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次《X方周末〉推出了一篇“吹捧張維迎的荒唐大作”，該文中有一處提到“參加那次西北大學計量經濟學研討會的幾個毛頭小伙后來都成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扛鼎人物，如楊小凱，田國強等”，本人隨后搜索了一下有關田國強的資料。很快就找到了此人的一篇訪談錄，看后，發現有很多謬誤。荒唐程度不亞于張維迎的種種謬論。然而此人不像張那樣早已臭名昭著，相反，他隱藏得很深。如果他想楊小凱一樣直接留在海外也就罷了，但此人現擔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的院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是海派經濟學的主要陣地，多年來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斐然，這塊陣地絕不能斷送在如此一位“主流經濟學家手中”。

以下為田國強訪談錄（部分）http://www.hust.org/hust/post/A0/p0/html/922.html

生于憂患 認識社會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京山縣。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以文為生，沒有什么顯赫身世，到了祖父那一代就更窮了。所以父親只讀了幾年書，很小就給別人幫工去了。父親是家中長子，人很聰明，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幾十年后講給我們子女們聽時，人名和情節都記得非常清楚。京山縣是山區，在抗日戰爭時期是革命根據地，祖父被日本鬼子殺害后，父親為報父仇于1939年參加了李先念的新四軍，解放以后隨部隊南下到了湖北省公安縣。我1956年在湖北公安出生，并在那里長大。我排行第三，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面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從小體弱多病, 不太講衛生, 干凈衣服穿一天就變得臟兮兮，也不太愛講話，喜歡想著各種辦法自己玩。我6歲開始上小學，那時成績不好，總在及格線上不遠，因而不大討家里人喜歡。父親是一個非常正直的人，喜歡教訓人，對子女要求很嚴，我因為調皮經常挨他的揍。他對子女的學習非常看重，他覺得我學習差，身體不好，人又木訥，曾在教訓我時說我今后不會有出息，結果，卻我在快滿27歲時，離別父母，遠渡重洋，來到美國留學。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的課程斷斷續續。由于父親在解放戰爭初期的中原戰爭突圍中受重傷掉過隊，作為走資派被打倒了，我們家開始受人歧視，我也自那時起開始變得懂事起來。上初中后，我自己也弄不明白為什么學習課程對我來說越來越容易，什么東西一學就懂，特別是數理化。從初二起，學習成績就一直名列年級前茅。在初中畢業以后，由于父親的原因，我不能讀高中。當時我三叔在河北省冀縣，他1949年參加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建國后被保送上大學，是河北大學畢業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開除黨籍，勞動幾年后不能回原單位林業部，被分到河北省冀縣中學教書，是一個好書如命、一天到晚書不離手的人。文化大革命中，還準許三叔教書。當時我不能讀高中，他就把我和弟弟接到了河北，在那里讀了半年書，然后通過轉學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公安縣讀高中。在高中時，我很幸運地趕上71年至72年的教育回潮，使得我們那一屆的高中生學到了一些東西。77年高考恢復后，77至78屆大學生中相當比例的學生來自于我們那屆高中畢業生。由于自己小時候老實，受人欺負，文革中又遭受歧視，在學習成績變好的同時，人也開始變得調皮和活躍起來，很快在同學中有了威信，也常愛作些打抱不平，主持正義的事情。

