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
（一）有沒有先知先覺
有沒有先知先覺呢？要看對這問題怎么理解。像劉伯溫那樣，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的先知先覺，大抵是沒有的。其實，不只人沒有那種能掐會算、先知先覺的本事，就是神，恐怕也沒有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所謂神，就是神化了的人。在我們的傳統中，就有神化智謀人物的傾向。所謂的智謀人物，自然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那么，他們為什么能夠決勝千里之外呢？也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規律；只有順應規律，然后才能利用規律，從而預見未來，取得勝利。在古代的演義小說中，不是有許多的錦囊妙計嗎？遇到危險的時候，打開錦囊妙計，自然就能夠化險為夷。于是，我們便很奇怪了。這寫錦囊妙計的人，究竟有什么本事，能夠計算那么準呢？他所憑借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們普通人，大抵是參詳不透的。也正因為參詳不透，所以便覺得神秘，以為寫這錦囊妙計的人，定然有先知先覺。然而，這先知先覺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我看來，所謂的先知先覺，雖然有神秘化的傾向，但依然是從經驗中來的。他們積累經驗，掌握規律，所以能給人那種用兵如神的感覺。所謂的用兵如神，這說法也非常巧妙，是“如神”，而不就是“神”，這里拿捏得是很準的。生來就會打仗，生來就會作詩的人，是沒有的。生下來什么也不會，這才是最真實的，至于后來，則可以學會許多東西，甚至“用兵如神”、“下筆如神”。對于經驗主義，我是同意的；至于先驗的東西，大抵都是由經驗變來的。也就是說，先知先覺，都來自于經驗。孔子就說，人非生而知之者，所以都是通過學習，而獲取知識的。好學，是圣人的品格，也應當成為我們后生的楷范。也可以說，正是好學、深思、明辯，造就了先知先覺。但是，僅僅看到先知先覺來自于經驗，還是不夠的，因為先知先覺畢竟遠遠地超越了經驗，而進入了化境。從經驗的角度講，先知先覺是沒有的；但是，從起越的角度講，先知先覺又還是存在的。先知先覺超越了普通人，這是大家認同的。然而，先知先覺與普通人相比又是非常痛苦的。先知先覺和普通人大抵并不一樣；因為這不一樣，所以就會被視為異類。鶴立雞群，在表面上看，固然很風光；但是平庸的雞，又豈會容得了獨立的鶴。所以，鶴的處境，就很可以悲哀了。普通的人雖然崇拜先知先覺。但是，他們往往很難意識到，自己崇拜的先知先覺就在自己身邊。恐怕即便意識到，也是極力排擊的。人們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與自己都是一樣的；如果有誰與眾不同，那就定是和大家為敵，可以鳴鼓擊之。現在不有許多人老想著與眾不同嗎？我還是好言相勸，不要這樣的好。與眾不同，固然讓人覺得欣喜，但也會帶來災難。所以，“泯然眾人矣”，倒是非常不錯的選擇。但是，真正的先知先覺恐怕是不甘心的。瞿秋白不說過么：“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這江南第一燕，自然是先知先覺了。他的理想，也是高妙得緊。但是，這么高妙的理想，又給他帶來了什么呢？他在犧牲前寫下了《多余的話》，而這“多余”二字，就表達出了許多痛苦。先知先覺往往是和敢為天下先聯系在一起的。既然是先知先覺，那自然要敢為天下先了。可以說，我們非常欣賞敢為天下先的精神。但是，這種敢為天下先，又給人一種狂妄的感覺；康有為曾經說過：“我是支那第一人。”這話恐怕讓許多自以為謙虛的人們笑掉大牙吧。其實，很早就有“先發制人”與“后發制人”的爭論。但我，是不贊成先發制人的。我們知道，在放對的時候，愚蠢的拳師，總是一開始就使出全副本領，而高明的拳師，卻懂得退讓，而最終取得勝利。所以，我的觀點是，既要先知先覺，又要后發制人。黔驢技窮就是很好的例子。一開始，那驢子就跟兇神惡煞一般；而老虎呢，則百般挑逗，發現驢子的全部本領不過如此之后，便吃掉了它。有人可能覺得，先知先覺和后發制人是矛盾的。實際不然，所謂的先知先覺，實際上就是知己知彼。而所以后發制人，那是為了保存自己，同時等待著敵人的消耗。也許，真正的勝利者，都是把先知先覺與后發制人巧妙統一起來的。
（二）最初醒來的人
