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得知無產階級老一輩革命家李爾重同志逝世，不覺感嘆，如今老一輩的人物日見凋零，也將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帶去，只叫我等后輩憑吊嘆息。剛好我手邊有網友寫的一篇關于李老的舊文，先轉帖出來，以為紀念。看罷此文，只覺得李老真共產黨員本色，不時見著毛主席后方能面無愧色。看如今袞袞入黨者又有幾人不是為官，不是為利，好好一個黨就這樣被糟踐了。嗚呼，逝者已去，山高水長，于風雨飄搖之際，黑云壓城之時，思先賢之功業，勉壯懷之激烈，于喧囂處同群小戰斗，在廣漠中救自身于卑微！

著名老革命家李爾重晚年處境令人心酸

古老：清官難當，清官的子女也難當 

　　曉丹，著名老革命家、政論家、作家、書法家李爾重的愛女。任中共湖北省委辦公廳干處副處長。她沒在辦公室坐班，主要是作為李老的生活秘書，照料她父親。

　　由于有父女這一層關系，他是很盡職、盡責的，有時還做得嚴厲無情。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馬司令，早年曾是李老的下屬，每到武漢必來看望，老戰友見了面，就暢談忘倦，曉丹則在旁“提醒”客人：“好了好了，再談下去，李老身體受不了啦！”特別當馬司令向爾重提出寫文章的建議時，曉丹就更出面阻止了。弄得兩位戰友都掃興。我也曾多次碰到這樣的尷尬。有次，李老為了瀏覽網上的信息（他自己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特意買了一臺電腦，叫我幫他裝好，接上寬帶。我作好了這一切準備之后，準備找一位專家上門來設定一個簡單的上網程序，讓李老能方便地打開網頁。但曉丹就“擋駕”了。她說：“李老這么大年紀，還學那么復雜的技術么？他身體也受不了！”一下子把我們努力了多時的事，砸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經常下載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息，送給他看。李老很不滿意這種做法，我們也不好把此事原由戳穿。 

　　今年七月五日，李老要我去他家，交給我兩本書稿：一本是《幾許疏鐘一三農問題》，一本是《論社會主義革命》。他要我趕緊校勘好后，送到出版社。 

　　書稿中有一些變動之處，我必須到他家中去請示。七月上旬，至少去李老家三次，但都沒有見到曉丹，是由一位老太太接待我們。李老介紹說：“這是院內一位干部家屬，志愿來照顧我的”。我也不好直接問曉丹哪去了？ 

　　七月十八日，北京馬司令給我來電話，說“寄給你一份材料，復印一份送李老，你一定親自送去，當面看看李老”。我說：“近半月來，我去他家幾次，出什么事了？”馬司令說：“他家出大事了，你不知道嗎？曉丹去世了.......”。我說：“司令員，是曉丹‘出事’還是‘去世’啊？”他肯定地回答：“死了”。我真大吃一驚，這些時，沒看見曉丹，但李老家顯得那樣寧靜，他交給我兩本書稿，又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要我發到網上去，完全不像出了大事的樣子啊！ 

　　七月十九日，下午，我陪同賀教授到李老家中，他對約見，早有準備，從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轉化，一直到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如何解決農民問題的，特別是毛澤東可以說是傾畢生精力解決農民問題，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半小時的談話，簡直把賀教授折服了，他握著李老的手說：“李老，在現任的黨政高級領導人中，他們的學位都很高，但我從來沒遇到像您這樣博學多才，又有豐富實際斗爭經驗的老領導。我真是十分佩服您......”李老打斷了他的話，連連擺手說：“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們一起探討吧！” 

　　坐下來，作這樣的長談，要是曉丹在家，簡直是不可能的；但說曉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點跡象來。幾十萬字的兩本書，好幾篇文章寫出要上網，還有這次長談的準備……僅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歲老人發生喪女之痛后能完成的嗎？ 

