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性成份，從道理上講本應當成為舉國歡慶的時刻，但是，現實情況并非如此，民間的愛國情緒并沒有如想象中一樣被再次點燃，相反，倒是出現了非常可怕人民思想的尖銳對立，尤其是出現了不該出現的派別爭斗，在我看來，新中國六十年了，有關方面應當有能力化解尖銳的思想對立，更不應當成為思想對立的制造者，為什么現在中國社會出現不和諧的各種對立情緒呢？怪老百姓嗎？我看沒有道理。

從過去到現在，我從來都不反對改革，也不反對開放，因為，無論是從新中國歷史的哪一個階段來看，還是從人類歷史的進程來看，我們都是在設法踐行，即使中間因國家戰略的需要有過曲折經歷，但并不能否定新中國領導人有意抵制過改革和開放，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現在，中國有些不可理解的是：有些人想把“改革開放”這個詞當作其護身符，當作中華民族的“宗教教義”，以期其成為中國人未來永世不變的信仰體系，這就有些說不過去了。　　

一、現階段把“改革開放”定為“教義”的幾個主要原因。　　

1，滿足西方社會的需要。中國人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核威懾和自己想要的航天成就，為中國人獨立自主地與世界各國打交道創造了一個很好的武裝基礎，也為后來與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決了中國人接觸西方人的恐懼心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隨著一種變形的“改革開放”的向前推進，中國人從“不恐懼”又回到了“怕得罪”的歷史循環，“改革開放”成了中國討好西方政治勢力的一種承諾、一種口號，也是中國人給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鎖，哪一天不喊“改革開放”，好象西方人會抽我們的鞭子、打我們的屁股、搶我們的政權一樣令人害怕，這種思想牢牢地掌控了一大群中國政治人物和民間親西方勢力，“改革開放”現在發展成了不是為中國而提、而是為西方而設的境地，它已經不是政治口號，而是中國人對西方的“保證書”和“宣誓詞”。　　

2、為滿足國內資改派的需要。中國經過近幾十年的變革，已經由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性“跨越”，從而也順其自然地產生了中國式資產階級陣營，這個陣營還在不斷地擴大，這個陣營對于中國政治的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很有可能將中國帶入到“官僚政治”和“寡頭政治”階段，這個陣營現在已經基本控制了中國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民群眾對于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接近于一種擺設，普通百姓對于自身權益的保障權力也接近于完全失守，資產階級要維系其政治和經濟目的，最有效的“教義”是什么？現階段毫無疑問是鄧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同志在提出這個概念時未必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但是，資產階級卻聰明而高調且不時失時機地將其神化成了中國式的“基本教義”，因為它帶來了看得見的“物質享樂”，這種“教義”短時期內具有相當強的傳播優勢和接受普遍性，對于普通的人民群眾來說，被洗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總體來講，資改派可以說已經完全掌握了把“改革開放”當作維護他們自身利益“宗教教義”的絕對控制權，誰不推行，誰可能就失去了資本和政治的支持，誰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3、政治方向的迷失。前面我已經提到中國現在形式上已經處在了資本主義階段，盡管我們不愿意承認，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宣傳中必須強調中國社會主義特性是出于對憲法的“尊重”，因為憲法明文規定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制度，在走什么樣的道路的問題上中國已經處在十分難以決擇的情況下，口號也就成了一個難題，不提“改革開放”好象滿足不了資改派的要求，不提社會主義又滿足不了國家大法的強制束縛，但是，變了味道的“改革開放”又不能代表政治現實的真實面貌，所有的中國政治人物都在徬徨，提毛澤東思想又擔心自身利益受損，顯得是提心吊膽的，左右權衡，他們最后還是選擇了把“改革開放”作為，因為這至少能保證他們自身的利益不至于嘗失，政治的迷茫不必由某一個人來承擔，歷史和人民終究會承擔的。　　

二、為什么不需要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的“教義”？　　

1、改革的歷史永恒性。人類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處在無時無刻地改革進程中，盡管不同的階段叫法也許不一樣，有時叫“變革”，有時稱“革新”等等，但是，本質的意義就是我們現在掛在嘴的“改革”，如果人類沒有改革，怎么能進步到現在這樣的文明社會呢？中國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國家更是沿著這樣的路走過來的。即使是新中國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國也同樣是在嘗試著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從來沒有停止過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為中國改革的起點是經不起推敲的，拋開遠的歷史不談，從近的來說，華國鋒執政后，實際上也加大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力度。　　

2、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是在邊前進邊改革嗎？有哪一個國家是原地不動的過日子嗎？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做著推動社會發展的改革。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哪一個國家以某一年作為其“改革的起點”來紀念的，因為改革是普遍的，是無需紀念的，中國為什么就要例外地紀念呢？我們到底是為了紀念某個人？還是為了強調1978以前中國沒有改革？如果說紀念鄧先生在某些方面做出了性歷史貢獻，我沒有任何非議，但是，如果是為了紀念一個人而刻意否定另一個人，那就顯得不夠光明磊落。　　

