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員做老板幫辦，在中國成為許多地方政府樂此不疲的行政時髦。

炙手可熱的中國政壇明星仇和，其為人稱道之處就是招商的大張旗鼓和改革的大刀闊斧，其個性化施政的亮點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做好投資老板的幫辦。在屢處風口浪尖的從政生涯里，他一直緊抓“招商引資”的法寶。1998年仇和主政的沭陽縣，給教師下達“招商引資”任務，結果引起集體罷課，此事被央視《焦點訪談》披露；2002年，仇和主政的宿遷推行1／3干部離崗招商、1／3干部輪崗創業，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引起媒體集中轟炸；查閱仇和到任昆明后的歷次講話，處處可見其對招商引資的重視。雖然以成立35個招商分局實行專業化、全天候、拉網式、駐點式招商，來代替他過去在江蘇推行的政府全體部門招商，但“招商引資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績”，依然成為他一路不變的招牌施政口號。他要求昆明各有關部門不但要完成招商引資目標任務，更要積極主動地幫助招商企業代辦、幫辦、包辦。

僅從字面理解“幫辦”一詞，大家可能感受不深。我說一個親身經歷的事例，也許就會更明白。今年三月份，我隨浙商投資考察團到訪昆明市。在昆明三天考察期間，當地政府官員無比周到地陪同、陪吃、陪談、陪娛樂。其殷勤服務之程度，可以說，讓人連單獨竄到昆明小巷吃碗米線的機會都沒有。當地官員說，投資老板就是我們的上帝，你們的要求就是我們的追求。在參加昆明某區區委書記的歡迎晚宴中，一位浙江經濟強市領導不經意談及了云南茶文化，不出五分鐘，區文化局長就進來作陪，贈送了一本七八斤重的茶文化精裝版書籍。過一會談及開發區用地政策，轉眼功夫，區國土資源局長也奉命進來陪談。區委書記自豪地說，仇書記來了以后，我們很重視投資考察團。現在我們區有12個局長在這個飯店待命，需要談哪方面的問題，我們都有相關局長進來解答。最后一天，考察團有位浙商看中一個商業區塊，但見民房錯落擁擠，甚是雜亂，深感拆遷難度很大，就問陪同的區經貿局長，如果投資這里做商業項目，需要多少時間做好拆遷？局長伸出一個指頭，浙江老板以為一年，就說：“和浙江差不多么，要一年時間吧。”局長搖搖頭，浙江老板有點狐疑，問：“一個月？”局長還是笑著搖搖頭。浙江老板壯著膽子瞎猜：“一個星期？”局長肯定點點頭。浙江老板考察回程中跟我說：“昆明官員吹牛，拆遷上百戶人家只要一個星期，真是天方夜譚。”沒有想到，過了六天，浙江老板在昆明給我掛電話，激動地說：“上次看的那塊地方，現在已經推為一片平地，一百多戶如人間蒸發。我不買下來投資，真有些不好意思了。”再過不到十天，浙江老板已經成為那塊商業中心的地產開發商。他說，地價低得讓自己都不好意思，半夜醒來都偷偷笑。

親身經歷的昆明投資考察之旅，讓我對政府幫辦有了活生生的體驗式解讀。政府對老板幫辦如此之周到、如此之賣力，始料未及。由于仇和以改革強人的形象，仕途一路高升，其推行的“招商引資政府幫辦”創舉，自然成為繼任者和其他地方領導效仿的行政良策。“幫辦”，一時間成為江蘇許多地方黨政領導的口頭禪，美其名曰：“打造服務型政府。”

在仇和從政的起步地——江蘇沭陽縣，現任縣委向社會作出響亮的公開承諾：“對破壞發展環境的案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對侵害客商利益的人和事，從嚴從快懲處到位。” 沭陽實行經濟110、公安110、新聞110聯動機制，值班電話實行24小時暢通，接受投資老板的投訴，馬上幫辦，隨時隨地為他們解決各種問題。

在仇和政治明星之路起跑線——江蘇宿遷市，繼任市委書記張新實繼承和發揚了仇和新政，對宿遷官員們嚴格要求：“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務的單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備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項目一線鍛煉、考核。除了公檢法和紀委，其余任何機關都有招商指標，人大與政協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傳部是每年1000萬元，衛生局是2000萬元的指標，經貿委是4000萬元。”他一再要求下屬，“干部要為企業家服務”，“每個項目都有一個幫辦”。一個常被援引的例子是，宿遷市國稅局局長為一個招商項目當“幫辦”，為了給投資企業辦理海關手續，南京跑了五六趟，頗受“磨難”。在宿遷，每一個項目都有一個公務員做幫辦，負責項目進展中與政府打交道的事，“老板不在幫辦在”。有什么樣的市委書記就有什么樣的執政方式，宿城區區委書記楊明強更激進，他把市委組織部直接稱作“幫辦部”、“督查部”、“考核部”。