　　臨別時，張秘書來了，我與他交情頗深，關于曉丹的事，我可以問問他。我把他請到另一個小客廳問：“張處長聽說曉丹出事了？”他反問我：“你從哪里知道的？”我說：“馬司令告訴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張秘書嚴峻的說：“真的，去世了”。我問他：“怎么死的？”張說：“起先，頭腦不正常，懷疑她有抑郁癥，送到醫院，不幾天，人不見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來，不叫出門。哪知第二天清晨，就從臥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樓）”。 

　　事情發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到李老家,他總是異常的寧靜，可以說是“超負荷”地在工作。我常對人說：“九十二歲的人，完成比年輕人還多的工作，李老身體比以前更健康了”。原來，他是在用緊張的工作排除著心頭的巨大悲痛。這位92歲的老人能承受這般生活之痛嗎？我又怎么能幫他排遣心頭憂傷呢？我終于想到了一個辦法：我想到曾護理過李老夫人的兩位陪護。李老很滿意她們的工作，還為她倆每人贈了一幅字。我告訴她們李老今日的處境，請她們留在李老身邊，給他拉家常，講民眾的故事，拉他去打網球（這都是李老的愛好）。這樣也許幫他度過困難。 

　　七月二十三日，我與兩位陪護一塊到李老家。一進門，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李老說：“李老，我給你帶來兩位客人，她們來看你來了”。他很熱情地與她們握手：“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幫助我家解決了很大的困難”。一面笑著，一面眼角里漓著淚水，因為她兩人曾和曉丹也建立了很親近的感情。他轉過身來，瞅著我：“正華，你知道了嗎？”這老人真敏感，一下子就察覺了我們的來意。我哽咽著說：“知道了”。他這才掉下眼淚，坐下來，面色嚴峻，對我們說到：

　　“這不僅是我和家庭的悲劇，也是當今社會和國家的悲劇。整整一代人都被資本的浪潮所淹沒。曉丹害的是抑郁癥，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會壓抑的病。她已經在物質上、精神上都處于絕望和崩潰的境地。對我當然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我們流血犧牲，創立了一個新社會，這個社會慢慢地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又向我們反撲過來。有些共產黨人，當了俘虜，成了犧牲品，我們的子女像曉丹，也成了犧牲品。我決不會倒下來，而且要給予以更大的反擊。” 

　　我這才明白，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個月內，他拿出了這樣多的作品來。他婉言謝絕了志愿陪護者的請求，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我受得起沉重的打擊，我決不會倒下！” 

　　離開李老家，因為天氣酷熱，我們找了一家冷飲店，喝點飲料。兩位陪護向我講了曉丹曾同她們斷斷續續講述的“心事”。可能這些都是壓在曉丹身上從不對旁人講述的心頭之痛： 

　　“在這個省級干部住宅大院內，可能要數我爸爸的官職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窮的了。我管這個家，真難。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媽長期住院，自己的工資扣醫藥費都不夠，還要請兩個人輪流陪護，一個人每月800元。這一筆是一千六百元，家里還要請一個人做飯，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每人每月伙食費平均二百元，這就得一千四百元，總計開支三千六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電和其他雜用，夠嗎？逢到開學，李老的侄孫要上學，得要寄一些錢去，他親弟弟七老八十了，還要種田顧一家人生活，沒有錢讓孫子上學……” 

　　“我爸從解放以來，在武漢、廣州、海南、陜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領導干部，有些地方還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職的河北省，還是‘一肩挑’（省長、省委書記），可我們家兄弟姐妹沒有安排一個人當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組織上的規定，他應有一個生活秘書，我是他女兒，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處級。我曾問我爸說，‘人家省長的秘書起碼是正處，你向組織部門打個招呼吧，讓我老了少出點醫藥費’！我爸說：‘我李爾重一生沒打過這樣的招呼！’本來我想頂撞他一下：‘這院內誰誰誰，不都是正處，副廳的么！’可是我不敢講出口，怕惹他生氣。”

　　清官難當！清官的家難當！清官家的子女也難當！ 

正華 200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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