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作家和才子——記著名革命家和作家李爾重

余飄

《中華魂》2010年第8期

　　李爾重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成就突出的作家，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他于2009年12月26日在武漢病逝，終年96歲。他的逝世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重大損失。人們深深地懷念他，高度評價他的一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艱苦奮斗，做出的卓越貢獻，稱贊他筆耕不輟，熱情謳歌人民的豐功偉績，努力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構建社會主義的精神長城做出的巨大成就。1952年，他被批準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56年，毛澤東稱贊李爾重是“我們的作家和才子”，這是對他已經寫出的作品的充分肯定，也是對他未來創作的殷切期望。李爾重沒有辜負毛澤東對他的熱情鼓勵，在文學創作和評論上更自覺地貫徹毛澤東思想，取得了令人敬佩的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20卷本《李爾重文集》之中。

（一）《新戰爭與和平》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
宏偉史詩

　　1982年，李爾重從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的崗位上退下來以后，以古稀之年，伏案十載，嘔心瀝血，創作了8卷本500萬字的描寫抗日戰爭全過程的巨著《新戰爭與和平》，這部書在《李爾重文集》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它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宏偉史詩。它問世以后，立刻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著名文藝家的稱贊與廣大讀者的歡迎。原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說：“《新戰爭與和平》用藝術的形象描繪了中國人民從‘9·18’到‘8·15’的抗日斗爭，再現了這段歷史中無數英烈前仆后繼、不屈不撓的英勇奮斗精神，是一部值得一讀的愛國主義的好教材。”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說：“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應該寫出偉大的作品來加以歌頌。爾重同志的作品，起了這個作用。它歌頌了時代，歌頌了人民，歌頌了黨，歌頌了英雄，它是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好作品。”原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贊譽它是“愛國主義的壯麗畫卷。”原國家副總理張愛萍將軍說：“讓我們的子孫后代，好好讀讀《新戰爭與和平》，把抗戰的精神，世世代代發揚光大”，“我建議要像讀《資治通鑒》一樣讀《新戰爭與和平》。”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說它是：“深刻描寫我們黨領導抗日戰爭全過程歷史的文學巨著。”著名文藝家賀敬之、林默涵、魏巍、魏傳統、朱子奇、劉紹棠、李希凡等說：這部鴻篇巨制歌頌了中華民族在強大的侵略者面前威武不屈、堅韌不拔、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崇高氣節，深入研究、宣傳和普及這部文學巨著，可以使我國人民永遠不忘記挨打的歷史，永遠不忘記我們民族英勇反抗、打擊侵略者的歷史，并有助于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
　　概括起來，《新戰爭與和平》具有七大特點：一、它寫出了中國當代最高層次的愛國主義，即與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愛國主義，集中筆力表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浴血奮戰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二、它藝術地表現了毛澤東思想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原理，回答了日本侵華的根源是壟斷資產階級瘋狂推行帝國主義的問題，指出只有消滅了壟斷資產階級，才能消滅戰爭的客觀真理。三、它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正確領導，是一部形象化的黨史教材。四、它從“九·一八”寫到“八·一五”，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多層次地表現了抗日戰爭，因此場景特別恢宏、情節豐富、曲折，具有史詩氣派。五、它描寫了近千名人物，其中至少有20個人物是個性鮮明、血肉豐滿、令人難忘的。它描寫了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和英雄人物，塑造了大量的普通的抗日戰士和群眾的生動形象，突出了抗日戰爭是偉大的人民戰爭的特色。它又真實地表現了國民黨中堅決抗日的高級將領，描寫了那些在抗日烈火中完成了由后進到先進的轉變人物。它還刻畫了日寇侵略者、漢奸、投降派的丑惡嘴臉，激起廣大讀者對反動階級丑惡人物的強烈憤怒。六、它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實踐了毛澤東所提倡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注重語言的群眾化，形式的民族化，表現出濃郁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七、它是由親自參與抗日戰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爾重寫出來的。作為一部文學巨著同時具備以上七個特點，這在我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都是少見的。《新戰爭與和平》曾獲湖北屈原文學獎和全國圖書獎、成立了專門研究和宣傳它的學術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新戰爭與和平》專業委員會。截止到1999年10月，已出版《新戰爭與和平》評論集3部，在國內外報刊發表評論文章近200篇，已拍攝過兩部專題電視片。

