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么它們中間一定有某種共同的或普遍的東西。問題是，它是什么？如果我們找不到社會主義的普遍性規律，而奢談其特殊性，那么這種特殊性就會成為隨意編造的東西。而本章所提出的四個重要發現正是社會主義最具普遍性的東西，但也是未被世人注意到的東西。
中蘇共產黨人在獲得國家政權后，都認為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都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主義制度的初級階段”，并把“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間的矛盾當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當作社會生產目的。因而在實踐上實行一刀切的公有制、全面的計劃經濟和平均主義的按勞分配制度。在中國，更把這種認識推廣到經濟體制以外的一切領域，不允許任何所謂資產階級的東西存在。把“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搞到了極致。而這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顯然超過了人的進化程度，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使得人的進化和社會的進化處在相互克制的狀態，最終抑制了兩方面的進化。
社會主義國家犯的另一個錯誤是急躁病。急躁病的表現在于，社會主義政權的領導者們試圖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完成幾百年才有望完成的歷史任務。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所謂“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1961年10月18日，赫魯曉夫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談到蘇聯共產黨的新綱領，并宣布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世界上最主要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都試圖在短時間，一個國家內建成共產主義制度，反映出領導者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過渡期的長期性的認識嚴重不足。而這種不足必然導致一種急于求成的急躁病，最終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產生了助推力。
由于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性質的截然不同，以及共產主義革命的必要性，世界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開展人的革命。而這一革命可以說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型管理體制，徹底抑制官僚管理體制唯一有效的途徑。但遺憾的是，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依賴傳統的官僚管理體制管理社會，但對這種體制必然導致的管理者欲望無限擴大的傾向卻沒有產生足夠清醒的認識，導致管理者通過這種體制產生了異化，享受各種特殊利益，逐漸脫離了人民大眾，管理者從人民公仆變成了高高在上的社會主宰者。在所有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人物中，只有毛澤東意識到了這種制度的弊端，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試圖改變這種狀況。這種措施就是文革（文革只相當于搞了半個“人的革命”，這個問題另文專述），但遺憾的是毛澤東對這場革命的性質定性錯誤，企圖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共產主義革命的問題，這不能不導致文革的失敗。可以說，在上述所有致使社會主義政權垮臺的理論原因中，沒有認識到共產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沒有認識到共產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為什么文革會失敗？為什么奴才比主子壞，漢奸比鬼子壞，因為奴才和漢奸需要對別人更壞、更殘忍來向主子獻媚，來表忠誠。文革之所以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這場革命相當多的積極參與者們并不是真正出于理性，出于信仰而投身這場革命，相反是出于某種利益參與這場革命，一個本不想革命但有想表現革命的人為了表現出比別人更革命，那就需要比別人更加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通過對共產主義革命本質的認識和文革的歷史經驗，不難得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是本質上自我革命，如果你不想革自己的命，那么對不起，你也不要，也不允許你去革人家的命。
文革后的改革開放是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基礎上進行的，30年來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一點勿庸置疑。但在政治上的成敗需要深刻的反思，因為致使所有社會主義政權垮臺的根本原因——沒有開展共產主義革命，依然未被認識到。相反，理論界反倒做出了共產黨應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的相反的結論，這種理論創新意味著主張者已經徹底拋棄了共產主義革命。而這對主張實現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意味著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不僅僅如此，由于對文革和社會主義運動批判性總結的基礎存在相當大的偏差，支持改革開放的其它理論，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徹底否定文革”，“不爭論”，“完全市場化”，“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按生產要素分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幫別人富起來”等所謂理論創新都存在既不符合邏輯，也不自恰，更不符合實際的問題。總體上說，這些觀點在哲學上都犯了同樣的錯誤——絕對化的錯誤。
上述社會現象不能不使人感嘆，歷史是驚人的相似。大革命時期出現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現象，他們教條主義地引用俄國的經驗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差點就葬送了中國革命。現如今，七十多年過去了，又出現了“N十八個半”現象，區別只在于布爾什維克換成了“孟什維克”。他們熱衷于鼓吹美國的經驗，似乎只有美國式的市場經濟，美國式的民主才能救中國。
比如，市場經濟被認為是改革的正確方向，而按知識精英們的說法，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是“明晰產權”（其實就是私有化的代名詞），同時要“按生產要素分配”（其實就是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另一種說法）。這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改革的最終目標是私有化，市場經濟和按資分配。這還是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改革能最終引導中國和世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嗎？如果能那真見鬼了。可是如果不能，最終進入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那為什么還要社會主義制度？還要共產黨？理論界主流意識是如此不講邏輯，如此不依據事實、如此不尊重事實，說明社會的知識精英們已經徹底墮落了。也說明，如果“真理”被行政和政治壟斷了（被真理了），學術研究所能做的只有“注釋”；那么，恐怕真理就真的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左派和右派們在不停歇的爭論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孰優孰劣，但總感覺他們的爭論存在邏輯上的重大缺陷。按黑格爾“凡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即所謂“存在即合理”的觀點，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沒有滅亡，必定有它存在合乎理性的一面。而社會主義能夠存在和發展同樣應當有它合乎理性的一面。那么它們存在的合理性何在？