其實，先知先覺也可以稱之為最初醒來的人。然而，最初醒來的人，所面對的并不是光明的世界，而往往處于黑暗中的。魯迅那個“鐵屋子”的比喻是令人震驚的。在那個時候，魯迅所面對的中國恰恰是絕無希望的鐵屋子，大家都在沉睡，突然有了醒來的人，于是不免驚醒一些人，大家來致力于破壞鐵屋子的工作。但是，這又是決無希望的，因為鐵屋子太過強大了，醒來的人，驚醒了沉睡的人，不但沒有給他們帶來光明，帶來溫暖，反而給他們帶來了痛苦。如果大家都在沉睡，那即便有許多的痛苦，也是覺察不到的。覺察到痛苦本身，也是一種痛苦。那覺察不到痛苦呢，也可以說是一種快樂了。在中國，本就有“古今如夢”的說法，但是“何曾夢覺”呢？蘇東坡曾問一位老婆婆，翰林這一生像什么呢？老婆婆說：“一場春夢耳。”蘇東坡非常喜歡這個說法，便把老婆婆叫做“春夢婆”。其實，真實的人生，在蘇東坡那里，雖然有許多空幻，但并沒有太多的悲哀。而在五四時代就不一樣了，現代的知識分子面對的都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的悲涼。正因為夢醒了無路可走，所以先知先覺，才是痛苦的。然而痛苦，并不是先知先覺的全部。先知先覺，所以是先知先覺，就在于他們認識了真理，而這種真理又恰恰不為人所理解，所以也就更難談得上實行。先知先覺，所能做的，也只是用真理喚醒大家。然而未被認識的真理，往往被視為謬誤的。先知先覺，往往要面對一種顛倒的。可以說，在先知先覺那里，世界是顛倒的。因為他們所執著的是理式世界；而現實世界就沒有理式世界那么完美。也就是說，只有顛倒現實世界，才能達到理式世界。不是有個說法么？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于是，人們便去顛倒世界，而在顛倒世界的過程中，人們的價值觀念也顛倒了個個兒。如果真正的先知先覺，只是引導了顛倒世界的運動，那究竟有沒有意義呢？當然，頭足倒置，是很可以悲哀的。但是，健步如飛的人，又有幾個不想翻幾個跟頭，來證明自己有能耐呢？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講，先知先覺是得風氣之先的人。龔自珍所謂的“但開風氣不為師”，是為許多人所欣賞的。但是，開風氣的事，又哪容易趕上呢？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不能開風氣，那只好想著去做人家的老師了。如果總是抱著教訓人的態度，去和別人交往，那漸漸地就會“門庭冷落車馬稀”。相反，我們若是抱著做學生的態度，那才會“孺子可教”呢？開風氣的人，就是先知先覺者，也往往可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手把紅旗旗不濕”，這弄潮兒的風采，固然為人欣賞，但付出的努力，定然非常大。時代的潮流，往往是說不清的。雖然在時代的潮流中鍛煉品格，非常重要，但是，更應該在默默中培養才華。還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先知先覺往往被視為時代的落伍者。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出現了，恰恰是這時代的落伍者，代表了時代的精神。許多時代的弄潮兒，在歷史的時空中沉寂了，但是被視為落伍者的人，卻走進了永生的殿堂。在歷史面前，仿佛什么都說不清楚；既然如此，那還是什么也不要說的好。其實，也沒有必要想著做先知先覺。既然古今如夢，那還是永遠不要醒的好。所有的夢，都是通向虛幻的。而我們也都會化做一片灰，被風吹散，再也沒有了蹤影。虛空，才是我們永遠的棲身之地。既然如此，做先知先覺，又有什么意義呢？我們的結局和后知后覺，甚至不知不覺，是一樣的。先知先覺，是走在前面的；后知后覺，是跟在后面的；不知不覺，是永遠昏睡的。說實在的，我非常喜歡不知不覺的。人的一生，就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既然不知不覺，那就談不上什么意義了。其實，也只有先知先覺才去追求意義。先知先覺，也是不一樣的。這個時代的覺悟，可能就是另一個時代的癡傻。譬如在毛澤東時代，舍己為人，大公無私，叫覺悟高，而在我們的時代，則被視為傻冒。在毛澤東時代，坑蒙拐騙，自私自利，被視為不道德的，但在我們的時代，這又被視為聰明靈巧。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毛澤東時代的覺悟，我以為，那種覺悟，才合乎人類的理想。而我們的時代，則是道在屎溺，每下愈況了。
（三）先覺覺后覺
