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一個人能否永遠活在世上？”恐怕無人回答說“能”。　　

可是時至今日，我們也許該改變一下固有的看法了。　　

1、肉體的永生不死是否可能？　　

永生不死是人類自古以來就不能釋懷的夢想。在東方，幾千年前中國的《詩經》就有這樣的企盼：“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在西方，古希臘的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告訴人們：“我們應該盡力使我們自己不朽”。 　　

人類不僅早就有永生不死的夢想，而且很早就開始了對永生不死的不懈探索。在古代中國，被不少帝王熱衷的試圖通過服仙丹來達到長生目的的煉丹術據說起始于黃老，而秦始皇派人駕船入海找神仙討不死之藥的事更是人所盡知，還有從神農氏開始的遍踏青山綠水以尋天然長生不老之藥的努力，后來又出現了道家的養生成仙術和民間流傳的諸如持續喝人奶之類長生術。在國外，煉丹術同樣源遠流長，早在古印度和古希臘時期的典籍就有記載，西方的不少國王，也一心希望通過煉丹術使自己達到長壽永生。此外，古埃及人認為每月摧吐和經常出汗能延長生命，古羅馬人相信與少女和兒童密切交誼會有助于老人保持青春，還有中世紀西人用兒童的血來沐浴或將青年人的血輸入老人體內的做法，近代法國人布朗·塞加爾將性腺物質注射入人體以求長生的自體實驗等等，也都是從肉體上追求永生不死的嘗試。

這些想當然的嘗試，由于缺乏科學理論與技術的支撐，自然都屬于徒勞無益的瞎蒙、瞎撞。不僅如此，那種以鉛、硫、汞、朱砂等為原料，加熱成為某種混合物（其實多為合金）的所謂煉丹術，非但不能讓人永生不死，反而會縮短人的壽命。這一點，中國古代醫學家陳藏器已經看出：“久服神丹，其說蓋自秦皇漢武時方士流傳而來，豈知血肉之軀，水谷為賴，何能堪此金石重墜之物久在腸胃乎？求生而喪生，可謂愚也已！”

非科學的永生不死嘗試不行，科學的探索又如何？隨著實驗科學在近代的形成，人們開始改用科學的方式追求永生。最初的思路，延續了古人煉丹術的思維，即想用化學、生物化學等方法來合成一種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結果發現行不通，因人的生命有機體的復雜性和病狀病因的繁雜多樣性，遠不是任何一種固定成分的藥物所能對付得了的。接著是醫學、預防學、保健學和營養學的登場，可它們所能達到的最大成效，也只是讓人活得健康少得病而已。到了當下，由于生命科學的突飛猛進及克隆技術、基因技術、納米技術等高新科技的出現，追求永生的道路似乎突然變得寬廣起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科學家根據蠕蟲增壽的成功試驗，準備通過手術改變基因，阻止胰島素和生長激素的生成，讓人活到500歲；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家尤金尼亞從人體結締組織細胞中，分離出一種特殊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只是在老化的、停止分裂的細胞中才有，而年輕的細胞中是不存在的。她認為，這種蛋白質就是細胞老化的產物。也許正是這些老化的物質最終“殺”死了細胞。如能找到清除老化物質的方法，人類就能大大推遲衰老的進程。英國劍橋大學奧布里·德格　雷　教授提出“零衰老理論”，認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外界物對人體的影響，會使人活到5000歲。還有一些樂觀的科學家認為，通過越來越發達的納米技術轉變基因結構，以此來延長細胞生命是完全可行的。西班牙的一位擁有至高聲譽的發明家和信息工程師雷·庫茨魏爾就是這樣一位樂觀的人，他認為科學將來能夠完全破解人類和的基因信息。只要掌握了這些信息，就有可能在科學的基礎上改變基因，并引入新的更加優質的基因。通過控制基因，人類就可以挑戰衰老。將來還可以利用納米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制成“納米機器人”，它將被運用到人的身體中，在人的血管中流動，與疾病做斗爭，并能重新建立身體內的各種組織和器官，保障人的健康。 　　

以上諸多以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永生不死方案讀來令人鼓舞，可仔細想一下，它們均屬抗衰老的思路，即使都能夠獲得成功，最終也只是大幅度地延長人的生命而已，而不是使人永生不死。　　

