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亡女曉丹

（附：《曉丹之死》）

             九十二歲老爹李爾重

這是一篇爾重老生前未曾發表的詩作。他寫這首詩也不曾想到要發表，只是想傾訴他“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悲痛，對“新社會”的“惡風邪氣搶走了”他女兒的控訴。

他把這份詩稿給我，是因為我聞知曉丹自殺后（我是在曉丹自殺十多天后才從她的親人處得知的，在此期間，我多次與李老見面，他是文風不透）寫了一篇悼念文《曉丹之死》在網上發表。本來，李老對“老年喪女”的慘痛，極力隱藏，我寫了這篇悼念文之后，人們紛紛向他慰問，有人還對他的困境，送來慰問金，他都一一惋拒，只有前空軍司令員馬寧托我轉送的慰問金他接收了，因為馬寧同志是他在戰爭年代“同一戰壕”的戰友；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登門的慰問，他也接收了，因為正聲同志是出于對長輩的敬重（俞的父親黃敬與爾重、任重并稱為冀南三才子）。

對我沒經他的同意，發出了《曉丹之死》這篇文章，他很不高興，當面責問：“誰要你把這事捅出去？”這是他唯一的一次對我的責備。喪女的消息傳開后，爾重才把《哭亡女曉丹》的詩稿交給我，并囑我不要發表出去。

今天，爾重老已經走了，我想應該把這篇詩稿公布，讓人們看到，在資本掀起的狂風惡浪里，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的錚錚鐵骨和他送別犧牲女兒的凄凄柔腸。

不少媒體報道老省長們的家事時，說爾重當了好幾個省的一把手，子女都是平民，唯一沾他光的是女兒曉丹，下崗之后，當了他的生活秘書，給了個副處級待遇。但誰也不報道，老省長家就這么一個芝麻小官，卻被社會所逼，跳樓身亡。

丑牛

二O一O年一月十日

    我的可愛又可憐的女兒生于1948年5月，歿于2005年（乙酉）7月2日5時，享年57歲。她生在牡丹江，取名小丹，后改為曉丹。初生時，母無奶，得助于中、日十余人母奶。移哈爾濱時，她一歲多可以吃稀飯，便以玉米糊及稀粥為食。她大便干結，無錢買水果，便用瀉藥通便。1949年到武漢仍然如此喂養。她很瘦弱，我有時到野外打鳥為她增加營養。五十年代發了薪水，我才給她買奶粉吃。從此，她吃“糖水”長大成人了。她在父母舍生忘死創造了的“新社會”中，被惡風邪氣搶走了。

（一）

她帶著對父母和兒子的懷念，

帶著無量的慘痛，

無盡的悲哀，

無邊的失望，

走上了黃泉之路。

（二）

她幼年時，

天真爛漫，聰明伶俐，

學習進步，樸實認真。

她眼里看見的盡是：

五彩斑斕的天空，

鮮花艷麗的大地。

她以為：

世界上彌漫著芬芳，充滿著仁愛。

（三）

她看到爸爸陪毛主席渡江，

她也學了游泳，

并且學得不錯。

她和爸爸橫渡東湖——從聽濤酒家游到磨山

爸爸擔心她斗不過水浪，

她說：“我不怕。”

（四）

長大了，

入世了。

為著婚姻問題，

一挫，

再挫，

三挫。

她開始認識了：

在金錢掛帥的世界里，

“愛情”，美妙的名詞，

不過是權位、金錢與肉身的交易，

為買主構造動物的生活，

她嘗到了苦澀的凄涼。

（五）

她工作努力，

也有一定的才干。

她踏踏實實地做，

她跟著時間往前趕，

她要用自己的努力，

開辟一個美好的前程。

可是她失望了，

不少的與她同輩的人，

跑得特快，飛得特高，

飛黃騰達了。

（六）

啊……!

原來他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位擁有權錢統一體的長輩。

他們月月升級，歲歲提位。

他們，位高，權重，風光，發財。

（七）

女兒回看了自己，

老在后頭趕不上末班車

她迷惘了，

世界是這樣的?

真是這樣的?

怎能是這樣的?

（八）

在她心神恍惚的時候，

魔鬼向她拋出了黑線。

“跟我走，升官發財!”