1974年我高中畢業。高中畢業后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進工廠，但不可能進大學，另外一種是下鄉，然后可能被推薦上大學。我當時的愿望是進大學。我從小動手能力強，喜歡拆修機電一類的東西，對物理特別感興趣，我最大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所以我選擇了下鄉，總共在農村呆了近三年。我是1974年7月下鄉的，頭幾個月我感覺日子很難過。由于父親被打倒，對今后能否上大學完全沒有底，感覺前途非常渺茫。剛下鄉時我最怕一個人在夕陽下度過，陽光斜射下來，給人一種慘兮兮的樣子。后來慢慢結交了一些朋友，開始習慣了農村的生活。在鄉下的近三年中，我當過知青隊長，工作組成員。我干活很賣力，好勝心強，不太會偷懶。我們知青隊的一個知青可以將鋤頭拿在手中幾個小時不挖一下，我是怎么也沒有這個耐心，在這點上，我真是佩服他。農村的生活異常艱苦，幾乎沒有休假的時間，我們知青由于有國家補貼，還吃得飽飯，但許多農民卻吃不飽，很貧窮。由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結果，我所下鄉的地方一天的報酬只有三、四毛錢，有的地方甚至更窮，一天的報酬只有幾分錢，一年下來幾乎家家超支。每天勞動的時間也特別長，一天至少十二小時以上，趕上農忙、趕插稻谷時，有時一天甚至要工作十七、八個小時。平時也沒有肉吃，我曾經半年沒有吃過肉。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有時我用小時候練出來的彈弓手藝，晚上用手電筒照著打斑鳩，一晚能打到好幾只斑鳩和知青戰友們分享。干體力活，飯量變得很大，每餐八兩，一天要吃兩斤四兩米。不過，我的體質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強壯，一般農民也沒有我的力氣大。我記得在為我們知青隊建房時，曾一次挑起近5斤一塊的紅磚70多塊走百米左右，沒有這么結實的扁擔，只能用胳膊般粗的樹棒當扁擔。我還學會了干許多農活，比如割稻谷和挑擔子。那時為了圖表現，其中一年春節都沒有回家，盡管我下鄉地方離縣城不到100里。為了和農民打成一片，我學會了抽煙，練出了酒量，直到上大學二年級，才戒掉吸煙。也和許多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國當教授以后，直到現在, 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回到我下鄉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農民朋友。下鄉的經歷還讓我學會了一種本事：我現在作調查的時候，只需三、五分鐘，就能同陌生的農民或一般的老百姓談的非常融洽。總的來說，在鄉下的這一段知青歲月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精神，增強了自己的體質，也使得我了解了社會的最底層，知道了生活的艱辛，農民生活的貧窮。由此增強了我們這一代對社會 “先天下之憂而憂” 的責任感。我總覺得自己有一種社會道義，要替農民說話，希望人民富裕、國家強大。

 待人以誠 胸懷坦蕩

我這個人不是很注重名利，因為我覺得人生中還有許多比這些更值得珍惜的東西，比如親情、友情、愛情。在與人相處時，我認為首先誠實是最重要的，其次人要講信用，還要多看到別人的長處，在堅持自己原則時候，找出共同點。即，“待人以誠，處事以信，取長補短，求同存異”。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基本信念，希望能盡量做到。中國文化對我的影響較大。雖然我不喜歡儒家把人分成等級的三綱五常那些東西，但儒家所強調的仁、孝、禮、義、信的為人方式我還是很欣賞的。我從小的時候就不太會說謊，一說謊就臉紅，但喜歡獨立思考，不愿隨意附和。我大概十三四歲讀初中的時候，就開始反思文革動亂中一些荒唐事，直到現在都特別反感那些人整人、互相揭發，批斗他人的那一套。文革動亂真是弄壞了人性，搞壞了經濟，搞亂了國家，破壞了社會安定，造成的影響和后果是嚴重的，幾代人也不可能抹平，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直到現在總有人為文革辯護、護短，而不愿意作深刻的反思。我那時總在想，人生就這么短短的幾十年，為什么不讓學生念書呢？即使學工、學農、學軍，也可以畢業以后再去學，為什么讓讀書的時候學呢？當時我還不能從理論上批評這種觀念，只是一種感覺。后來出國了，看的東西比較多，理性思維和科學分析的方法也掌握了。