大概正因為人類追求永生不死的探索總是受挫，看不到希望，所以由“人固有一死”、 “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等說法表達的“人不可能永生不死”的觀念就被越來越多的人當作真理接受下來，即便在科學技術空前發達的當代，也是如此。　　

不過，這種所謂“人必有一死”的觀念，充其量只是用歸納法對以往沒有人不死之事實做出的一個經驗性的總結，該總結由于并沒有揭示出人必有一死的原因，同樣是缺乏科學理論的斷言。由此可知，我們若想回答人是否可以永生不死的問題，還得先弄清楚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說，人為什么總有一死？　　

根據最新的科學解釋，人之所以總有一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患病，不在于攝取營養不得法，也不在于受外界物的不良影響，而是在于人的細胞分裂次數的有限。科學研究發現，各種生物的細胞壽命都是有限的，每個細胞的生命期限都正好與其所屬物種的平均壽命成比例。人體內每一種細胞都在自行分裂40-60次后死亡。按比例人類的壽命一般在70－120歲左右。據此可知，老化乃是生物體細胞內外一個固定的機械程序，在此程序中，細胞一個一個地死去。即便一個人什么病都不得，仍會在120歲左右的時候死去，因為所有的細胞都死掉了，人的組織、器官乃至人體也最后死去。

既然人之必死是源于細胞分裂次數的有限，那么事情的確就如科學家所言：只要通過技術控制細胞的分裂次數和分裂程序，人類就可以長壽乃至永生不死。當然，控制細胞分裂次數及程序的技術人類目前還沒有掌握，但將來則很有可能被基因技術和納米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所實現，所以人的永生不死之夢在將來乃是極有可能實現的。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種永生不死的可能性依然只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具體到單個人身上，則又會變得極不可能。這是因為，如果癌癥、艾滋病之類不治之癥與SASI、禽流感之類突發怪病是誰都有可能得上的，如果地震、海嘯、颶風、泥石流、火山爆發和火災、交通事故、人為傷害、戰爭等天災人禍是誰都有可能遇到的，并且一個人活得越久，這種“得上疾病”和“遇到災難”的概率就越大，甚至可說是百分之百。那么，一個人即使不會因身體衰老而死，遲早也會因這些外部因素的襲擾而死。于是，我們剛看到曙光的永生不死之夢又變得渺茫起來。　　

2、精神的永生不死是否可能　　

在古代，就有人就發現了從肉體追求永生的不易，繼而那種用精神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的路徑也在很早就被開發出來。　　

迄今為止，用精神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的路徑大致有三，一是宗教信仰的路徑，二是哲學思辨的路徑，三是青史留名的路徑。　　

所謂宗教信仰的路徑，就是讓人相信人有不死的靈魂、有來世。如佛教及中國民間迷信的說法是：人的肉體會死，但靈魂不死，它可以不斷地投胎轉世輪回，如果此生修行積善，那么轉世時就會投個好胎。基督教則宣稱，人死后會去向另一個或為天堂或為地獄的世界，而決定他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惟一因素，就是他在人間是否虔誠地行善贖罪。　　

所謂哲學思辨的路徑，就是用思辨方法論證人的不死。如西人笛卡兒的“心身二元論”就是一個典型。笛卡兒認為，人的身體是物質的，具有一切物質所具有的廣延性，而人的心智則是非物質的，其屬性是“思”。“廣延”意味著身體占有物理空間，具有無限可分性，是可以毀滅的；而心智由于沒有廣延性，也就沒有可分性，也就不可毀滅。所以每一個心智都是一個不朽的靈魂。^[12]中國的莊子更會想，其語“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說的就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生與死皆屬自然本爾的同一完整過程，死是生之回歸，生命是前生命和后生命為一完整的宇宙過程，故勿需怕死。　　

所謂青史留名的路徑，以儒家的“三不朽”為代表，它說的是：人死而有不死者存，其意就是人可以通過“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在歷史上留下姓名，從而實現永垂不朽。換言之，一個人的肉體終會消亡，但他的那些豐功偉績或具有獨創性的思想或可歌可泣的人格精神則不會隨之消亡，被人遺忘。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也認為，人的身體可以輕易消亡，人的思想卻不會輕易死去。由于“德”和“功”最終都要以文字即“言”的形式載于史冊之后才能讓后人記住，實現不朽，于是到了今天，干脆有人將“三不朽”簡化為“只要有關他或她的書面文字方面的記載留存于世”，就能“實現其數千年來永生不死的美好夢想。” 　　

