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寫給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自七六年九月九日，您離開我們遠行，迄今已有三十二個年頭了，這三十二年，真如您所言彈指一揮間，今年又是您誕辰的一百十五周年，黨中央會安排對您的紀念活動，我今年也已邁入近八十的高齡了，行動蹣跚不能到紀念堂來瞻仰您的遺容了，望您諒解。記得您去世后的九月十一、二日間，我與徐景賢一起在康平路小禮堂一起應黨中央的要求，找了一些衛生系統的專家商量如何長期保存您的遺體，為此上海派了專家組去北京。接著接到通知，讓我參加您的治喪委員會，我是與劉大杰老先生一起乘機去北京的，我們住在民族飯店，次日即去人民大會堂瞻仰您的遺容。見您是那么安詳地靜臥在那里，我忍著悲痛和淚水，慢慢地繞您遺體一周，佇立注目表示自己的悼念。十八日那天的下午，我參加了對您的追悼大會，我與所有的治喪委員一起肅立在主席臺上，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大家是多么的莊嚴而肅穆地在一起悼念您的遠行，在主席臺上我就站在第二排，前面是那時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那次會議是王洪文主持的大會，華國鋒致的悼詞，在臺上我見到江青、葉劍英他們都在那里默默地為您致哀。會議結束后，我仍在民族飯店呆了一二天，有石西民、楊富珍、楊榮國曾來探望我。記得郭風蓮也住在那個樓面，看到陳永貴來探望她，我是與劉大杰一起乘飛機回上海的。雖然三十二年過去，那時的場景仍歷歷在目，永遠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我心中暗暗地立下誓言，要永遠忠于您為之奮斗終身的社會主義事業。要更加謹慎地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負您的厚望。

      我還記得文革開始時，曾見過您許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陳丕顯派我到北京了解文革運動的情況，我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與其他兩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因為我有記者證，可以在您接見紅衛兵的日子，進入天安門城樓前，多次看到您這城樓上向紅衛兵揮手致意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六九年我參加了上海國慶節赴京觀禮團，那時我們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邊，鄧穎超同志還到住地來看望我們。國慶那一天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么靜悄悄的，觀禮時，我又一次經過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門城樓，看到您與周總理在一起檢閱游行的隊伍。在城樓的休息廳，您與林彪兩人坐在沙發上親切交談，姚文元還把我找去，把我介紹給陳伯達，我們三個人在休息廳一起交談，可惜陳伯達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沒有聽懂，姚見我無法接話頭，是他一句一句地當翻譯。國慶節晚上舉行了煙花晚會我們在城樓上，看著您與康生兩人一起乘電梯上城樓，我們排著隊守候在旁，您向我們一一招手。大家更是雀躍歡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樓和廣場上人頭攢動，大家都是那么興奮若狂地觀看天上的煙花和地上的燈光，六九年那次國慶觀禮的活動，始讓我永?難忘。

