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天天“見義勇為”的人

　　不是吹牛，我當年也是“見義勇為”的青少年。不光我是，我的同齡伙伴也是這樣的好青少年，我的父輩們也是這樣的好家長、好叔叔好阿姨，也就是說，我們如今這些五六十歲左右的人，按今天“見義勇為”的標準卡，個個都應該是見義勇為的表彰英雄和學習楷模。呵呵~~

　　記得當年放學后經常看到像我般大的小孩打架，我決不會袖手旁觀或躲避或喊號子助威，我會主動上去拉架，還批評年紀稍大的孩子“不應該欺負小朋友”，并沒有遭到什么打擊也不怕報復，事后各自回家相安無事；看到馬路上的老人病人殘疾人負重的人，我都會主動前去幫忙，或攙扶過馬路或攙扶回家或幫助搬扛，沒有絲毫怨言也從不向人炫耀；看到艱難上坡拉車苦力，我會馬上在后面推上一把，哪怕大汗淋漓回家多吃一個窩頭從不收人家一分錢；看到老人殘疾人摔倒，我趕緊前去仔細扶起他們，從來沒有被賴著不放索賠醫治的現象；記得十幾歲時海水浴場游泳到鯊魚網，一小伙伴突然腿肚抽筋，我沒有逃跑，而是趕緊靠前幫助他按摩腿扳腳趾，同樣我也抽過筋，他們也是這樣幫我，我們之間沒有任何需要對方付出的報酬，總認為幫忙是相互的理所應該……總之，我們那時從不索取什么，認為都是紅領巾或共青團員“應該做”的起碼營生，人家一句“真是個好孩子”的贊譽，足使我興奮一陣子。

　　大約那時我們都很單純幼稚，或許是整天受家長老師的道德教育和社會風氣的耳濡目染，加上對一些英模事跡的學習和熏陶，從不把這種 “做好事”的繁瑣小事上升到“見義勇為”的高度來認識。

　　見義勇為應該屬于“做好事”這個大范疇，也就是“做好事”的一種行為體現。說到“見義勇為”這個詞，權威解釋無非是“見到正義的事情勇于去做”的含義。但那時大家對“見義勇為”仰首敬慕，絲毫不敢與自己的“做好事”掛鉤，認為見義勇為是真正英雄的驚天動地舉動，譬如抓地主偷社里的海椒而“弄死我也不放過你”的劉文學；毅然撲向爆炸物保護群眾而犧牲的王杰、門合；不讓驚馬顛覆火車和傷及人群而殉職的歐陽海、劉英俊；為救紅衛兵列車和錢塘江大橋舍身搬枕木的蔡永祥；“不要管我，救紅衛兵要緊”而溺水的李文忠……不管這些人物如今怎樣評價或恢復事實后的真相結局，但當年確實是我們效仿的光輝榜樣。我想，凡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記憶猶新，不認為我是在胡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孟子的名句，是說人人都有同情心的含義，這句話曾以超階級觀點被我們批判幾十年。其實對人不幸寄予同情、做點好事幫助他們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到——哪怕是瞬間的稍縱即逝。說到底，這種內在之“心”就是人性優點即憐憫、同情、幫助的一種自然流露，就有可能產生成外在的“見義勇為”行動。因此“見義勇為”，既是一個人長期道德良知的積淀形成的主動所為，也有可能是人性一時迸發的下意識沖動（嘿嘿~~也許有人會對此話再批判），這就是“見義勇為”的原動力。這種所為，傳統意義上的好人有，是最多最長遠最廣泛的主流，當然，傳統上說的壞人也有不少，因為他們在量、質變化前后同樣也會“辦好事”“見義勇為”，我能舉出一大堆例子證實，譬如被認為惡魔和劊子手的希特勒，屠殺幾百萬猶太人，但對曾經在他貧困潦倒時給他母親治病的一猶太醫生廣開一面，不但不“最后解決”，還特令放行給他辦簽證讓他出國；斯大林借“肅反”消滅異己搞擴大化，殺人如麻絲毫不留情，但他在年輕時曾奮然跳海救起一落水女孩，這個被昵稱為娜佳的女孩子最終成了他的一個妻子（據說是因為厭惡他的殘酷而后自殺）；我國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的著名雜劇《竇娥怨》國人耳熟能詳，劇中的張驢兒父子是典型的流氓無賴惡人，但他們一次偶然解救了遭遇歹人打劫的小寡婦端云（即竇娥）和婆婆（呵呵~~這可是典型的“見義勇為”哈），而她們的“報恩”卻是“引狼入室”，直接導致張驢兒父子欲霸占竇娥婆媳而產生命案、最終演出了竇娥被冤屈死的感天動地“六月雪”悲劇。