（二）頌美斥丑、扶正
祛邪的雜文

　　李爾重的雜文堪稱是當代雜文的珍品，它充分發揚了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頌美斥丑、扶正祛邪的戰斗傳統，因而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李爾重文集》中的《有念集》、《未名集》是兩本雜文集，其中有許多文章深刻、鋒利地批判了腐敗現象。例如，《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一文，開門見山地提出：當前“腐敗現象已經從各方面在腐蝕著黨，使黨的光輝形象日益褪色。這必然使黨降低其凝聚力、戰斗力，從而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蒙受不可計量的損失。”接著他深刻地指出：共產黨員要使自己抵制各種腐蝕，永遠保持合格的共產黨員的稱號，“不但要具有樸素的無產階級革命熱情，而且要具有以理性為指導的堅韌不拔的革命堅定性，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艱苦不餒、困難不折，在任何條件下都要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到底。雷鋒、李玉安、李東輝是榜樣，為無產階級獻身了的千千萬萬英雄是榜樣。”然后，文章又深入一步地分析共產黨員要具有革命的堅定性，就要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學以致用，首先是用在改造主觀世界。私心愈小，公心愈大，大公無私，公而忘私，才能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挺身而立，成為堅不可摧的磐石。”“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看著那些被黃金鏈子牽著走、自以為榮的人們，應該懂得‘無欲則剛’的道理。共產黨員正是驅除了私欲才顯示無比的智慧和力量的。”這些鞭辟入里的議論，猶如一聲聲警鐘，促人猛醒，發人深思，表現出強烈的思想性、戰斗性和深刻性，因而給讀者以巨大的鼓舞和啟示。當然，雜文主題的思想性和深刻性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來源于作家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于所論問題的深入的“開發”和“挖掘”。事情往往是這樣：對于客觀事物進行分析，起初得到的認識常常是膚淺的，如果到此為止，不再深入研究，寫出來的文章就達不到較高的水平。相反地，如果鍥而不舍，銳意鉆研，揚棄了平庸的意見，最終就可以寫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的東西。
　　李爾重的雜文，如果只說到腐敗現象已經從多方面腐蝕黨的嚴重情況，而不去分析共產黨員怎樣才能抵制住各種腐蝕，讀者就得不到巨大的鼓舞的力量。李爾重正是由于抓住了怎樣才能抵制腐蝕的問題，展開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才使讀者豁然開朗，好像登上了一層新的思想階梯，增強了開展思想斗爭，改造主觀世界的勇氣和力量。這兩部集子中的《抄書淺識》、《反腐倡廉舊議》等雜文，舉出歷史上反腐倡廉、勤儉興國的經驗，收到以古鑒今的效果。《論錢與神的關系》、《“關系學”初探》、《“關系學”再探》、《三探“關系學”——兼談“夫人干政”》、《約法三章》等雜文，好像幾束手榴彈一樣，彈彈射向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種種腐敗和丑惡的現象。文勢汪洋，筆力雄健，讀后令人震驚，令人思索，令人警覺，令人神旺，充分表現出作家高度的思想水平，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和豐富的生活閱歷。記得俄國有一位評論家曾說：“眼下俄國的一些壞人之所以不敢做壞事，就因為老托爾斯泰還活著！”他的話雖然不免夸張，但卻充分肯定了老托爾斯泰的作品批判黑暗與腐朽的威懾力量，肯定了文學抨擊假、惡、丑的戰斗作用。
　　李爾重雜文的第二個特點，是善于把深刻的說理與形象的表現結合起來。使二者巧妙地融為一體。例如，在《論錢與神的關系》一文中，作家引用晉元康年間魯褒作的《錢神論》中的形象化描寫，說明了金錢在私有制社會無所不能的神奇力量。那篇文章說：“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故能長久，為世所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后，處前者為君長，在后者為臣仆。君長者豐衍而有余，臣仆者窮竭而不足。”在這里，把抽象的經濟學中拜金主義的理論形象化具體化了，因而給讀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李爾重雜文的第三個特點是題材廣泛，形式多樣。這里有抨擊假、惡、丑，痛斥腐敗，呼喚廉政的重大題材，有歌頌革命英烈、開國元勛、模范人物，表現時代精神，引起廣大讀者共鳴的熱點，也有老人、孩子、婦女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這表現了李爾重這位老一代革命家關心政治、干預生活的高度責任感。記得高爾基有一次就一個啞劇的表演問題發表評論，有人建議他以后不要再寫這樣的小文章，高爾基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見到一切有關蘇聯人民生活的事，都應該發言，并且豪邁地說：“只有墳墓才不是我的講壇！”這是何等崇高的關心國家、熱愛人民的感情！李爾重雜文題材的廣泛性，正說明他與高爾基的心是相通的。
　　李爾重雜文的形式也是五光十色、豐富多彩的。這里有政論、短評、隨筆、絮話、對話，也有書信、演講、感言、書評、序言、發刊詞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表達觀點，就信手拈來，無不符合揭露假、惡、丑，弘揚真、善、美的需要。