雖然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再講什么覺悟了，但我總覺得，人還是有點覺悟的好。當然，這種覺悟，已經不是階級覺悟，而是道德覺悟、精神覺悟。有了道德覺悟，才會認同舍己為人，才懂得自私自利所得到的那點快樂，是何等的卑微。有了精神覺悟，才有今是昨非之感，才有真正的懺悔，才有真正的自新。實際上，覺悟，這個詞，是從佛經里來的。所謂的覺悟，也就是悟道，悟道，大抵很難的。我們雖然知道，道在邇，不在遠，道在內，不在外；但是，我們很難找到它，也就是說很難覺悟。也許，人生不過一個謎團，那么這個謎團的謎底又是什么呢？說不清的。如果說得清，也就不在這里說了。也許，每一個探索人生之謎的人，都會找到一個答案。而實際上，這答案并沒破解人生之謎，反而又給人生之謎增加了一個謎團。既然人生是一個永恒的謎團，那徹底地覺悟，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會講，自己徹底地覺悟了。因為徹底地覺悟本身，就是一種迷惑。我們能做的，也只是一點一點的覺悟。“如夢者之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蘇”，這就是覺悟。當然，覺悟有兩個途徑，一是漸悟，一是頓悟。二者各有優劣，但我卻主張漸悟與頓悟并舉的。漸悟是要求修行的，這很類似于哲學上講的量變；而頓悟，則是一瞬間徹悟，這仿佛哲學上講的質變。也就是說，頓悟有賴于漸悟的積累，而漸悟亦有賴于頓悟的證成。對于頓悟的瞬間，我們是非常欣賞的。有的人因見桃花悟道，而我們每個人心中也仿佛開了一樹桃花。但是，我們只知道那人因桃花而悟道，但這道究竟是什么，我們并不知道。桃花就是道么？不是的。但是，道又確實通過桃花體現了出來。道，一方面無所在；另一方面，又無所不在。道在屎溺，我們是清楚的；道在桃花，也并不曾錯。但是，屎溺與桃花又有什么區別呢？看到屎溺，我們總是掩鼻而過；但看到桃花，我們的心里便增添了許多詩情畫意。我們當然可以說，屎溺是丑的，污穢的；桃花，是美的，賞心悅目的。可為什么道既在屎溺，又在桃花呢？在屎溺的“道”，與在桃花的道是一個“道”嗎？如果是一個“道”，為什么引起我們截然相反的感覺。如果不是一個“道”，那這兩個“道”又有什么分別呢？《論語》上有句話，講得還是很妙的，它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看來，作為最高范疇的“道”，依然有許多歧異。也許，正因為“道”的不同，所以才會有，在一方面是覺悟，在另一方面是癡迷。許多時候，這覺悟適足以證成癡迷的。譬如大公無私，舍己為人，這是極高的道德覺悟；但這種覺悟，不恰恰證明對道德理想的癡迷嗎？再譬如：“不事王候，高尚其事”，這自然是極高的精神覺悟，但這種覺悟，不恰恰證明對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癡迷嗎？實際上，真正的覺悟都是與癡迷統一在一起的。可以說，有一份覺悟，就有一份癡迷。我不知道，癡迷于覺悟本身，是應該叫癡迷，還是應該叫覺悟。然而，不管怎樣，我是非常欣賞癡迷于覺悟本身的。縱然覺悟本身就帶著許多癡迷，但是，我們還是渴望覺悟的。覺悟了，還可能再癡迷，這簡直是一定的。就像人吃了飯還是會餓，餓了還會吃；人醒了，還會睏，睏了還會睡一個樣子。終級的覺悟，也許是沒有的；但是，漸進的覺悟卻是不斷的。我們所以講覺悟，也就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明白些。我們并不想糊里糊涂地走過這一輩子。在活得明白，或者覺悟的歷程中，有先知先覺，有后知后覺，也有不知不覺。先知先覺，是很少的；不知不覺，是要不得的；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后知后覺。后知后覺雖然比不上先知先覺，但較之不知不覺，還是有一定優越性的。為了讓更多地人覺悟，那也只有采用“先覺覺后覺”的方法，就是讓先覺者去教育后覺者，讓他們的思想蘇醒。其實，思想教育的內涵，也不過“先覺覺后覺”，當然也可以叫做思想啟蒙。好像，我們現在已經不需要什么思想啟蒙了，大家都認同了自由、民主的觀念，只是忘卻了“天下為公”的理想。當然，在我們現在的覺悟者看來，“天下為公”實在是愚昧無知的。“天下為公”與自由，民主，都是一種覺悟，但這相反的覺悟，不恰恰印證了覺悟也是一種癡迷嗎？
（四）民族的先知
看《圣經》就知道，所謂民族的先知，往往沒有極好的命運。他們不為人理解，甚至受到殘酷的打擊。彌賽亞的降臨，是先知預言的。但是，人們連彌賽亞，都不識得，更何況做出這預言的先知了。所謂彌賽亞，就是救世主，但我們早就知道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所以也就不信了。雖然沒有救世主，但人們在苦難中，卻有被拯救的渴望。也正是被拯救的渴望，造就了救世主本身。我們現在當然在否定救世主，但是卻否定不了自身被拯救的渴望。至于基督，我就不多說什么了。然而有一點，卻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基督有著拯救世界的決心。還是回到我們的研究對象，毛澤東及文革。可以說，毛澤東在文革之前，一直扮演了一種大救星的角色。而對于大救星，我們除了預禮膜拜，似乎也沒有什么可做的。但是，毛澤東大抵并不喜歡大救星這個角色。其實，那些真正能夠建功立業的人，并不怎么自我膨脹，以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他們往往能夠意識到自身的脆弱，能力的有限以及世事的多變。