各種宗教關于人靈魂不死和有來世的說法，因建立在信仰的基礎之上，雖然其中有些內容（如死后去了另一個世界）不易被證偽，但更無從證實，所以用這種方式追求永生不死，簡單倒是簡單，卻也只能讓人“信則靈，不信則不靈”。　　

哲學思辨的路徑也是如此。心智如果不會隨著身體的毀滅而毀滅，那它在身體死亡之后又到哪里去了呢？似乎無人能答。既然如此，那么這種不死，也就跟死沒什么兩樣。莊子說生死如一，生死一條，死就是生，這固然讓人非常高興，只是其理論玄虛神秘，同樣乏據可陳。更要命的是，莊子作為此死亡觀的創始人，照理應篤信無疑，但由于他也不知道生死轉換的規則奧秘（“孰知其紀！”），也不見得就真信此說，要不然他就不必用虛擬語說“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其意為：如果生與死本來就是不可分的伴侶，我又何必憂慮！但如果不是這樣呢？憂慮就不可免了。　　

至于青史留名的路徑，同樣存在問題。因為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弄出或豐功偉績，或獨創性的思想，或感天動地的人格精神。歷史有載的有此等建樹的人物，只是蕓蕓眾生中的極少數，因而有幸以這種方式獲得不朽的人也只能是極少的。此外，再偉大的功績、再獨創性的思想或再感人的人格，也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影響力日減日衰。當人類文明史到了要以億年、兆年計時，許多曾經偉大的業績、曾經驚人的獨創性思想和曾經可歌可泣的人格精神，就只能在人類資料庫的光盤中而不是現實人的大腦中才能搜索到蹤跡。這種所謂“永恒的存在”，此時已與一塊從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石頭的存在沒有太大差異，盡管它也許已經存在了上億年。至于那些“平淡如白開水”的無數普通人的人生文字書面記載，就更不會有人肯花時間去查閱了。　　

3、永生之路：克隆轉憶　　

雖然人類已有的各種追求永生的路徑均不成功，但仍不等于永生無路可求。現在，我就準備提出一個實現永生之夢的新路徑。這個新路徑不僅能夠使我們不死于肉體的衰老，不死于各種疾病與意外之災的毀滅，而且更不會死于精神上的被遺忘。　　

這條新永生之路是由克隆人技術和記憶移植技術構筑起來的，因而簡稱“克隆轉憶”。具體說來，它的基本構思是：在一個人死后，用克隆人技術復制出一個他的肉體，再用記憶移植技術將他的原有記憶轉移到克隆體的大腦中，就能使他死而復活，而這樣的過程不斷重復進行，就意味著他的永生不死。這樣的人，就是“克隆轉憶人”。由于克隆轉憶人不論其肉體怎么死亡都能轉世復活，當然也就既不會死于衰老，也不會死于疾病與災難。由于克隆轉憶人的記憶通過記憶移植技術總在他一世又一世的克隆體上不斷延續，當然也就不會被他自己遺忘。　　

為何說一個人的克隆體加上他的記憶移植就等于他的轉世復活？這是因為，讓我保持總是我而不會變成另一個人的決定性因素，既不是我的肉體、基因，也不是我的個性、素質，而是我的記憶。換言之，我的記憶乃是“我之所以為我”的關鍵所在。只要記憶猶在，無論我的容貌、身體、個性、素質如何變化和變化多大，我也總會是我。　　