女兒想：

“眾人都醉，我何必拒酒。”

爸爸的刀，

把黑線砍斷了。

爸爸沒有想“投鼠忌器”，

爸爸不怕‘‘投鼠及器”。

爸爸的刀，砍斷了黑線，

也砍傷了我的女兒。

（九）

女兒五十歲了，

要下崗了。

她看到了未來生活的難處，

想沾點“大鍋粥”的光

撈一個正處級，

醫療上也方便些。

她要爸爸為她求個情，

爸爸拒絕了。

（十）

“好些人都這樣做了嘛!”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這一棒狠狠打疼了她的心房。

（十一）

古板，

機械，

不從俗，

沒人情。

好一個頑固的爸爸喲！

(十二)

好心人說：“你就遷就一次嘛!”

我說：“遷就一次就等于把自己和女兒一并賣給邪祟！”

我曾在黨旗下宣誓過：

“以共產主義為規臬指導人生，

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

（十三）

女兒的心情繚亂，

她還要決心盡孝。

她盡心竭力，

滿足父母的物質生活。

她愛兒子，

把他當成小皇帝，

有求必應。

她忘記了精神食糧的重要，

失掉了靈魂的指南。

（十四）

物質上窮于應付，

精神上泰山壓頂，

她的身心交瘁，

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

折磨，

折磨，

折磨，

無法阻擋的折磨!

（十五）

飛霜變重雪，

重雪化堅冰，

堅冰積成山。

這冰山，

無限高，

無量大，

衡不清的重，

壓在了兒的心上。

躲不開，

搬不動，

歲歲年年，

日日月月。

生?

如何生?

死?

父母在，

兒子在，

怎能死?

生死交爭，

怎擋得冰山轟隆一聲！

她拋棄了一切，

連自己的生命在內。

崩裂的心進出了一聲

“兒去也！爸，媽，兒子。”

（十六)

我女兒，

質本潔來還潔去，

終未逐浪墮泥溝，

兒呀，

此去黃泉見英烈，

昂首挺身說緣由。

（十七）

刀叢劍樹，人鬼并生的歷史

吞滅了無數英雄，

我的可愛可憐的女兒，

也成了歷史的祭品，

我痛徹骨髓，

但我痛的不是老年喪子，

而是生年喪國。

（十八）

孩子，

走吧，走吧，走吧！

不要登望鄉臺，

憐念老爹老媽。

我倆的老骨頭，

頂著冰蓋，

也要走到正路的盡頭。

2005年7月21日  三稿

曉丹之死

丑牛

曉丹，著名老革命家、政論家、作家、書法家李爾重的愛女。任中共湖北省委辦公廳老干處副處長。她沒在辦公室坐班，主要是作為李老的生活秘書，照料她的父親。

由于有父女這一層關系，她是很盡職、盡責的，有時還做得嚴厲無情。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馬寧，早年曾是李老的下屬，每到武漢必來看望，老戰友見了面，就暢談忘倦，曉丹則在旁“提醒”客人：“好了好了，再談下去，李老身體受不了啦！”特別當馬寧向爾重提出寫文章的建議時，曉丹就更出面阻止了。弄得兩位戰友都掃興。我也曾多次碰到這樣的尷尬。有次，李老為了瀏覽網上的信息（他自己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特意買了一臺電腦，叫我幫他裝好，接上寬帶。我作好了這一切準備之后，準備找一位專家上門來設定一個簡單的上網程序，讓李老能方便地打開網頁。但曉丹就“擋駕”了。她說：“李老這大年紀，還學那么復雜的技術么？他身體也受不了！”一下子把我們努力了多時的事，砸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經常下載一些有代表性的信息，送給他看。李老很不滿意這種做法，我們也不好把此事原由戳穿。

有一次，我終于和她沖突了。那是今年元月，我從洪湖市洪林村歸來，向李老匯報洪林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情況，李老很感興趣，說“我們去看一看”。曉丹立即把我叫到一邊說“李老九十二了，長途旅行，路上出了事怎辦？你以后千萬別再提這樣的事了”。我一想，也是，路上出了事怎辦？哪知過了幾天，李老來電話通知我，陪他去洪林，而且先到河南臨穎的南街村住幾天，然后順高速南下直達洪林。這“走南闖北”得一個星期在外奔波。這回反倒是我有些不安了，但李老說得斬釘截鐵：“明天早晨七點出發，七點十分你在門前等我的車”。車來了，我打開車門一看，曉丹不在車內，更讓我不安。好在這一路上，李老始終是興致勃勃、毫無倦意。離開南街的那一天，中午安排他休息一下，下午二時半起程，臨上車時，他拿出了一篇文稿，要我校讀一遍，全文三千多字，是為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給他的一篇書面報告（約二萬多字）寫的《前言》。中午，他竟一分鐘也沒休息。在洪林村的幾個晚上，他幾乎每天都要和我核對一下材料，因為他有一邊耳朵失聰，有些話沒聽清。