當然，他們能夠克服自身的脆弱，但是，這并不能夠改變他們內心的真實。如果沒有文革，毛澤東將會在中國歷史上永遠地扮演大救星的角色，而正因為有了文革，毛澤東才真正成為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先知。所謂的先知，主要的是能夠預測未來，而預測未來，定要把握事物的規律。能夠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先知的，大抵只有毛澤東。那么，毛澤東為我們這個民族預言了什么呢？問題看似很清楚，但實在不好說的。我曾經講過的，毛澤東走了歷史的前面。其實，走在歷史的前面，不過有兩種結局，一是成為先知先覺，為真正高尚的人們所尊敬；一是被視為時代的落伍者或者憂天的杞人。如果處于十年文革的背景下，我們自然會覺得毛澤東在那里杞人憂天。但是，一旦中國歷史走向了與文革截然相反的道路，我們突然發現，毛澤東的杞人憂天，已經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也就是說，活生生的現實，會讓毛澤東重新贏得人們的尊敬。實際上，毛澤東時代的許多言說，真的過時了。什么“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什么“修正主義”，“走資派”，我們一聽到，馬上就覺得頭大。但是，這些在文革中，就非常模糊的概念，在我們今天看來，竟然顯得那么清晰。實際上，許多事不講，并不代表著不存在。在許多人的眼里，也許文革早就成為了妖魔鬼怪；但是，誰又知道，在一段被歪曲的歷史里，竟然有那么多的閃光之處。毛澤東預見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但這個未來，可能要修正他們那一代人，拋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理想。也許，對毛澤東來說，最為痛心的就是，中國革命只是完成了有產階級的更新換代。所以，毛澤東要用十年文革來避免這個前途。但是，歷史卻表明這個前途似乎是避免不了的。沒有人能抗拒得了歷史本身，即便英雄豪杰也不能。雖然歷史證明了毛澤東驚人的預見性，但這種證明，是讓人痛心的。我們真的希望文革就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但是，現實卻幫助我們認清了文革的真相。在文革中，是肯定暴力革命的，那個時候不是講：“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就是造反有理”嗎？但是，我們今天誰又認同這個呢？人們都在反思暴力革命，人們似乎覺得如果沒有暴力革命，中國會發展的更好。然而，如果沒有暴力革命，中國還可能處在大清王朝的時代。離開具體的歷史背景，去談理論，是非常可怕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經有過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批判的核心問題，就是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暴力革命的合理性，是勿庸置疑的；如果沒有革命，如何打破封建的專制，如何推翻三座大山？也可以說，是革命造就了中華民族嶄新的未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義和團運動是遠遠地高過武訓的。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非常喜歡給武訓唱贊歌了，然而，這種贊歌，是讓我們跟著毛澤東站起來；還是跟著武訓跪下去呢？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我們的價值觀念和毛澤東時代是完全顛倒著的。我們并不能說毛澤東時代是完美無缺的，它也有許多不好、缺點、失誤；但是，這些都沒有法子改變一點，即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在這個偉大的時代里，毛澤東一方面，成為了我們民族的救星；另一方面也扮演了我們這個民族的先知。
（五）凄涼的晚境