在仇和的明星政治示范效應下，江蘇各市縣政府紛紛以幫辦招商企業為榮。江蘇盱眙縣委書記在縣委工作會議上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講話，深得仇和施政風格的三昧，特摘錄如下：

“各級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要把招商引資作為第一政績、第一責任、第一大事，帶頭招商、帶領招商、帶動招商，使本職工作業余化、招商引資主題化。要學習山東省提出的‘厚著臉皮、硬著頭皮、磨破嘴皮、跑破腳皮’的招商精神。招商引資的項目要‘鋪天蓋地’，總的原則是：資金不論多少，能投向盱眙就行；老板不排大小，能來盱眙就好；產業不分一二三，能到盱眙都要。當前招商引資尤其是招引大項目已是一種你爭我奪、你敗我成的殘酷競爭，已成為短兵相接、刺刀見紅的殘酷廝殺，招商隊伍的強弱往往成為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狹路相逢勇者勝。面對日益殘酷的競爭態勢，必須不斷強化專業招商隊伍建設，把專業招商隊伍打造成‘虎狼之師’、‘威武之師’，打造成尖刀班、敢死隊，打造成‘孫悟空’、‘諸葛亮’，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壯士斷腕的勇氣、敢打必勝的信心，不怕吃閉門羹，不怕碰硬釘子，不怕坐冷板凳，不怕聽冷言語，堅決打贏這場招引大商的攻堅戰。現在和將來會更加明確：誰嚇跑、氣跑一個客商，誰就是盱眙人民的罪人；誰破壞盱眙發展軟環境，就堅決砸掉誰的飯碗、摘掉誰的帽子。只要冠以‘盱眙’二字的單位，都要統一到縣委、縣政府的決策上來，統一到為客商服務的大政方針上來，統一到為盱眙發展的大氣候中來。各級干部要改變就學習論學習的觀念，不戀官場戀市場，走出機關闖市場，在項目推進中搏擊成長，在招商引資大潮中接受洗禮。”

讀完盱眙縣委書記這段講話，頓感中國地方政府黨政領導對招商引資的狂熱，躍然紙上，洶涌澎湃，撲面而來。這些地方官員對招商引資的良苦用心，已經從漢字中找不出一個精準的形容詞。他們把招商引資看成高于一切的工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完全可與仇和試比高；對老板投資的幫辦，一點也不比仇和遜色。

在江西，每個投資浙商都有政府部門發給的政策綠卡，享受各種政策優惠甚至默許某些特權，比如在嫖娼賭博被抓獲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交通違章時免于處罰；在山東，地方政府對外來投資項目可以超常規審批和運作，有城市的商業地產項目工程建設已經過半開始預售，居然可以連土地證都沒有；在重慶，投資商只要交下不多的投資定金，政府就可以包辦其他事宜，甚至包括疏通銀企關系；在湖南，投資商在金融危機、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出面擔保貸款；在湖北，地方政府提出“為客商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客商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在遼寧，更是在省長親自帶隊下，浩浩蕩蕩的政府招商大軍多次席卷珠三角和長三角，十四個主要城市市長經常前呼后擁，三次抵滬，兩次去穗，兩次去港，更有一次兩百官員赴日招商一場空，五千萬日元打了水漂，給陷入戰后最嚴重經濟困局的日本社會，留下了“遼寧真有錢”的深刻印象。

民生為政府第一要事，發展經濟就是為了改善民生，這話沒錯。招商引資作為各地政府謀求快速發展的有效舉措，這也沒錯。問題是，各地黨政領導在“萬般皆下品、唯有經濟高”的思想誤導下，把招商引資奉為政府“天字第一號”任務，大批干部離崗招商之風越刮越烈，各項“以引資論英雄”、“以項目促發展”的“土政策”還是大行其道，政府官員對投資老板從代辦到幫辦直至全辦，從而導致公眾對這種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政資不分的官商一體招商引資行為產生質疑，對政府應有角色、法治精神、公平原則和政績觀深感憂慮。為什么黨政官員招商引資的工作勁頭頗似拼命三郎呢？

一是扭曲了的“政績觀”使然。客觀地說，由于經濟發展的嚴重失衡，欠發達地區僅靠區域內的循環已經不能推動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招商引資便成為政府理所當然的頭等大事。走出去，請進來。從出發點來講，政府對招商引資的努力是積極的。但各地黨政領導一把手為何總喜歡自己親自上陣？答案很簡單，因為招商引資最能體現官員政績。工業DGP的面子需要招進項目來撐，城市建設的胭脂需要引進資金來抹。招商引資項目不管付出的成本如何，不管實際成效如何，一個個似真似假的項目、工廠、企業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也是最能凸現自己政績的。由于招商直接與政績掛鉤，一些地方開始玩弄招商的數字游戲，制造虛假繁榮。某地明明只是一個100萬元的項目，通過包裝卻成了1.1億元的項目。更有甚者，找人冒充客商，大搞假招商，愚弄上級，從中漁利。