從洪湖回到武漢，我把李老一直送回家中。曉丹一開門，我就有些嘲諷的口氣對她說：“曉丹，你看李老是不是更健康了？你只是把他當成父親來照料，我們則把他當成革命老領導來愛護。有一首歌你聽過沒有：‘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唱著給她聽。她只是苦笑了一下。從此后，她沒有再阻攔我了。

今年六月底，李老的秘書、省委接待處的張林發處長給我打電話：“曉丹到你那里去過沒有？”因為曉丹不時到我家來，有時為李老送書稿來校勘，有時，她家生活上有些事找我幫忙。我也沒有在意這件事。

過了幾天，李老給我來電話，要我給他物色一位可靠的廚娘。從來，這樣的事，是由曉丹給我商議的，怎么李老自己親自向我交待呢？我正在物色一位政治上可靠、又有烹飪北方菜經驗的廚娘時，家住武漢市郊東西湖農場的“大張”突然給我打來電話。“大張”是在李老身邊做了好幾年飯的廚娘。她告訴我，她已經離開李老家了。我問她：“為什么？李老知不知道？”她說，她走時，李老不知道。我想，這一定是曉丹讓她走的，而且這事還沒同李老商議。曉丹辭掉大張，為什么不同李老商議，又不再請一位廚娘，而由李老親自跟我打電話呢？我感到此事真有些不尋常。

七月五日，李老要我去他家，交給我兩本書稿：一本是《幾許疏鐘—三農問題》，一本是《論社會主義革命》。他要我趕緊校勘好后，送到出版社。

書稿中有一些較大變動之處，我必到他家中去請示。七月上半月，至少去李老家三次，但都沒有見到曉丹，是由一位老太太接待我們。李老介紹說：“這是院內一位干部家屬，志愿來照料我的”。我也不好直接問曉丹哪去了？

七月十八日，北京馬寧司令員給我來電話，說“寄給你一份材料，復印一件送李老，你一定親自送去，當面看看李老”。我說：“近半月來，我去他家幾次，出什么事了？”馬寧同志說：“他家出大事了，你還不知道嗎？曉丹去世了 ……”。我說：“司令員，是‘出事’還是‘去世’啊？”他肯定地回答：“死了”。我真大吃一驚，這些時，沒看見曉丹，但李老家顯得那樣寧靜，他交給我兩本書稿，又一連寫了幾篇文章，要我發到網站上去，完全不像出了大事的樣子啊！

恰好就在當天，李老打來電話，要我約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賀雪峰教授去他家談“三農問題”。在此之前，我曾給李老送了一份書面資料，告訴他：《毛澤東旗幟網》與“華科大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達成了合作意向；在二OO五年秋后，召開一次“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研討會”邀請的是辦集體經濟著名的鄉村如華西、半壁店、南街、大寨、洪林……等。李老也答應邀請一批上層著名人士與會。

七月十九日下午，我陪同賀教授到李老家中，他對約見，早有準備，從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的農業向產業轉化，一直到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如何解決農民問題的，特別是毛澤東可說是傾畢生精力解決農民問題，留下了保貴的理論財富。二個半小時的談話，簡直把賀教授折服了，他緊握著李老的手說：“李老，在現任的黨政高級領導人中，他們的學位都很高，但我從來沒遇到一位像您這樣博學多才，又有豐富實際斗爭經驗的老領導。我真是十分敬仰您……”李老打斷了他的話，連連擺手說：“敬仰就不值得了，今后我們一起探討吧！”

坐下來，作這樣的長談，要是曉丹在家，簡直是不可能的；但說曉丹不久前死了，我完全看不出一點跡象來。幾十萬字的兩本書，好幾篇文章寫出要上網，還有這次長談的準備……。僅這些繁重的工作，是一位九十二歲老人發生喪女之痛后所能完成的嗎？

臨別時，張秘書來了，我與他交情頗深，關于曉丹的事，我可以問問他。我把他請到另一個小客廳。我問道：“張處長，聽說曉丹出事了？”他反問我：“你從哪里知道的？”我說：“北京的馬寧司令員告訴我的，我有些不相信”。張秘書嚴峻地說：“真的，去世了”。我問他：“怎么死的？”張說：“起先，頭腦不正常，懷疑她有抑郁癥，送到醫院，不幾天，人不見了，找回家后，把她看起來，不叫出門。哪知第二天凌晨，就從臥室的窗口跳下去了（她家住6樓）”。

