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究竟是對是錯眾說紛紜。但是歷史不是由某個人和某一次會議所決定的，它要靠歷史和廣大人民群的生活實踐來檢驗的。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同志對文化大革命所做的“三七開”評價是十分準確的，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成績就是提前幾十年搞了一次防止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大演習，讓全國人民明白了什么是資本主義復辟？什么是修正主義上臺？什么是官僚主義？什么是剝削和壓迫？什么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三十多年過去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預言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展現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廣大人民群眾怎么不對這位永遠屬于勞動人民的偉大領袖敬佩之至！欽佩之至！崇拜之至呢！

    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時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對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幾十年來的社會變革充分證明：事實確實如此。難怪王震老將軍在臨終前不無遺憾的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

    但是，我為什么說毛澤東在文革中由兩個失誤呢？不能因為他是偉人，我們就只是為了為尊者諱而不談他的失誤。而且這兩條失誤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毛主席自己指出的，另外一個也是毛主席親自發現和處理的。如果沒有這兩個失誤的話，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也許可能不會這樣曲折，廣大的人民群眾也許不會遭受那么多的苦難。

    文革的第一個失誤，就是老人家所說的“傷害了一批老干部。”為什么毛主席這樣說呢？因為毛澤東當初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并沒有料到會發展到那樣混亂的狀況。他起初只是搞幾個月，讓人們從思想上認識到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復雜性和嚴重性就行了。然而，他沒有料到，在上層干部中的抵觸情緒竟然是那么大，以至于運動向著他設想的相反方向滑去。于是他不得不重新調整文革的部署。另一個原因是他沒有料到社會竟然是那么的復雜，因為當時的社會和人民雖然經過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教育運動，但是畢竟是從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人們的思想中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運動一開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乘機興風作浪，把不該批判的批判了,把不該打倒的打倒了，把不該傷害的也傷害了。使運動走向了一個極端，發生了武斗事件，產生了很多的過激行為。其中也傷害了許多忠誠黨、忠誠毛主席的老干部。毛主席是最早發現這個問題并首先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在之后不久，毛主席就發出一系列指示，在全國范圍實現了革命的大聯合，恢復了許多老干部的名譽和職務，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那些過激行為給那些老干部心靈上造成的傷害，卻是不容易抹去的，以至于在毛澤東逝世以后粉碎四人幫時，竟得到了那么多老干部的堅決有力的支持，而且在那些極右勢力在瘋狂地侮辱毛主席的時候也沒有幾個人敢理直氣壯的抵制他們，讓他們李銳、茅于軾那些烏龜王八蛋一個個竟然成了氣候。這是一個非常沉痛的教訓。

    文革的第二個失誤是重用了林彪這個偽君子。從文革初始時毛主席給江青的那封信中我們可以知道，毛主席對林彪是有所警惕的，知道林彪當時是“打鬼借鐘馗”，是為了他個人的政治目的而對他陽奉陰違的。但是，由于當時黨內高層干部的多數人對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偉大戰略思想不理解、不接受，采取了明確的抵制態度，毛澤東只好利用追隨他的林彪來開展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全然沒有料到林彪最后竟然要謀害他，要搶班奪權。如果知道的話，毛主席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啟用這個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的。

    現在我們來說說，林彪究竟是左派還是右派呢？毛澤東看他是看最準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間有些人大批林彪是極左時，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林彪不是什么極左，而是形左實右。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林彪經常暗地指責毛澤東聽不得別人的意見而一意孤行，指責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是搞國富民窮。這和后來那些復辟分子反對毛主席的論調是一模一樣的，這說明就是林彪的內心和其他走資派的心態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他是一個陰謀家和野心家，把自己掩蓋的更深更隱蔽一些。

    毛澤東的思想高度是我們這些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所看到的東西一般人都看不到，而林彪也只不過是一個平庸勢力之輩，他只不過是跟在毛主席亂喊來博得毛主席的信任而已。

    林彪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毛主席，使毛主席的精神和身體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之前他接見外國人和人民群眾的時候都是神采奕奕，精神煥發，保持著昂揚的革命斗志。但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澤東得了一場大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差點去見馬克思。他也正是在這個時侯開始重新審視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做出了對文化大革命“三七開”的評價的。在病中，他勉強支撐著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就是一個有力證明。林彪的背叛使已經年近八十的毛澤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這就是我認為毛主席在文革中出現兩個失誤的基本理由。如果沒有這兩個失誤，用另外一種辦法讓大多數老干部一起和他進行文化大革命，不把林彪放到那么顯要的位置，當今的中國社會也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知道自己這樣的分析屬于事后諸葛亮，于過去的事情無補。毛澤東主席是千年第一人，他的失誤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失誤，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復雜情況分不開的，也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希望后人能夠引以為戒，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以后中國的發展會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為林驅鳥和為淵驅魚都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之大忌。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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