我覺得一個成大器的人應做到：德、才、學、識、量、魄。做到這六個字當然很難。德，就是一個人的品德和基本人格。應該做一個誠實、正直、守信用的人。古人說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見，從古人把德放在首位就知道它的根本重要性。才指的是一個人的聰明才氣，它基本上是由人的先天智力所決定的。有些人有才，天賦很好，但是不愿學或沒有機會去學。我下鄉時遇到一些農民，他們想上學卻苦于沒有機會上學。有些人不是非常聰明，但非常刻苦學習，努力上進，結果往往取得了成功。我自己就不太聰明，記憶力不是很好，但我愿意學。只要自己愿意學習、就能較好地掌握好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就能創造出許多機會，取得一定的成功。我個人認為“學”比“才”對取得成功來說更為重要。一個人有機會就應多學，珍惜學習的機會。當然，還要善于學習，善于找到學習的機會，找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規律。掌握學習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對講方法論一類的書籍，從來就很有興趣去仔細閱讀，去借鑒，它可讓你少走許多彎路。通過花少量的時間先去掌握學習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學習效率，這就是所謂的“磨刀不誤砍柴工” 的道理。其實，我認為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傳授性的學習方式，比如通過書本學習和模仿性學習，這是一種被動性的學習方式，在人生的早期大多用這種方式。另外一種是實踐性的學習方式，是通過摸索、反饋和經驗教訓的方式來學習，是一種主動的學習方式。這兩種方式應該結合起來用。這就是要善于向別人學習、向歷史學習，通過吸取自己的經驗教訓來學習。唐太宗李世民說過：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一個人的見識對取得成功也非常重要。有些人有才，有學問，人品也好，但眼光不太遠大，見識短淺、大方向把握不準，結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不能達到最好的結果。這就是為什么古人韓非子說，先器識、而后才學。就象一塊上好材料的鐵，通過錘煉可打成一把好斧頭，如果不知道往什么方向去砍的話，而亂砍一通，這把斧頭就不會有大的作用。所以一個見識好的人往往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能力發揮到最大。這就是孔子的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除了人們通常所說的才、學、德、識以外，我覺得一個人要做更大事情的話，還要看他有沒有氣量，這也很重要。一個沒有氣量的人，總是擔心別人在議論他，懷疑他人對自己有成見，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聽不進不同意見，說不定還會找機會報復。其實，一個人活在世上，總是會被別人議論和評價，或議論和評價別人的，只要你按自己的原則去做，問心無愧，對的住天地良心，又何必在乎他人的議論或誤會呢？這既傷神，又傷身，說不定還誤會了別人，時間將會最終說明一切，所以聽到誤會后，最好是一笑了之。對一個領導來講，有氣量就顯得更為重要，沒有大的氣量，就很難集思廣益，聽不進去意見，群眾也不太敢反映意見，怕被打擊報復，這樣就不能發揮手下人的聰明才智。為什么會有貞觀之治？我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地有氣量，能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即使象魏征說了許多難聽的錚諫話，唐太宗也能聽得進去，在這一點上，唐太宗確實了不起。再一個就是魄力，一個人的氣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他的事業的大小。這點對領導和企業家來說特別明顯。你可以在決定之前考慮周到、細致，三思而后行，謀定而后動，但是只要你想清了道理，做出了決定，就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就要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應勇往向前，不回頭。

信息效率問題。資源的有效配置是被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個社會標準。我們知道競爭的市場機制導致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人們也許會問：對新古典經濟環境類（即商品是完全可分的，消費者偏好是連續的、單調的及凸的，生產集是閉的，沒有規模報酬遞增）是否還存在著其他信息分散機制（如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機制）在信息方面比競爭市場機制更有效而實現了最優配置？赫維茨等人在1970年代證明，對純交換的新古典經濟環境類，沒有什么其他經濟機制既能導致資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競爭市場機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美國經濟學家喬鄧在1982年進一步證明對純交換的新古典經濟環境類，競爭市場機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產生了有效配置的機制。由于純交換經濟并沒有考慮到包括生產的經濟環境類，這顯然離現實太遠。因為人們如果想要論證市場機制的信息有效性，就必須證明即使在包括生產的經濟環境類情況下，人們也會得到類似的結果。由于在包括生產的經濟環境類情況下證明類似的結果涉及到更多的復雜技術和更高深的數學，市場機制在一般的生產經濟環境下是否也是信息最有效的問題，在過去20年一直是一個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田國強在最近完成的一篇論文《On Uniqueness of Inform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Competitive Mechanism in Production Economies》中，應用微分拓撲和代數拓撲的數學工具，證明了對包括生產的一般新古典經濟環境類，沒有任何其他的經濟機制能夠既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又比私有制下的競爭市場機制用了更少的信息，并且私有的競爭市場機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產生了有效配置和個人理性配置的機制。對于有公共產品的情況，田國強在另一篇論文《A Unique Informational Efficient Allocation Mechanism in Economies with Public Goods》中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
從這些結果可以得出重要推論：無論是指令性計劃經濟機制，國有經濟，還是混合的集體經濟機制，它所實現的資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信息一定比競爭市場機制所需要的要多，從而這些機制不是信息有效率的，即需要花費更多的成本來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個結果告訴我們，在競爭市場機制能夠解決資源的最優配置的情況下，應該讓市場來解決。只有在競爭市場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才設計其他一些機制來補充市場機制的失靈。這個結果可能對中國為什么要搞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國有經濟民營化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田國強不僅在做純經濟理論研究，而且也應用他的理論分析經濟轉軌和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A Theory of Ownership Arrangements and Smooth Transition To A Free Market Economy》這篇文章，在發表于2001年的《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之前，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曾經以《內部產權的所有權理論與中國經濟體制的平穩轉變》為名發表在1996年的《經濟研究》上，并被收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編的《中國經濟學——1996》。隨后在2001年，這篇文章的中文版又被刊登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辦的《經濟學季刊》第一期上。另外還有《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發表在2000年的《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上。這兩篇論文為研究轉軌經濟中企業產權安排的選擇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轉軌經濟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和現象。在理論上論證了田國強在1994年的《經濟研究》上提出了中國經濟制度平穩轉型的三階段論(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 的合理性。它給出了一個在“非規范”經濟環境下，即有限經濟自由、不完善市場環境下的企業產權理論。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企業所有制及最優產權安排的選擇將依賴于經濟環境的非規范化程度。它將根據經濟環境的不規范程度的差異，給出不同的最優產權制度安排（民營、集體或國有產權安排）。它表明只有經濟制度環境得到適當改變才能有效的變換產權所有制安排形式。這兩篇文章提供的理論可以用來解釋轉軌經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例如，西方學術界持有的一種觀點是，迅速的私有化，即休克療法是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機制轉型的首要步驟。而這兩篇文章的理論卻顯示，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支撐市場體系各種相關制度不是能在短期內所能完成的，首先應當進行的是經濟自主化和市場化的改革而不是大規模的私有化。