（三）謳歌時代，理壯情濃的
散文與詩歌

　　李爾重也擅長于散文和詩歌，特點是謳歌時代，理壯情濃。收在《李爾重文集》第一卷中《落紅集》的第一篇散文是《武漢》，曾收在中學語文課本中，文情并茂，膾炙人口，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散文中描寫武漢可以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站在個人的角度表現個人對于武漢的觀察和感受；一種是站在時代的角度，通過描寫武漢反映出時代精神和面貌。用第一種角度寫出的散文，只要是審美情趣健康，也是百花園中一花，同樣具有欣賞價值，但是用第二種角度寫出的散文卻更能獲得大多數讀者的喜愛，因為它更能反映群眾共同的審美意識與心聲。李爾重的散文《武漢》之所以給讀者留下強烈的印象，也正在于突出了謳歌時代的主題。它與那些“告別革命”、“躲避崇高”、“拒絕壯烈”的觀點針鋒相對，文章一落筆，就是歌頌中國工人階級大無畏的革命傳統，可謂“大氣包舉，籠罩全篇”：
　　“1923年2月7日，在武漢，發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英雄吼聲。施洋、林祥謙的英雄光輝，振奮了全國勞動人民。他們的鮮血灑在武漢，澆灌了武漢的革命幼芽，培養了全國的革命之花。這個英雄的革命傳統，在大革命時代，在土地革命時代，在抗日戰爭時代，在解放戰爭時代，一直在武漢的工人和全國勞動人民中發揚著，開出無數的革命之花，結出無數的革命之果。”
　　接著作家精煉地敘述了“二七”大罷工的革命精神之花，在武漢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結出的聞名世界的碩果。他以建造長江大橋為例說：
　　“1957年7月，大橋基本上建成了，只剩橋面工程和橋兩頭的馬路還沒有完工。有一位西方人來到這里，我們向他介紹，說10月15日就要通車。他把肩膀一聳，頭一歪，說道：‘再有半年要能通車，我也佩服你們了’。
　　1957年10月15日，長江大橋的鐵路、公路同時通車了。
　　長江大橋的出現，顯示了我國工人階級的英雄氣魄，顯示了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
　　長江大橋的出現，使武漢三鎮成為對社會主義事業貢獻越來越大的交通中心。”
　　然后作者又領著我們參觀了“武漢大學”、“武漢鋼廠”、“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最后，“卒章顯其志”，全篇歸結成一句話：“武漢不單是革命的英雄城市，交通中心，而且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強大的工業基地。”
　　文章中既有感情的抒發，也有理論的概括與事實的敘述，堪稱是亦情亦理，理壯而情濃。李爾重的許多散文和詩歌都具有這種情理交融的特色。這里先舉《贊郝夢齡烈士》這首短詩為例：
　　“鐵蹄踏處山河碎，
　　熱血男兒赴戰勤。
　　劍影刀光征馬跡，
　　硝煙烈火金剛魂。
　　以身許國何所畏，
　　壯志殲敵輟鄉吟，
　　誰謂散沙華夏族，
　　刀頭試看血淋淋。”
　　短短八句，氣勢磅礴，力透紙背，字里行間洋溢著英勇殺敵的大無畏的愛國主義的感情，表現出蔑視日本侵略者，痛斥投降論的雄偉力量。
　　再舉他的《毛主席百年祭》的后半部分：
　　“政權容易得，舊穢最難清。
　　無影無聲處，毒蟲毒菌生。
　　一朝蟻穴破，潰堤惡浪騰。
　　毀國亡身日，觸目最心驚。
　　常恐紅旗落，時時敲警鐘。
　　身行防腐敗，力戒驕傲情。
　　守志十八載，軌物最范風。
　　身后無長物，木鐸總有聲。
　　期人已歸去，紅霞駐長空。
　　冬寒君莫嘆，寒盡梅花紅。
　　正道滄桑變，潮兒踏波行。
　　無為在歧路，相與淚縱橫。
　　天下紛紛亂，報時有雞鳴。”
　　在這里表現出詩人崇敬毛澤東的深情，抨擊腐敗的激情，謳歌理想的豪情，斗志昂揚的熱情，頌美斥丑的詩情，充分顯示出情理交融，托物寄情，虛實相生的藝術魅力。