3、改革的歷史側重性。不同時期中國面對的國內和國際形勢都不一樣，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不一樣，采取的改革手段也會不一樣，改革的側重點會不一樣，最后產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樣，當歷史條件和歷史人物出現變化，社會局面可能也會產生新的不同特點，改革就必須從解決一種主要矛盾轉化為解決另一種主要矛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很難從“社會主義的一面旗手”上掙脫出來，因為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選擇了當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隨便倒下；因為我們要進聯合國，離開了同一社會陣營的幫助，我們將毫無作為。當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最大戰略問題解決以后，中國與西方的意識形態的斗爭明顯減弱，國內經濟建設的步子也明顯加快，與西方的接觸也明顯起步，我們可以翻開中國的歷史年鑒找到答案。另外，毛澤東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個敢與美蘇交惡的領導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幫助他解決國內問題，毛澤東是一個讓他們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澤東時代改革的艱巨性可想而知。當中國進入另一個時代以后，中國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對任何西方國家來說都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中國的改革阻力大為減小，資金推動力明顯加大，所以，從物質的豐富程度來講，改革的進步性很快讓人民忘記一切，“物質欲”一直伴隨三代人走到現在，不過，單用物質來考察改革的成果還為時尚早，等待檢驗的東西還很多。再說，即使不是鄧小平主導第二代領導集體，換一個人來主導，只要中國愿意敞開市場，誰領導中國誰都會得到西方的物質，中國還不一定不如現在和諧，把現在的一切記在某個人身上好象有些牽強。歷史的進步是積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4、開放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因閉關鎖國導致清王朝的滅亡，這一點新中國的開國元老們不可能看不到，他們從內心肯定渴望開放，希望在盡快的時間內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認他們的主動性，是不客觀的說法，在西方陣營對中國采取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對第三世界國家盡了最大程度的開放，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我們也選擇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贏得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和合作，毛澤東時期對外開放的主動性是不容質疑的，但是，外部環境的惡化、西方世界的封鎖又使當時中國開放的被動性顯而易見。到了1978年以后，中國基本上拋棄了國家的非物質戰略，轉向了物質決定政策的戰略階段，只要有物質上的滿足，什么樣的開放都可以實現，超乎想象的主動性讓西方世界調整了對華政策，由單純意識形態的圍剿轉向到以經濟圍剿帶動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圍剿，也就是說通過對中國經濟的控制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根據中國目前的現狀，應當說西方國家的基本目的已經實現，唯一還沒有達到西方徹底滿足的領域就是：軍隊還沒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變思路，最后的防線也有被突破的危險。　　

5、開放的廣泛性。有人說1978年以來，中國成了世界工廠，中國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這些評價，從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沒有人能否認三十年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空前的，因為中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產業幸免于難以外，中國很難看到沒有向西方開放的領域，現在，連一向被視為弱質產業的農業也基本被跨國集團操控，“中國人挖資源，西方人控技術”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鐵律，科技、文化、經濟、價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無形和有形之手，討好西方人的認同感和贊美是當前中國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態，誰反西方誰就是封建思維的代表，誰不融入洋人的價值軌道，誰就是沒有文化和教養的落后群體，處于集體阿諛奉承心態的中國完全沒有活在自尊狀態之中，“只要能過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種上、中、下層中國同胞的共識。“褲檔開放”其實只是中國最廣泛開放的一個小部分，比“褲檔開放”更可怕的是中華民族處于一種向“大腦動物化”發展的趨勢，完全失去了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應有的氣質和內涵。　　

6、開放的陰謀性。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處于相對的開放狀態，但是，涉及到不同領域和層面的開放，各個國家會大有不同，有些國家的開放領域和開放程度會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中國有很多領域的開放則完全是被陰謀者所利用，有些領域是中了外國陰謀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國內漢奸的圈套，傳統產業和國家高端產業的西化可以說是因無知和目光短淺而中了外國人的圈套；而金融、軍工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的淪陷則完全是國內漢奸內外勾結的結果，因為兩方面的失敗均不同程度的因為陰謀的存在，所以挽救起來極為艱難，最后就只能是：國家的損失人民承擔。中國年年喊大發展，喊了幾十年，大部分人民卻處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說是中國人多的緣故，其實是胡說八道，中國正是由于龐大的人口優勢才保證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象中國這樣的獨立的完全流通的單一系統，這樣的系統能量是任何一個經濟體也無法比擬的，一個固定的系統，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絕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確切的原因應當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快速集中到少數先富起來的人手中，更廣泛的人民群眾得到的是經濟成果的殘羹冷汁。　　

“改革”和“開放”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無時無刻存在的一個中性詞匯，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任務和方式可能有別，但是，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國家穩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開放”獨立于某個時代過度解讀，其實透露出的不是“科學的發展觀”，而是“人治的發展觀”，為了政治需要，為了造神需要，我們把“改革開放”價值絕對化了。

中國必須盡快走出“以個人需要定歷史”的人治主義思想，盡快走上“按實事書寫歷史”的科學道路上來。

三、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信仰體系？

如果中國不把“改革開放”作為中國人的信仰體系，那么有沒有合適的可能讓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信仰體系呢？有沒有讓中國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信仰體系呢？我看是有的，并且也很簡單：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從人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作為世界性的信仰都是可以的，從新中國的歷史來看，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信仰也是沒有什么疑問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里的正確內容都是在毛澤東思想中有明確表述的，沒有必要另立思想，在可以預的未來，中國很難在幾百年以內再出現能與毛澤東思想同樣偉大的理論，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可以作為幾百年內中國人的信仰體系，現在就只差形成共識了。

中南大學孫錫良（禁止轉載）200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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