田國強：我覺得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系統工程問題。我覺得國家應該對所面臨的問題和將要面臨的問題有一個前瞻性的綜合、全盤的考慮。將所要解決的問題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當前急需解決的熱點問題，如三農問題、貧富差距懸殊問題、貪污腐敗問題、國有企業問題、民營經濟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等問題。另外一類是長遠、重大的戰略性問題，這包括中國制度轉型及未來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宏觀性、基礎性、制度性等問題。無論是長期問題，短期熱點問題都要弄清現狀和可能導致的后果，并給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應集思廣益，對一些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比如說如要制定重大的經濟法規或政策時，應派官員、學者、政策研究人員等先下基層單位，到農村、工廠、各個行業去了解情況，把數據、基本情況摸清楚以后，知道問題的關鍵是什么，難點是什么，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哪些是最需要解決的。然后反復討論、分析，形成建議或議案，再制定政策。對問題的研究也應采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實證性方法，搜集相關資料。只要需要和可能，對每一問題的研究都要進行實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資料，詳盡了解相關情況，平實地進行理論分析，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和可以操作的對策。考慮問題既要有前瞻性，又不脫離實際; 既要有對問題的分析，又要有建設性。中國經濟社會的熱點問題都屬于此類問題。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比如5年、10年、50年、100年，都應想到，要有長遠規劃。否則的話，做出的決策可能是短視的，可能不是一個動態最優決策。長期最優決策和短期最優決策在許多情況下往往都是不一樣的。有些建議即使由于受條件所限，暫時不能用，能不能先做出來，給領導人作為一個建議和參考？不要等問題出現了，才想到去研究、解決，就未免太遲了。我覺得對長遠問題的考慮比較欠缺，應要有一定的戰略眼光來研究一些問題，因為社會系統工程不是那么簡單，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內在聯系。

記者：目前您最關注中國的什么問題？

田國強：我現在最關注的有三個問題：三農問題、貧富差別懸殊問題及如何讓經濟保持長久持續性發展問題。首先是三農 (即農村、農民和農業) 問題，從99年以來我就對這個問題比較關注。這些年我跑了一些國內內地省份的農村，不少當地干部和農民在談到農村前景時憂心重重。從那時起，我便在不同場合談及三農問題，希望人們注意到三農問題。我認為三農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需要盡快解決，不然的話可能會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制度轉型。在這里我想多說幾句。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農民負擔太重，生活困難。現在各種苛捐雜稅太多，除了交田畝國稅外，還要交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計劃生育費、水利費、教育費、養路費等各種費用。盡管中央政府規定農民繳納農業稅的最高額，但地方政府為了增加稅收，向農民納稅時常常超出中央政府規定的標準。現在不少農村地方，每人每畝負擔３００元以上。加上前幾年政府大幅度降低糧棉等農產品收購價格，使得農民的收入大大下降。不少內地農民的種田收益，即使將勞動投入的成本不計，扣除各種稅費、提留及農藥、化肥、種子、和水電等生產費用后，幾乎所剩無幾，結果造成農民生活貧窮，大量農村小孩失學。由于中國有八億農村人口，且大多數農民處于非常低的收入水平，農民收入的減少就直接減少了對各種商品，包括對農藥化肥、日常用品,及農村小孩教育的需求，從而更進一步加重了中國的內需不足。現在正在推行的“費改稅” 改革，會有一定的效果，會緩解三農問題幾年，但不是長遠之計，許多基層干部也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上，已經有些地方費改稅后農民得到好處的程度又開始降低了。

