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讓我聯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法國的時候，觀察到一個頗令我意外的現象：每當談到中國的文革，我們這些或多或少深受其害的中國留學生無不“全面否定”，而法國的教授和同學們]則在話里話外對文革式的“理想主義”流露出贊許憧憬之意。用句法國人熟知、中國人淡忘的政治符號，我們留學生的立場偏“右”，而那些法國知識分子的立場偏“左”。
有趣的是，在隨后的這些年里面，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物身上反復觀察到了同樣的“反常識”現象，即一些海外背景的學者偏“左”，一些內地背景的學者偏“右”。這種傾向似乎在那些由海外回到內地工作的學者和由內地出國在海外僑居的學者升上表現的更為明顯一些。
比如當下在大陸人氣頗高的郎咸平教授，對于匯率改革有個高論：“什么叫匯率,各國政府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匯率”，并據此反對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對美、日屈服。據他自己說“我本人是臺灣出身的,在美國受教育,我在沃頓商學院念的金融學博士,然后留在美國大學教書,我教過的學校包括密西西根大學、沃頓商學院、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等,我沒有理由主張固定匯率,我沒有理由主張外匯管制,好像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講的話。在國內可能覺得我這人過于左傾。”（2005年10月1日在澳大利亞的講演）
再比如另一個臺灣的大師李敖。李敖雖然從來沒有出過國，但是在1949年離開大陸，所以對大陸和社會主義中國也沒有感性認識。李敖曾經這樣說過：“我喊MZX萬歲，因為他親手發動了文革”。這樣的話在大陸可能根本聽不到，喊MZX萬歲的人可能還有，但是因為“文革”喊萬歲的人就難找了。倒不是言論自由的限制，而是很少有人向李敖這樣發自內心的這樣講。李敖認為“MZX發現了問題……也只MZD那樣深遂的思想才發現，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鞏固平民政權的本色”。（鳳凰衛視《李敖有話說》）
李敖的理論在北京作家王朔眼里不過是 “三角貓功夫”，“也好意思稱大師”。文革中在軍隊大院中長大的王朔對自由世界的美國心馳神往：“我告訴你，美國是什么地兒，是全世界被侮辱被壓迫逃出去的人建立的一個美麗的國家”；“你們丫對我客氣點兒，擠兌我，我他媽我當美國人去”（王朔《鏘鏘三人行》）。
我在這里關注的不是這幾位學者精英們的論點本身，而是對他們“左”、“右”的價值取向感興趣。在資本主義社會成長的學者，卻不完全認同市場經濟的工具和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相比之下，許多在社會主義社會受教育的知識分子，卻往往有“右”的傾向，熱衷于在各方面與國際接軌甚至主張“全盤西化”。
也許我的觀察有限，這種海外偏“左”、內地偏“右”的現象也不一定是一個普遍規律，只是做一個疑問提出。但是就是這幾個個案也值得我們關注和分析。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現象呢？在我看來，原因可能非常非常的簡單：海外背景的人對于“自由經濟”、“民主政治”的極“右”資本主義腐朽實質有較深的認識，不會盲目迷信，故而憧憬理想化的“左”傾；而在大陸長大的人對文革式“左”的危害有切身的體驗，痛定思痛，故而容易“右”傾。往往后者認為前者不了解國情，而前者認為后者不真懂西方。
郎咸平在回答《人物周刊》記者“您一直在資本主義世界受教育、賺薪水，為什么思想會這么“左”？”的問題時回答說：不是我“左”，是內地很多經濟學者太“右”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深刻，一談改革就是“引進外資”“民營化”等等的表面現象。我就是想告訴他們，他們的觀念要改變，不能一味地看資本主義的表面現象，而要深刻的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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