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設計的政治架構何以長袖善舞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人們已經可以發現，在同一個政治架構內，中國竟然既能玩轉計劃經濟，也能玩轉市場經濟。這樣，中國就已鐵的事實證明了鄧小平的著名論斷，即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而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分標準，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正是破除了關于計劃和市場問題上的傳統教條主義觀念，才打開了改革的局面。而蘇聯則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栽了跟頭，所以中蘇前景不同就很自然了。
中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黨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全國和地方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制定法律的機關，是選舉各級政府的機關，各級政府按照人大制定的法律依法行政。可以說，哪種意見能夠獲得多數人大代表的擁護支持，就能夠上升為國家意志。誰能夠取得多數人大代表的支持，誰就有可能入主政府。故而，在中國現行政治架構中，取得人大代表多數席位，是直接推行相關政治主張的重要途徑。
中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能夠為社會各方面政治力量提供一個緩沖的對話平臺。不管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實行市場經濟，各種政治經濟勢力方面的矛盾沖突，都可以在政協得到相當程度地緩沖減壓，這對有效緩解社會矛盾提供了有益的制度保證，能夠很大程度上解決社會上不同各方力量可能出現的嚴重無序競爭狀態。
毛澤東設計的政治架構充滿辯證色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現出集中統一的特點，政治協商制度體現出民主共商國是的特點，最后，最終國家的一切權力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體現出人民當家做主的特點。
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國家統一，有利于集中國家力量辦大事，這對于維護中國的統一非常重要，對于中國追趕先進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非常必要，這也是能夠有效實行計劃手段的重要保證。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有利于團結社會各方面的力量，能夠較好較快地動態地反饋社會各方面的意見信息，這對于推進良性有序的市場建設尤為重要。
從中國歷史傳統來看，中國自秦朝以降，在中央集權的政治架構下，一直實行著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且古代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是非常徹底的，連土地都實行私有制，可以自由買賣，每一個朝代發展一定的時間后，經過充分的土地市場競爭兼并的過程，大量的土地開始集中壟斷到少數大地主手中，社會貧富極度分化，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一定條件下爆發為農民起義戰爭，如果起義成功，則進行改朝換代，然后再重復土地兼并農民起義的周期性過程。
中國歷史表明，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順利實行市場經濟是不在話下的，而且可以實行的極為徹底，如土地都可以自由買賣。但是，歷史同樣告訴世人，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社會財富（過去是以土地為標志，現代是以資本為標志）向極少數人手中集中，最終必然激化社會矛盾，無可避免地要爆發社會動亂，造成嚴重社會問題。
這就表明，如果放任市場自由競爭的話，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超過某個限度，則市場就會崩潰。如美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生的大蕭條即為一例。
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一開始是通過發動戰爭的方式來釋放這種激化的社會矛盾，當戰爭越來越行不通之后，就開始嘗試通過社會改良，利用社會福利制度等手段來調節財富分配，這樣就減緩了社會矛盾積累的速度。但是，這些做法只能延長矛盾爆發的周期而已，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近期美國由于國內矛盾的不斷激化，而再次拿起戰爭武器發動對外戰爭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人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玩到一定的限度，就玩不轉了。
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結果，必然是社會財富越來越大量地集中到少數財團手中，社會貧富日益分化，富人和窮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必然誘發經濟崩潰，進而引發一定程度的社會動亂。長此以往，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周期性地折騰地話，必然元氣傷盡，把資本主義制度給玩完了。
而建立在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因為涉及到國計民生的重要資源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少數富人手中，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優勢來調節社會矛盾，把社會矛盾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波動，避免出現經濟崩潰和社會大規模動亂現象。
因為中國搞改革沒有象蘇聯那樣盲目地拋棄原有的政治架構，故而中國的改革震蕩就比蘇聯要小得多。打個比方的話，如果把國家比作一輛汽車的話，國民就是乘客，而執政黨就是司機。蘇聯的改革等于是把原來的司機一下子換掉了，結果必然引起重大混亂。而中國的改革不換司機，只是要求司機調整一下開車的方式，當然造成的震蕩會小得多了。
總之，因為中國的改革沒有拋棄原有的基本的政治架構，則有利于中國最大程度地可以化解社會的各種矛盾，而這些優勢是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具備的。經過實踐檢驗，毛澤東設計的基本的政治架構能夠經得住不同經濟模式的挑戰，真是令人無比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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