　　二，農民不愿種地，造成大量土地廢耕。由于中國的農民負擔太重，幾乎到了種地不如不種的地步。80年代初在農村實行包田到戶和生產責任制及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后，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種地熱情,農民收入曾大大提高，其收入與城鎮人口的收入的差別一度從4倍多減少為2.2倍左右。但近幾年來，由于政府對農產品價格(主要是糧棉價格)的巨幅度降價和亂收費的現象日益增加，使得農民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其結果造成了現在工農業人口收入的差別比改革開放前還擴大了，使得許多農民現在都不愿意種田,造成不少耕地荒廢。在過去，農民千方百計想多承包幾畝責任田，常有當兵的轉業回來，或新娶的媳婦，新生的小孩，為包不到責任田和干部鬧矛盾，而現在由于種地幾乎無利可圖，沒人要耕地，許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任田地荒廢。盡管經過當地干部反復做工作或采取強制性手段，但不少耕地仍被荒廢。

　　三，鄉村大量負債，危及鄉村級組織的生存。現在絕大部分的村虧空嚴重。由于村級組織要完成上級政府的各種攤派和雜稅任務，歷屆村政府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實行拆借，所付利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使得村平均負債在六、七十萬元以上。由于新村長一上任，就被人討債、催債，其結果越來越沒有人愿意當村干部。此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我看鄉長也很難當下去了，其結果將會造成鄉村級政權的危機。

　　以上問題不解決，將會造成農民不能從經濟改革和市場化的改革中得到好處，從而會造成中國農村、農業和社會的危機，其影響是長遠和嚴重的。它不但會對當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不利，也會對中國的現代化和中國的長遠發展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和農民種田的熱情，中國政府應出臺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比如，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農業即使在許多發達中國家也是一個被保護的行業。另外，也可以考慮削減農業稅，以期提高農民的收入和種田的熱情。中央現在的財政收入大概是一萬六千億左右, 農業稅收只占很少的部份，大概一千兩百億左右。即使將全部的農業稅免除后，也不會對中央的財政收入造成很大的影響。其實，減免農民賦稅在中國歷史上就不時被封建皇帝所運用。現在農民急需花錢, 但又沒有錢花。從短期講, 這一千多個億一旦變為農民的收入后，馬上就會被消費掉，根據經濟學中的乘數原理，這一千多個億就會變成好幾千個億，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會拉動中國的內需。從中長期講，這也會提高農民的種地熱情。現在由于種田對許多農民來說不劃算, 甚至是虧本，使得農民不愿意種地，造成不少農田荒廢，也造成了農田不能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其結果不能形成規模經濟，這同時也會妨礙和緩慢中國經濟現代化、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并且，由于農民沒有什么收入，已造成了大量農村小孩的失學，如果占大多數的農村小孩得不到基本的國民教育，這些小孩長大后將成為文盲或半文盲，這將會對中國若干年后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造成巨大障礙。從根本上講，我認為農村最后不得不實行永佃制或土地私有化，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大批農村勞動人口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是必然趨勢。總之，無論從短、中、長期，解決三農問題顯得尤其重要，領導人一定要有大的氣魄和眼光來面對和解決三農問題。

另外一個我比較關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這里面有兩個層次的貧富差別問題，一個是農村和城市間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另外一個是城市人口間的貧富差別懸殊問題。農村的問題上面已經談了，這里主要談城市貧困問題。中國20多年的改革以來，在城鎮已出現了財富與貧困同步增長的現像。根據統計，中國城市目前有兩、三千萬左右的城市貧困人口。造成貧富差別懸殊的原因有許多。一個原因是我在99年成都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提交的論文中談到過的，就是國有企業不僅導致經濟的低效率，而且也導致了人為的社會不公和社會矛盾。這種社會不公無論是在改革前還是后一直都存在著。差別只是程度和幅度。經濟改革前的社會不公主要表現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差別。國有經濟創造的財富主要只是被城市居民分享，占80％左右的農村人口沒有享受到什么好處。經濟改革后國有經濟所導致的社會不公程度和幅度在城鎮中大大增加，主要表現在城鎮職工與掌握各種權力官員之間的收入巨大差別和機會不平等。現在國有資產流失到少數人手中，從而造成了社會不公。由于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還沒有形成強有力的市場和政府有序的調控與規范，貧富差別也越來越大，權力的市場化使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導致了收入巨大的不平等。國有資產的流失及國企干部們的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使得職工與干部之間的收入差別日益擴大。現在國企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許多效益不好的國營企業工人已生活在貧困線下,收入很低,只能拿基本工資,有些企業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能開出來。對于嚴重虧損的國營企業,許多工人的日子更是十分難過。現在,經過三年國企脫困的努力后，仍然有不少企業處于虧損的狀態，日子還很不好過。目前中國民間10萬億左右人民幣的存款中，有高達80％以上是掌握在10％的少數人手中。當然除了國有經濟產權不清造成貧富差距懸殊外，還有稅收體制不完善和政策上偏向性的原因。據報道，中國的許多巨富，偷稅、逃稅，或政策偏向只交很少的稅，比如劉永好的新希望集團所生產的豬飼料由于政策性保護就只交很少的稅。現在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已經超過許多西方國家。