我們知道，現代醫學已經做到可以用人造器官或移植器官替代人體有缺陷的部分或器官，如皮膚、肢體、骨關節、腎臟、肝臟、心臟等等。而未來醫學，據科學家預測，將能運用基因技術生產成套的人體配件，從而像修理汽車一樣地重新裝配有毛病的人體。一個人，不論換肢體還是換內臟，都不會導致他不再是他的問題，即使同時換四肢和五臟六腑，他也還是他。可是惟獨不可換大腦，那怕不換任何別的器官只換大腦也不行。不可換大腦，不是說將來的科學技術不能發展到更換大腦的水平，而是說一個人要是換了大腦，他就不再是他。替換的大腦與原腦有何不同，竟能使他不再是他？應該說沒有結構功能的不同，甚至也可以沒有基因組織的不同，假如用克隆人的大腦替換供體人的大腦就是如此，只是替換的大腦不復有原腦貯存的記憶，于是盡管我的肉身依然還是那個肉身，卻已不復是我。既然我的肉身在被置換了絕大部分“部件”的情況下我還是我，那肉身當然就不是“我之為我”決定性因素；既然我被換了大腦就不再是我的原因是由于沒有了原來的記憶，那記憶當然就是“我之為我”的決定性因素。誠然，若能將記憶移回到新換的大腦中，那我還可以是我。但這也只是再一次證明，讓我是我的就是記憶。　　

記憶是維系“我之為我之物”的觀點，老實說也算不上什么全新的見解。洛克當年在提出“同一人格”的問題時就認為，人格的同一性是以個體的意識、記憶為根據的。因為“同一人格問題”所要問的是：在不同時間狀態下，一個特定的個體人格保持不變的根本條件是什么？所以洛克實際上就是把意識、記憶當作了“我之為我之物”。當代學者德里克·帕費特也指出，歷時態中的人格同一性主要是由心理因素的延續或同一決定的，至于人的肉體物理方面的因素，只是次要條件。換言之，心理因素是人格同一性的充要條件，肉體因素則只是其必要條件。

言及此處，或許有人會問：如果是我的記憶決定著我的此在，那么若想使我得以續存，何必非要將我的記憶移植于“我的復制人”的腦中，隨便將其移植于一個幼兒或一個克隆人的腦中，不是都可以使之成為我嗎？　　

道理的確如此。任何一個肉身，一個空白大腦，一旦具有了我的記憶也就會成為我。但是這里既然是想使我轉世復活，那當然應該讓轉世復活的我，既擁有“原我”的記憶，也擁有“原我”的物質基礎即體貌外形才好。事實上對我的確認，一方面要靠自己記憶的原證，另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他人記憶的旁證。哲人曰：“普遍的主觀就是客觀”。試想一個只有原我的記憶而無原我的外形的人，說自己叫X，父母叫A、B，兄弟姐妹叫C、D、E、F，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叫H、I、J、K……，可是所有這些人卻因不認識這個人的相貌而不承認他就是與他們有各種關系的X，時間一長，這個人勢必也會懷疑自己是否就是X。此其一。　　

其二，大腦科學的研究證明，人的大腦結構是有遺傳差異或遺傳特征的，有的大腦左腦發達，有的大腦右腦發達；有的大腦擅長邏輯思維，有的大腦擅長形象思維。譬如愛因斯坦的大腦不僅體積要明顯大于常人，而且溝紋也十分獨特。因而只有將形成于某一特定大腦的記憶移植于與之有著同樣遺傳特征的大腦，才會使被移植的記憶有“重歸故里”的感覺。　　

其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認為，人類除了大腦之外，還有“第二個大腦”，那就是肚子。研究表明，肚子里有一個非常復雜的神經網絡，它擁有大約1，000億個神經細胞，比骨髓里的細胞還多。人體的神經傳遞物質——血清基的95％都產生于腹部的“第二大腦”。科學家們據此推斷，這套神經系統能下意識地儲存身體對所有心理過程的反應，而且每當需要時就能將這些信息調出并向大腦傳遞，這就可能會影響一個人的理性決定。應當承認，這個還未經最后確認的假說是很有說服力的，至少在經驗層面已得到了部分證實。否則，中國人為何自古就說“我心想”而不是“我頭想”？德國人為何也有“在肚子里選擇最佳方案和作出最佳決定”的俗語？既然這個假說很可能就是真的，人的“第二大腦”很可能就是人的非理性的發源地，那么“被復制的我”，除了應有我的“第一大腦”之外，也不能少了我的“第二大腦”；除了要有我的理性生理基礎之外，也不能少了我的非理性生理基礎。　　

最后，任意一個幼兒或克隆人，如果不是我的克隆人體，在倫理和法理上說，我就根本無權支配他們，更不用說要將我的記憶移植到他的大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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