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已經說明了，人的發展規律本文探討了。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明確：共產主義制度的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詳見隨感錄三），但其必然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們沒有搞明白。按照真理相對性原理，任何一個真理都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成立。那么我們簡單的分析一下，實行共產主義制度需要什么條件？
經典理論認為：生產力水平足夠高，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就成熟了。前者屬于物質條件，后者屬于精神條件。但根據本文做出的四項發現，上述結論存在重大缺陷，或者說不夠清晰。
那么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到底是什么呢？
共產主義制度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按需分配。好，如果要滿足人們的各種需要，社會的指揮中樞必須能實時了解到：何人、何時、何地需要什么產品。并能實時了解到，何地、何廠、何時能生產這個產品。以及何人、何時、何種方式將這個產品送達需方。如果社會指揮中樞不能實時了解上述信息，按需分配當然就成了空話。所以信息化是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硬件前提條件之一。如果掌上電腦、有線和無線網絡能普及社會的每一個人，共產主義制度要求的信息化條件就可以滿足。應當說，這個條件在人類社會中正在實現，但還未完全實現。類比：這樣的信息化在人體中已經實現。
及時、準確地了解信息固然很重要，但能否及時生產出數量足夠，且具備充分必要需求價值的產品同樣重要。或者說，具有滿足全社會“合理”需求的（所有有形和無形的）產品的生產能力是共產主義社會能夠存在的第二個硬件條件。這個條件在人類社會中正在實現，但還未完全實現。類比，這樣的生產能力在人體中已經實現。
社會能將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及時、準確地送達消費者是共產主義社會能夠存在的第三個重要條件。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社會需要具有滿足全社會“合理”需求的、足夠的（所有有形和無形的）產品流通能力。這個條件在人類社會中正在實現，但還未完全實現。類比，這樣的流通能力在人體中已經實現。
我們再來看共產主義社會存在需要的軟件條件。
第一個軟件條件是共產黨人掌握國家政權。因為社會的進化為人的進化創造條件，特別是使全體人從自然人向自由人的進化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
第二個軟件條件是社會已經對客觀經濟規律和政治規律，以及其它所以客觀規律有了正確的認識，并能依據規律行事，從而避免犯錯誤。很遺憾，僅就哲學、經濟學、政治學、醫學等許多學科在內部的不統一，就可以認定，這個條件肯定沒有被滿足。類比，這樣的認識健康人體自己知道，并能嚴格按規律執行。
第三個軟件條件是人類完成人的革命，將人從自然人變成自由人，從自在的人變成自為的人，從智慧人轉變為理性人，能自覺的約束自己的欲望，自覺的遵守人類已經認識到的社會的“矩”（并不斷探索尚未被認識到的“矩”）。顯然這個條件更沒有被滿足。類比，這樣的自我約束在健康人體中已經實現。
第四個軟件條件是人類社會建立了最合理的政治管理制度。所有“公仆”都處在全社會、全體人民實時、有效的監督之下，使得所有“公仆”都不能、不敢、不想使個人的利益超越社會的利益。無疑這個條件也未被滿足。類比，這樣的監督機制在健康人體中同樣已經實現。
綜上所述，共產主義社會存在的硬件條件部分成立，但未完全實現。而相對于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硬件條件而言，在軟件條件方面差的更遠。結合軟、硬件兩方面的條件，目前不能在全社會實行共產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在目前條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依據同樣的理由，共產主義社會也有部分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事實上在所有國家中或多或少的存在。而能把這兩種合理的存在有機整合在一起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
紅旗還能打多久？
林彪提出的這個問題80年后再一次擺到了中國共產主義者面前。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利益驅動代替信仰驅動成為社會的發展的主流驅動力，并且也成了絕大多數中共黨員的驅動力。小團體的利益，或者個人利益成為人們優先考慮的原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已經被多數人放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勇于犧牲自我的誓言也終于成了大多數黨員并不想認真負責任的口號，甚至只不過是一句戲言，因為已經沒有人打算再實踐它。這并非是杞人憂天，而是現實。毛澤東認為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現在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正確的。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私下里對他弟弟坦白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這位蘇聯的第一把手稱自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2010.3.12，科學時報，王中宇，蘇聯解體二十年祭）。共產主義制度也因此成為了東方地平線上的太陽——一道壯美的風景，但卻可望而不可及。蘇聯的領導們是這樣，中國呢？在中國有多少共產黨人存有勃列日涅夫式的思想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想象一下，當某位官方的大人物象戈爾巴喬夫先生那樣宣布：中國放棄共產主義制度，而改為資本主義制度，會有多少中共黨員站出來反對（反對又有什么用）？曾經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堅定一致的中華民族，將再一次成為一片散沙。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作為改革開放的典型，其實就是自私自利的典型，為自己干可以，為他人干不行。那就單干，很可惜，這個典型實在是不爭氣，2003年，也就是實行“大包干”之后的25年，小崗村的年人均收入才2300多元，仍然停留在溫飽的水平而進不了小康時代。本村選不出一個能帶大家本小康的帶頭人了，不得已，政府派了個優秀黨員沈浩去當了黨委書記，沈書記想帶小崗村重在集體經濟的道路，遇到重重阻力，生生把自己累死了。小崗村的停滯不前和沈浩的死說明了什么？
有不少“好人”也認為共產主義制度雖然好，但還沒有到能實現共產主義制度的時代，所以不搞也罷。這的確是事實，但問題是我們是否還愿意把共產主義制度作為我們的前進目標？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如果你不把某個具體事物當作目標，你就幾乎不可能達到這個目標。你要有一個目標，你想向它走，并實際開始向它走，不管你走得有多慢，也不管是否中途走了彎路，你總會走到這個目標。但如果你不開始走，或者壓根就不想朝這個目標走，那認誰也永遠到不了這個目標。而共產主義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目標。所以整個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共產主義制度作為全民族的奮斗目標？如果是的話，具體的步驟是什么？它可行嗎？如果大部分人不愿意走，那么有沒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走？制度上是否允許這部分人先走？結論：不解決這些問題，逃避這些問題，不回答這些問題的必然結果是，共產主義的紅旗在中國已經打不了多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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