毛澤東的晚境是非常凄涼的。這種凄涼，一方面由了異常激烈、復雜的權力斗爭，一方面由了毛澤東對身后事的憂慮。總之，毛澤東是非常孤獨的，也正因為這種孤獨，更容易讓人體會人生的凄涼。雖然毛澤東一直以來都有一種非常樂觀的態度，但到晚年，他的許多判斷日趨悲觀。他曾經引過《孟子》中的話：“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所謂始作俑者，就是開始用俑殉葬的人。比喻惡劣先例的開創者。實際上，孔子的話，是帶有詛咒意味的。但毛澤東卻把這話用在了自己身上。然而，毛澤東是始作俑者嗎？我并不這么以為。毛澤東從來就沒有開過什么惡劣的先例。即便是作為大災難、大浩劫的文革，依然燃燒著動人的理想。我也并不以為文革是理想主義的災難，理想主義是不會帶來災難的。在許多人眼里，崇高的革命者，較之賣國的漢奸都不如了，我覺得這是可怕的顛倒。俗話說，要要公道，打個顛倒。文革要做的是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起來。可以說，這種顛倒，即便千秋萬世，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僅僅看到并且無限地放大所謂的災難與浩劫，也是不對的；我們更要看到那個時代高高飄揚的旗幟。那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凝聚了幾代人的奮斗、流血與犧牲。也可以說，那面旗幟，就是一種信仰的象征。但是，現在，信仰早就淡出了歷史的舞臺。那面旗幟，早已不再是一種信仰，而成為了利祿的工具。許多崇高的東西，成為利祿的工具，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我們卻有足夠的清醒，可以把利祿的工具與崇高的信仰區分開來。實際上，文革過后，許多人都想通了，崇高的信仰實際變得一文不值，只有利祿本身，才是最后的實在，一切的根源。不是講欲望在推動人類歷史的發展嗎？于是便放縱自己的欲望，走向了一條不歸路。如果這條路，是少人走的，我們還可以告慰先烈們的在天之靈；如果這條路具有了普遍性，那只能讓我們重新發現文革的意義。毛澤東真的錯了么？也許，在當時是錯的，但在后來，卻又成了精華。有的人在分析晚年毛澤東的時候講，毛澤東所以力排眾議，發動文革，實際上是有一種千秋萬歲名的念頭的。如果錯了，那沒有什么，但若是正確的，卻會為人民永遠的景仰與感激，因為這是挽狂瀾于既倒。然而，晚年的毛澤東，恐怕已經沒有法子挽狂瀾于既倒了，因為他是拿未來做賭注。現實沒有他想得那么糟，未來也沒有他想得那么壞。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又決不是為了千秋萬歲名。因為他早就贏得了這些東西，他沒有必要用文革來增加什么。更何況，毛澤東的文革，能帶來的恐怕不是普遍的贊譽，而是許多人的指責。毛澤東在文革中，是抱著粉身碎骨的態度的。是什么東西能夠讓毛澤東粉身碎骨，亦再所不惜呢？只有他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只有他的理想，只有他的終極。當然，這樣的想法是現在的“公仆”們永遠無法理解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這是毛澤東信念。但是在毛澤東的思想里，出現了一種類似悖論的東西，那就是本應該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有可能騎在人民頭上成為“主人的主人”。在毛澤東時代，這一點恐怕只是處在萌芽狀態；但是，只要有萌芽，就可能出現參天大樹的。毛澤東的防患于未然，是能夠贏得真正高尚的人們的尊敬的。當然，關于毛澤東的整黨，許多人是有微詞的，看一下韋君宜的《思痛錄》就知道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這當然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的。但是，在思痛的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具有許多崇高、偉大的東西。譬如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我們現在也說不出有什么錯，當然這種方式，也可以描述為對思想、精神、靈魂的折磨。然而，一旦這種方式壽終正寢，都出現了出多恬不知恥的公仆，我們又做何感想呢？本來，文革是有許多錯處的，去否定這種錯處，并沒有什么不好。但是，由此發展到妖魔化文革，甚至全盤否定毛澤東時代，那就大大的錯了。有的人指責別人沒有擺脫二元論，但是，在他們的心思里，凡是懷念毛澤東的，就是污蔑改革開放，這又是幾元論呢？把許多的崇高的、偉大的、神圣的東西，全都拋掉，那我們還會剩下什么呢？毛澤東的晚境是凄涼的，但這種凄涼，恰恰是為了我們不再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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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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