二是欠科學的“干部考核”。盡管近些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較大進展，科學、合理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已逐步建立。但在考核干部和選拔干部上，真正嚴格按照考核辦法執行的并不多，往往還是黨政一把手說了算。也正由于“一把手”說了算，“干部評價”的標準漸漸發生了扭曲：招商引資不知從何時開始成了政府部門的第一要義，為了發展，只要能引資上門就是能人，就要重用，就要給予高額薪水，而引資指標和數目也成為評定官員業績和決定去留的唯一尺度。這樣的用人標準雖然在極力追求經濟發展的時期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不少地區為了引資而引資，甚至難免將官員逼上不擇手段、不加鑒別的引資之路。很多黨政一把手把招商引資當成了當地經濟發展的最核心的工作，層層下達指標，大搞全民招商運動，不管是不是與經濟建設相關的部門，都要硬性完成這些任務。連憲法賦予監督政府職能的人大都不例外，豈非咄咄怪事？

三是不健全的“約束機制”。缺乏科學有力的決策責任追究制，是導致政府敢于在招商上不斷加碼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活動中能夠參與或協助投資，甚至讓大批黨政干部放下日常工作離崗招商，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們目前的制度安排對政府行為還沒有一整套科學、有效的管理與約束機制，這也是中央政府調控政策在一些地方遭遇阻力的深層原因。

四是變味了的“功利主義”。雖然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一再重申歷來國家對經濟體制改革下的管理方式方法：“各級政府抓經濟發展，主要是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不能包辦企業投資決策，不能代替企業招商引資，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但是，事實并非如此。不少地方政府非但難以脫下全能政府的外衣，而且進一步巧立名目設立包含眾多政府官員在內的所謂“招商引資領導小組”、“招商引資管理委員會”、“招商引資指導委員會”等機構，并且對官員制定“有償提成”的招商引資激勵政策和制度。

當前中國各地招商引資力度越來越大，各地政府之間互挖墻腳，惡性競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甚至一個政府內部的各部門之間都在搞惡性競爭，因為每個部門及其領導都有招商引資的指標與硬性任務。其結果是把大量的好處與利益讓給了招來的商人，本地區得到更多的是虛名（ＧＤＰ增長了），而遭遇實禍（農民失地、稅收流失、環境污染等）。這樣既破壞了市場經濟自身的運行規律，又使整個社會不能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可以說，地方政府瘋狂的招商引資已經成了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難以逾越的一道坎，同時也是中國權力不受制約的痼疾。許多地方熱衷于各種招商的大型活動，而輕視招商的實際效果，興師動眾，以政府出面、長官帶隊，出動大批人馬組團到各地舉辦招商會。各項招待應酬費用龐大，實際上卻很難產生真正的效果。相反，只會助長了好大喜功的形式主義，也為弄虛作假和揮霍腐敗大開方便之門，而浩浩蕩蕩“折騰來折騰去”，折騰掉的是勵精圖治的決心與憂患意識，浪費掉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和實事求是謀發展的良機。

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國策，讓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百姓過上小康生活，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但是，如果一味只堅持經濟發展為中心，必然導致“成就極大，問題極多，極難解決”的社會局面。當前隨著經濟成就的提升，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官員貪污腐化、三農問題、貧富差距、教育不公、醫療弊端、房產天價、環境污染、假貨泛濫、奢侈浪費、高利貸復活、嫖賭毒泛濫、笑貧不笑娼等等，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政府長期對經濟發展一個中心的政策導向，使全國上下彌漫著濃重的爭利拜金主義，從而產生全社會的信仰危機和道德缺失。同時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為了達到經濟發展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城市拆遷中竟動用黑社會，官商黑三家聯手對付老百姓，為了錢什么缺德事都敢干。一些政府部門的無良行政導致民怨累積，建國六十年來，官民關系從未像今天這樣充滿不信任甚至敵意。

昆明一位區委書記說：“投資老板已經想到的事情我們要辦得好，老板一時沒有想到的，我們要同樣想得到，辦得好。幫辦，就要爭分奪秒地去辦，雷厲風行，馬上就辦。通過提供全方位、大力度、保姆式的幫辦服務，真正做到想投資老板之所想，辦老板之所需，解老板之所難，感到政府的無處不在。”

這番話很溫暖。我想，要是對普通老百姓說，那該多好。中國的輝煌成就，不應該只是寫在高聳林立的城市高樓，更應該寫在每個老百姓幸福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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