　　所以本府老人家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顯然，這里所說的“一個人”，包括所有各種類型各個階層各樣臉譜的人。

　　實際上，真正的見義勇為者，一般不會對被救者、被幫助者有什么索取或非分覬覦，完全是一種人性的自然釋放。當然，也有一些貌似“見義勇為”的背后，不乏含有某種沽名釣譽或錢財交易的企圖。因此，針對某個時間某種事由某個地點發生的“見義勇為”，人們往往根據“見義勇為”的事后客觀形成善果下結論，給予主觀上的贊譽和客觀上的認定，或根據實用價值需求，妙筆生花擴大升華為高不可攀的楷模典型。對于這些伎倆，只要人眼不瞎腦不傻，都會分析出一些眉目來。因此，在判定是否是真正的“見義勇為”標準，不能僅僅從膚淺表面看瑣碎的人性流露，關鍵看能否長期堅持并上升到超出一般人的境界，以及看這個社會營造“做好事”的氛圍的崇高起點上。

　　我之所以談到過去的“做好事”“見義勇為”值得回憶，并非為那個時代引幡招魂，而是感覺如今我們所稱頌所拔高的“見義勇為”，大都是那個時代司空見慣、人們所必須具備的起碼行為，不足以津津樂道吹破天。這幾十年來，由于我們的教育失誤（這里主要指道德、法律、人本、信仰等）和“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趨向異變，直接導致社會浮躁、世風日下，許多好的東西貶了值，道德、人性成了面團隨意捏。如果說我們把顯得鳳毛麟角且起點不高的“見義勇為”表彰為精神典型，是針對如今社會人們怕打擊報復怕人財受損怕被咬被賴怕引火燒身怕影響仕途等等“正不壓邪”太多的憂慮而生的話，那許多“見義勇為”者背負的壓力、傷殘、冷落和無助的無奈而導致“見義勇為越來越少”的悲觀現實，又有誰去給予物質上的幫助、關懷和保障呢？如果把這種“補償”幾乎完全依賴于民間或個人，是不是說明我們社會對見義勇為者的“精神”在進行真正的“摧殘”？如果人人對“壞人壞事”或“見義勇為”躲之不及生怕自己占上什么是非引禍燒身，那這種令人堪憂態勢，只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墮落的連最起碼的道德低限都幾乎喪失殆盡，只能說明我們幾十年來的理想、道德、信仰等教育的倒退和失敗，只能是對我們自我標榜的理想信仰道德“教育豐碩成果”的絕妙諷刺罷了。