（四）分析透徹，指導創作的文藝評論

　　李爾重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不斷推出結合創作實際、見解精辟的文藝評論。特別是《新戰爭與和平》出版以后，在這方面用力更勤，發表了多篇分析透徹、指導創作的文藝評論，真正發揮了文藝評論促進文藝繁榮的重要作用。他的評論文章收在《李爾重文集》第三卷《比較文學史》和第四卷、第五卷中。李爾重在第五卷《求索集》的《自序》中曾談到自己的切身體會說：
　　“我讀《紅樓夢》，不但不同于戚蓼生、夢覺主人，也不同于胡適、俞平伯。我讀《金瓶梅》，不同于張竹坡讀《金瓶梅》，更不同于平康里人讀《金瓶梅》。并不是因為我特別高明，而是因為我有幸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學了馬克思主義，所持立場、觀點、方法與他們不同。從這些書里，從許多典籍里能找到的寶藏，當然與他們不同。時代使然，政治思想境界不同使然。”
　　在李爾重的文藝評論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聞一多頌》。這篇作品顯然是為了響應毛澤東同志關于“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的號召而寫的。它成功地填補了中國現代文藝史、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一個重要空白。這篇洋洋萬言的大文章，以鮮明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觀點透徹地分析了聞一多“從做人起步”到“做中國人”，再到“做一個現代中國人”，最終成為與中國勞動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為革命而犧牲的民族英雄的思想歷程，高度評價了他的思想、業績和作品在中國革命史和文藝史上的突出地位。真可謂寄深寫遠，筆力千鈞。
　　李爾重的文藝評論是緊密結合文藝界的實際情況的。例如，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人鼓吹文藝作品和演出都是商品，市場就是文藝的上帝。什么能上市場賣錢，文藝家就應該毫不遲疑地寫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畫什么。也有人提出：在市場大潮面前，文藝無須再講求什么使命感、責任感，只要能供人消遣取樂就行了。在這些錯誤文藝觀點影響下，一些文藝工作者走上了歧路。他們寫書、拍電影、演戲劇，目的僅僅是為了賺錢。只要有錢可賺，什么虧心的事都干，不惜喪失人格，出賣靈魂。針對這些嚴重情況，李爾重在文藝評論中多次指出：真正的藝術，不是商品。他說：“藝術，為人民的藝術，為新時代催生的藝術，……都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在崇高的精神目標鼓舞下奮力創作的。”他又深刻指出：“為多賺錢而創作的人，是錢的奴隸，是有錢人牽著走的奴隸；為討好皇帝追求升官發財之路的‘應制詩’沒有好詩；為了向帝國主義討好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作品，為著向壟斷資產階級腰包討錢而創制的腐朽沒落、臭氣熏天的作品，沒有一件不是商品，這也是歷史上早已證明了的。”李爾重的深刻見解，對于我們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李爾重的文藝評論十分重視作品的政治思想內容，他堅決反對文藝脫離政治、脫離人民的錯誤傾向，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他不重視作品的藝術性。他一再指出：文藝作品之所以成為藝術，就在于它有藝術性，各個階級之所以需要文藝，就因為它有其它意識形態所不能代替的藝術感染力。翻開李爾重的文藝評論，可以發現許多獨到的精彩的藝術分析。舉《話說〈宰相劉羅鍋〉》中的一段藝術分析：
　　“‘美生于度’。‘度’是中國深知并常守的哲理，也就是孔子說的‘過猶不及’和現代人說的‘恰如其分’。藝術語言，表述不到分寸，不能產生出理想的魅力；過分了，也破壞了藝術的魅力。……劉墉在籠子外頭與和珅對話，……大數和珅罪惡，使觀眾在疾風驟雨、電光石火之中，痛搗邪惡妖魔，何其淋漓盡致。這場戲里二人的對白，不但是交響樂，也是風雷頌。活畫出邪惡擋不住歷史前進的脆弱；正義的無邊力量，如江河萬古流淌。
　　劉墉的翻身是音樂，眨眼是音樂，跳躍歌舞是音樂，李保田同志全部表演是音樂，其音程、音域、音量、節奏都做得適度，奏出了美妙的正義的音色。王剛的全部表演也是音樂，其音程、音量、節奏也做得適度，奏出了美妙的丑惡的音色。這兩位藝術家，是具有深度文化修養的藝術家，做出了當今難得的藝術創造。他們的藝術不是服裝、脂粉包裝出來的。”
　　這里沒有高深莫測的理論演繹，也沒有向人炫耀的文藝新名詞，而是運用了一連串新鮮、巧妙的比喻，說出了藝術家精湛的表演藝術，闡明了表演藝術創造的規律，見解獨到，深入淺出，這才是高檔次的文藝評論。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對于李保田、王剛的表演，觀眾都感到好，甚至拍案叫絕！但究竟好在哪里？只有李爾重這樣富有藝術敏感和鑒賞能力，自身就有豐富的創作經驗的文藝家，才能把它的細致、精妙之處用文字說出來。我們是多么需要這樣的文藝評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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