       我是建國以后成長起來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在解放前就參加了地下黨，但我是五O年進的大學讀的歷史專業，從六四年起，我是在上海市委直接領導下參加寫反蘇修、批蘇修的專業文章。六五年初起我奉命一直在姚文元領導下工作，為他寫作的需要作一些資料性的工作，我很少出頭露面，只想默默無聞為黨多做一點工作，獲悉我們的工作是為您老人家服務，我是以此為榮的，并想盡量主動多做一些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工作。您晚年由于白內障視力退化，您通過姚文元讓我為您組織上海的專家學者標點了八十六篇古文，您打開了中美關系外交的僵局，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我們組織了近現代世界史方面的專家翻譯了許多專門的著作，還翻譯了許多西方古典自然科學的理論著作。您送給許世友那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正是復旦大學理科大批判組重新翻譯后上送給你的。當您支持大學辦學報時，我們辦了《學習與批判》這份復旦大學的學報，當您希望繁榮文藝創作時，我們辦了文藝刊物《朝霞》，中美關系改善以后，當人們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時，我們辦了三本摘譯，當您關心下鄉知識青年的境遇時我們組織出版了青年自學叢書，讓上海的大學到農村去辦函授，讓農村的知識青年可以繼續學習，只要是您關心的，黨和人民需要的，我們都盡心盡力地去做。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對黨對人民有益，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毛主席，你您世以后，我們的境遇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我們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組織上的重新審查，我被帶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層。剝奪了自由和工作的權利，對這一切變化，我無怨無悔，我做了什么，我為人的準則我自己心里有數。所以我沒有因個人的得失背上思想包袱，以平和的心情面對眼前的一切困境。如何審查，如何判決那是組織上的事，我左右不了，對我而言反而給我提供了時間，過去忙忙碌碌的沒有時間好好系統地讀一點書現在有機會了，靜下心來讀書，我讓媽給我買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我還把過去身邊的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一起送進隔離室來，我系統讀了資本論，讀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從頭讀起，還讀四書五經，使我悟出了很多道理。您是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讀那些書，我是在牢房里系統地讀那些書，這也是跟您學的。您不是講五個不怕嗎？我在受審查和被關押期間，也沒有什么恐懼，所以雖然環境不太好，健康也還沒有摧垮，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即便是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中，我也還想著如何為人民做一點好事，不能白吃人民的飯呀！我與獄中一些有知識的青年和我的同案犯們一起為監獄辦了一所文科大專班，四十二個學生，都是在押的犯人，幫助他們補習文化，從高小文化補起，直到他們通過電大考取了中文專業大專班的證書。學了文化，思想也好了。這些年青的犯人，出獄以后走上正途了。當然這一切還是決定于監獄當局的開明，記得那時的監獄長就是現在上海市人大的主任劉云耕，我離開提籃橋時，他還找我深談了一個晚上，他還鼓勵我出獄以后，繼續努力上進。我這個人跟了共產黨一輩子怎么能自暴自棄不求上進呢？

       記得我是八八年末離開監獄回家的，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年代，我實在沒有辦法也為此出一份力，發一份光。我還是在家安心養病讀書，以后經我學生介紹，認識了臺灣三民書局的編輯們，我開始與肖木、王知常一起為他們標點注釋翻譯古文的工作，這十多年時間我出版了《呂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這三部書，加在一起也有五百萬字。過去我不拿稿費，有了稿費也都交了黨費，現在我得為自己的稻梁謀了，開始那么二百元錢一個月的生活費不夠個人生活，我還得看病吃藥呀，只能靠稿費為生呀！現在我還在繼續為三民書局標點注釋宋人洪邁著的讀書筆記《容齋隨筆》，這部書是您從延安帶到北京，一直放在身邊隨時準備翻閱的，還是您最后的日子想看的書，等大字本印好后，您已離我們遠行了。我現在做的正是了卻您想讀這本書的心愿。這本書過去沒人注釋過，它是一本讀書筆記，它讀的東西太廣闊了，文、史、哲、經那一方面都有，經、史、子、集什么都讀，還有佛教經典，和他所看到的金石文字，我想盡我所能把它注釋清楚，加上譯文和我的分析說明，您讀起來一定會方便許多。我說這些，也只是平實地向您匯報這幾十年是怎么過來的。記得曹操曾經給將去世的蒯越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如果您返生的話，我要說的也還是這一些，不如有一些人在您生前與死后完全表現出兩付截然不同的嘴臉。記得您曾經反復用《詩經》中"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的話告誡過我們的黨員干部，要保持革命的晚節。做人也確實應該慎始如終，始終如一，要做到這一點，人得要有一點精神，有一點骨氣。這精神這骨氣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孟子所講的那股浩然之氣，否則的話只能是墻頭草，隨風倒的小人焉哉！他們還不如我這個被逐出教門的信徒心誠意正。對那些反復無常的小人，我想借韓愈《調張籍》那首詩開頭的幾句話了："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那些蚍蜉不過是在茅坑邊上蠕動的蛆蟲而已，起不了什么波瀾和風浪。

       在您老人家誕辰一百十五周年之際，獻上這一些文字，作為我的一柱心香和一束鮮花，讓人民對這一切作出他們的評價，我就心滿意足了。為了紀念您的誕辰，我們大家一起來獻上一束鮮花和一柱心香，表示我們的祝愿吧！

                            朱永嘉 (2009-01-12 17:53)

文章來源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1/25/156330.html

注:  朱永嘉曾經給王洪文講解<<后漢書.劉盆子傳>>
　　
　　 在北京的時候，毛主席要王洪文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因為是古文，很深奧，他讀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給他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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