　　在一種原本是人性善良本性的萌動產生的行為，如“主動上去勸架”、“見人落水全力救人”、“路遇病傷者送醫院” 等等的“起碼人性底線”瑣事，拔高為“見義勇為”，實際是對神圣的“見義勇為”的貶低和嘲弄，我不知那些沒有我們如此之多如此年長的“各類教育”、但他們做這些事極普遍又不聲張的國外洋佬們如何看待我們的素質標準。記得多年前好象南京有老兩口夜遇闖進自己家行竊的小偷，倆老人完全沒有單口相聲對小偷“沒有賊？那我的小褂哪里去了”的幽默，又是客氣又是跪地，只是有點小聰明記住小偷特征最終破案。對老兩口的自我保護策略我們當然可以接受，但把他們譽為市級的“見義勇為”典型就難免讓人反胃了。有人認為這不是“見義勇為”，而是“見義智為”。呵呵~~照此邏輯推理，那當年汪精衛投靠日本侵略者搞“曲線救國”，是不是有算得上“見義勇為”或“見義智為”的高級典型推廣呢？簡直是荒唐透頂。

　　近幾天讀報，看到我市不久前發生的一樁“見義勇為”者狀告被救者一出租司機事后的冷漠，并要求賠償自己傷殘撫恤金的消息（讀者可參看以下網址報道自己分析：http://news.qingdaonews.com/content/2008-03/21/content_7826233.htm和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803/20080321/news_20080321_598460.shtml）。原由是“見義勇為者”楊磊看到“的哥”賈德祿先生被人圍打后上前勸阻（請注意“勸阻”兩字），結果被人連捅兩刀，造成終身殘疾。事情過去一年后，楊磊因為賈先生對他態度“冷淡”感覺十分不滿，一氣之下將賈德祿和出租車公司起訴到法院，要求6.4萬元賠償。昨天，市北法院再次開庭審理此案，經過調解，雙方最終將補償金額確定為1.7萬元。

　　對這樁救人者狀告被救者并要求補償的官司，我讀后心情很復雜，感覺這起本來勉強還值得褒揚的“見義勇為”事跡，已經演化成救人與被救之間討價還價的生意交易，全然沒有絲毫的精神支柱。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甚至有點鄙視楊磊先生、同情賈德祿師傅——既然你楊先生向一個曾被你救的弱者者打官司討說法，不是為錢而為“自己見義勇為遭冷落而心寒”的話，何必獅子大開口主動要巨額經濟補償？為何不向導致這種“冷漠”、“心寒”病態產生的不作為社會作申討？若有“好事為到底”的“惻隱之心”，那你最終獲得賈師傅借湊的一萬元補償金，何必不全部“返還”“贈送”給賈師傅，以解其妻子久病重病的燃眉之急？這樣既自己顯深明大度俠肝義膽“救人勝造七級浮屠”，又活生生地現場教育、感化像賈師傅等流之輩令他“心寒” “冷漠”的人“棄惡從善”。 這種“取之于‘賈’用之于‘賈’”的“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舉動，肯定會感動像我這樣的人“淚飛頓作傾盆雨”。這樣上媒體既出風頭又近人情，多好的“主旋律”！你把賈師傅補償（不！應該說是強制賠償）的一萬元“主動”捐獻給“表彰見義勇為公共基金”，我不知道是現實“光環”促成的無奈，還是有點沽名釣譽的嫌疑，當然了，某些媒體說你封“勇士”稱呼似乎也有點鬧。反正我怎么分析怎么覺得別扭。

　　好了，最后作一小結，就該結束羅嗦了——

　　綜觀這起“高唱贊歌”的事件全過程有一點令我銘刻在心，那就是救人者的“心寒”和被救者的“無奈”，他們背后都有一堆發人深思的問題：見義勇為的價值取向是人性奉獻還是金錢索取的問題；法律是否規定被救者有承擔賠償的義務問題；社會處置見義勇為的傷亡殘的對應措施和補償問題；之所以被救者“冷漠”、“反污”現象的背后的社會成因問題；我們常年來為何不能解決久治不愈的社會秩序、而且越來越混亂嚴重治安問題：等等。對這些，我不想過多評論這起“救人者狀告被救者要補償”案例，更不想把它看成我國獨特“人間喜劇”的一個小品片段。當事者間的恩怨是非曲直冷熱矛盾，最終還是留給大家分析評判吧。

