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會離“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越來越遠？

如果單從這個獎項的本身來講，我其實不是太在乎，有沒有也不是一個事關生死存亡的大事，但是，說對此毫不在乎也不全然，象經濟和文學諾貝爾獎我是把它們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還是存相當重的指標意義的，得了該獎不見得就什么都解決了，但永遠得不到也至少說明了中國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確存在太大的差距。

現在，很多中國人有一種說法，說是西方歧視中國人，故意不把諾貝爾獎給中國人，經濟和文學不好完全排除這種因素，但是，自然科學領域似乎不存歧視性問題，中國如果不服氣，其實可以把中國已經取得的所有研究理論成果與已經獲得諾獎的同期成果對照一下就很清楚了，尤其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甚至沒有取得一項令世界承認的理論創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性“科學春天”。

有人說中國現在的高科技產業那么多，怎么叫沒科學呢？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很不容易，我不妨把它簡單分解成兩個方面來講一下：

第一方面：高科技產業不是理論創新，是技術轉移。技術可以自己研究，也可以從外國引進，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的技術主要靠自力更生，八十年代以后主要靠引進，近三十年來中國誕生的幾乎所有新興產業無一不是靠市場換技術得來的，大家不妨問一問自己，中國現在有哪一個國民產業的核心技術在自己手上（國防軍工產業也是繼承前三十年的基礎）？有人說1978年以后是中國科學的春天到了，中國的高科技與國際迅速接軌了，實事是這樣嗎？在我看來肯定不是，現在的中國，無論是象中科院一樣的研究機構，還是千百個高等院校，無一不是在“學手藝”，什么是學手藝？就是簡單地跟著西方學技術，象中國的師傅帶徒弟一樣，頂多出現幾個徒弟超師傅的特例，但決不是無師自通地創出來個什么新興產業，中國現在所謂的“高科技”產業并沒有高科技，只能相對于中國國內來講算是“新科技”，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為核心技術都在別人手上，有人說袁隆平、王選的技術不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嗎？是的，袁隆平的水稻的確非同凡響，但是，他沒有從理論上發表論文，是一個天大的遺憾，王選的技術也可以算是中國人的特殊驕傲，但他的局限性在中國，他的局限性也是在工程而非理論，排除這些兩項，可能只有再向前推進到毛澤東時代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袁隆平也好，王選也好，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也好，都是在那個被稱為“科技的冬天”里作出原始性創新的，如果放在“春天”來做，恐怕都會胎死腹中，因為，市場換技術比自己獨立搞要快得多。

第二方面：中國的理論研究接近于二十世紀初的水平。肯定有很多人反對我這個說法，這么多的大學和科研院所，怎么說中國現在還處在二十世紀初的水平呢？大家不用懷疑，從諾貝爾獎的純理論要求來看，中國可能還不到那個時候的水平，無論是北京大學還是南京大學等理論科學比較強的大學，還是理論研究水平比較高的中國科學院，你現在幾乎找不到一個純正的理論工作者，更談不上科學家了，他們都干什么去了？他們都去搞生產力了，在今天的高校和科研機構，如果你不搞生產力，你就絕對成為“沒用的人”，你就絕對拿不到項目，絕對沒有科研經費，國家科技部每年的少量理論研究經費還不夠“項目人”的吃喝玩樂和回扣，理論研究沒有準確時間結點，上面不愿意給錢，下面不愿意搞馬拉松式研究，兩頭不討好，在“科技產業化”主導一切的今天，在物質欲橫行的今天，中國有哪一個部門能安心搞純理論，也許有人認為我太武斷，怎么能講中國三十年沒有純理論創新呢？我說一點也不武斷，如果有人能拿出來什么理論來曬曬水平，我一定可以找出國際上相對應的同期水平進行對照，凡屬讀工科畢業的朋友，你在學習慢長的學業中，發現千千萬萬個教學理論中有哪一個或幾個是中國人的嗎？十多億中國人居然在自己學習的所有理論課程中找不出一點理論痕跡，那我們憑什么要得到理論研究的諾貝爾獎呢？不搞理論研究的中國是沒有資格得到諾獎的。

中國現在還是做“諾獎”的看客比較好，為什么呢？

做“諾獎”的看客不是我們的目標，但又是我們必需經歷的階段，象做其它任事情一樣，不先看看別人怎么做、做了什么，我們又怎么知道從哪兒切入呢？我們國家的許多科技工作者，甚至包括一些處在人才高端的院士、首席科學家們，也表現得十分浮澡，哪兒有錢往哪里鉆，誰給錢誰就是他們的導向，即我們常說的“有奶便是娘”，還理直氣壯地標榜自已是按市場經濟規律從事科研，是服務于經濟建設，如果真能做到他們所說的那樣，倒也無防，關鍵是學術界、科技界近年來“掛羊頭賣狗肉”的風氣實在太壞，國家自然科然基金會相繼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就是例證，更為可怕的是，在高校、在科研院所，學術造假已經形成了一股潮流，并在影響著學生和青年科學工作者，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諾獎”光顧我們，可能就給我們一個“安慰諾貝爾獎”或者是“剽竊諾貝爾獎”，但我估計是沒有人敢去領獎的。

 做“諾獎”的看客還有一個作用，就促使政府在人才認定機制和人才使用機制上進行觀念和體制上的調整，如果真要說透這二種機制，還真不是我所能為的，但我們還是可以從簡單而又直觀的實事就事論事的，首先，人才至少不能靠剽竊為生，人才不能以做假為榮；其次，在人才使用上，不能“學而優則仕”。前一種情況反映的是我國當前遴選人才上的不科學性，后一種情況反映的是國家在對人才使用上的官本位。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的確涌現出了一批有潛力的人才，近些年來從國外也回來了一部分優秀人才，但是，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這些人才在小有成就后都成了政客，而且，大多數都是搞自然科學的，這些人當官后，名義還是兼顧著科研項目，但內行者和圈內人士哪個都明白，在中國既要當好官又要做好學問簡直是難于上青天，就是在國外也很少有兩者兼顧的，這就從用人機制上浪費了一大批本來可以取得更大成就的人才。還不僅僅是浪費，更大的害處在于它的引導作用，好象“當官”成了檢驗人才與否的最高標準。

中國從歷史到現在，從來就不缺乏人才，也創造了無數人類史上的科學成就，一時的停頓不足為怪，也用不著害怕，只要虛心地向別人學習，扎實地打好基礎,大膽地堅持創新,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不再是“諾獎”的看客，而是“諾獎”的常客。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0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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