事情發生在七月二日，到今天才十七天，這十七天里，我共四次來李老家，他是異常的寧靜，可以說是“超負荷”地在工作。我常對人說：“九十二歲的人，完成比年輕人還多的工作，李老身體比前更健康了”。現在，仔細回想起來，多次會見，他確實是異常的凝重、嚴肅。原來，他是用緊張的工作來排除著心頭的巨大悲痛。這位92歲的老人能承受這般的生活之痛？我又怎樣能幫他排遣心頭憂傷？

我終于想到了一個辦法：我想到曾護理過李老夫人的兩位女士來。李老很滿意她們的工作，還為她倆每人贈了一幅字。我告訴她們李老今日的處境，請她們留在李老身邊，給他拉家常，講述民眾的故事，拉他去打網球、游泳（這都是李老的愛好）。這樣也許幫他度過困難。

七月二十三日，我與兩位陪護的朋友一塊到李老家。一進門，我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對李老說：“李老，我給你帶來兩位客人，她們來看你來了”。他很熱情地與她們握手：“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幫助我家解決了很大的困難”。一面笑著，一面眼角里漓著淚水，因為她兩人曾和曉丹也建立了很親近的感情。他轉過身來，瞅著我：“正華，你知道了嗎？”這老人真敏感，一下了就察覺了我們的來意。我哽咽著說：“知道了”。他這才掉下眼淚，坐下來，面色嚴峻，對我們說道：

“這不僅是我和我家庭的悲劇，也是當今社會和國家的悲劇。整整一代人都被資本的浪潮所淹沒。曉丹害的是抑郁癥，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社會壓抑的病。她已經在物質上、精神上都處于絕望和崩潰的境地。對我當然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我們流血犧牲，創立了一個新社會，這個社會慢慢地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又向我們反撲過來。有些共產黨人，當了俘虜，成了犧牲品，我們的子女像曉丹，也成了犧牲品。我決不會倒下來，而且要予以更大的反擊。”

我這才明白，為什么在“出事”后的半個月內，他拿出了這樣多的作品來。他婉言謝絕了志愿陪護者的請求，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我受得起沉重打擊，我決不會倒下！”

離開李老家，因為天氣酷熱，我們找了一家冷飲店，喝點飲料。兩位陪護朋友向我講了曉丹曾同她們斷斷續續講述的“心事”。可能這些都是壓在曉丹身上從不對旁人講述的心頭之痛：

“在這個省級干部住宅大院內，可能要數我爸爸的官職最高，也可能算是最窮的了。我管這個家，真難。李老每月四千元左右，我媽長期住院，請兩個人輪流陪護，一個人800元。這一筆是一千六百元，家里總得請一個做飯的人，每月最少也得六百元，二千二百元，還有一千八百元，七口人吃飯，最低也得平均每人二百元，這得一千四百元，剩下四百元每月水電和其他雜用，夠嗎？逢到開學，李老的侄孫要上學，得要寄一些錢去，他親弟弟七老八十了，還要種田顧一家人生活，沒有錢讓孫子上學……

“我媽拿二千多元錢，是局級干部，退得早，她每月工資扣她不能報銷的醫藥費也不夠啊！我一月拿一千六七百元，副處級，卻有一個寶貝兒子，他是干新聞媒體的，同事中有不少是高干家庭的成員，都知道他也是“大官人家”，相互攀比，名牌服裝，名牌煙酒，時尚消費，我把整個工資貼給了他還不夠。他要錢時，不是一百兩百，而是講千。我能責備他？整個院子里哪家子弟都比他瀟灑啊！”

“我爸從解放以來，在武漢、廣州、海南、陜西、河北等省、市都是領導干部，有些地方還是‘一把手’，在最后任職的河北省，還是‘一肩挑’（省長、省委書記），可我們家兄弟姐妹沒有安排一人當個官。我算是沾了他的光，按組織上的規定，他應有一個生活秘書，我是他女兒，就成了子女中唯一的“副處級”。我曾問我爸說，‘人家省長的秘書起碼是正處，你向組織部門打個招呼吧’！我爸說：‘我李爾重一生沒向人低過頭，打這樣的招呼！’本來我想頂撞他一下：‘這院內誰誰誰，不都是正處，副廳的么！’可是，我不敢講出口，怕惹他生氣。”

清官難當！清官的家難當！清官家的子女更難當！

2005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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