2008年3月21日中午草  22日晚修改

我9年前發表的一篇短文：

阿Q，歸去來兮

    　朋友不久前在車上被竊去1000元，他與我談起此事時，一付樂呵呵的樣子。我懷疑他在開玩笑，他罵娘般的發誓說是真的，并且還道出一番“高論”：“我若被他偷去2000元，豈不是等于又檢了1000元？”此話一出口，我差點張了個子：這家伙是不是腦子有水？

　　其實我很了解這位仁兄，他淡薄名利工作勤懇，心無城府口無遮攔。不會溜須拍馬，吃苦吃虧全不在意，整天有事沒事像張大民一樣偷著樂，美其名曰“心理找平衡”。幾年前他跳槽，原單位全然不顧他生活拮據老婆下崗及20年的功勞苦勞和疲勞，獅子大開口地讓他繳近萬元的“培訓費”，逼的他差點沒跳樓。該兄一咬牙，扔下一句“大法律壓不過土政策，權當‘兒子打老子’，咱認了”的話，東湊西借“贖”了身。我說你太膘，拿出千兒八百的送送禮，不就把大頭省下了？真是不識時務不會辦事，活該！

　　由此我突然想起魯迅筆下的阿Q和他的“精神勝利法”。那位仁兄的作為可謂新時期的阿Q。如今一些人在阿Q精神勝利法中尋找自我平衡，在世態炎涼中調整自我心態，也算是一種無奈的處世哲學吧。電視上常常出現某某單位某某領導提著大米花生油去慰問特困家庭或鰥寡老人那些公仆理應該做的鏡頭。然而，受“禮”人那種千恩萬謝、感激涕零的樣子，便使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悲哀。那些整日為柴米油鹽大傷腦筋、無關系無門路到處求人四處碰壁的平民百姓，雖都不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人，但也不乏“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忍辱知足者，有道是“難得糊涂”、“吃虧是福”、“知足常樂”，或許就是他們自欺欺人的無奈心態了。

　　常見報刊報道某人被打某人被搶某人被奸，面對被抓歹徒，受害人竟大氣不敢喘一聲，像被 “假洋鬼子”手杖打得滿街跑的阿Q，倒顯得自己是罪犯似的；某人被“公仆”打擊某人被商家狠宰某人被他人侵權，也只能是消極承受自認倒霉，充其量心中“媽媽的”一聲聊以自慰；某人被撞某人某人落水某人遭難，也只能在幸災樂禍和麻木不仁的氛圍中哀號著；某人貪污受賄某人尋花問柳某人瀆職失職在確鑿證據面前，醉死不認那壺酒錢，像阿Q偷了尼姑的蘿卜反問“這是你的，你能叫它答應你么”；某人私自侵占挪用防洪、救災、扶貧和希望工程資金購樓買車吃喝嫖賭被查，還振振有辭像阿Q調戲尼姑般曰“某某動得我怎就動不得”；某人指出某事某現象的某些弊端時，就有人像阿Q被揭了癩瘡疤般如喪考妣大動肝火；那些為名為利為權為房子為票子為車子像阿Q和小D打得雞撕貓咬不可開交時，你又不得不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國人如此的克制能力和容忍的氣度，叫人不得不感嘆和敬畏千百年來孔孟之道和阿Q精神勝利法交相輝映的偉大作用。

　　阿Q作古近百年了，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又被那個時代所戮殺。小尼姑詛咒他 “斷子絕孫”是否靈驗，已無從考究。如今人們西服革履道貌岸然，口吐哲理言必文明，雖無阿Q衣衫襤褸頭拖黃辮，但一些所作所為，你很難不說他們不是阿Q的后裔。現如今“兒子打老子”的離經叛道已不足怪，可“兒子打老子”的心理滿足確是可怕的。——要知道，任何精神都是潛移默化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喊出來的，包括阿Q精神。

　　阿Q，歸去來兮！？     

（ 1999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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