我所關注的問題是關于中國經濟長久持續發展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從經濟制度建設和改善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軟件部分著手。對于經濟制度建設方面，要加快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和大量減少政府部門干預經濟活動的程度。同時，要大力提倡發展非國有企業，特別是民營、私有企業，這才是經濟長久發展的根本出路。但至今私有財產和私有企業還沒有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在許多地方，私人企業如不行賄就有可能遭到地方官員查封的威脅。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和真正地做到富民強國，首先就要徹底地解放思想，徹底和盡快地放棄國營企業能搞好的幻想，讓國有企業從競爭行業中退出，明確和果斷地表明市場化與民營化應是改革的最終目標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只有迅速地發展非國有經濟，當非國有經濟比重大大提升后，才能提供廣大的空間來吸收國企的下崗、失業人員。如果不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落后的行為觀念，不放棄低效率的經濟體制，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長久、持續性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在95年經濟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討論過中國經濟改革要平穩地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需要經過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所要采用的改革基本步驟應分別是：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這是由于不同經濟環境將影響不同產權所有制安排的最優選擇。國有、集體、民有產權所有制在不同經濟環境下都有相對優勢。我在另外一篇關于轉型經濟中產權所有制安排的文章中證明了當經濟自由和市場體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時，國有企業將比民有和集體合作企業更具有相對優越性；如果經濟自由和市場體系完善的程度處于某種中間狀態，則集體企業將比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具有相對優越性；如果具有高度的經濟自由和完善的市場體系，則民有企業將是最優的產權安排形式。因此，只要中國要搞市場經濟，要經濟保持長久持續性地高速增長，大力發展私有經濟，國有經濟民營化將會是最佳選擇和唯一根本的出路。事實上，在中國過去20多年中出現了許多經濟改革模式：有“江蘇蘇南模式”，“廣東珠江金三角模式”，“浙江溫州私營模式” 等。從現有的改革實踐結果來看，溫州私營經濟模式似乎最具活力。

再看農產品，中國加入WTO之前的農產品關稅高達45%。加入世貿組織后，要在4年內根據農產品的不同種類，降到14%─17％。但是，關稅配額糧食配額只占中國糧食總產量的5%，這樣的壓力我們承受得起。不過，對油、棉的壓力比較大。對于中國來說，土地密集型產品(如糧、棉、油)不是優勢，勞動密集型農業(養殖、水產、園藝)才是優勢。加入世貿組織，對中國農業的產業轉向、農村勞動力轉移及中國城鎮化轉型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國從事農業的人口大概是７０％。中國經濟要想現代化，農業人口一定要大量減少。美國農業人口大概是5％，他們除了供應自己外，還有很多出口。臺灣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將人口從８０％減到了１５％。所以中國農業人口一定要減少，轉向工業部門。當然建工廠就要占農地。這樣一來農產品靠自給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們需要工廠的話，農產品只好靠外面進口，這其實沒有什么可怕的。不用擔心沒人賣給我們，外國的農場主要賺我們的錢，他們就會賣。如果美國不賣給我們，我們可以向歐洲買，歐洲不賣，向越南買、泰國買，中國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愿意賣農產品給我們呢？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我們自己有問題。

大張旗鼓的進行民營化的產權改革。國有企業效率不高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其根本原因是產權不清，因為用別人的錢無論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錢來得小心。由于國企的廠長經理不是企業的真正主人，他們大多沒有什么開拓、創新精神，其資產的經營風險、盈利也就無人真正負責，而大量的國有資產又是這樣被少數特權者占有、調動、支配，其結果是破壞了整個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財富被少數人占有，整個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也就愈演愈烈。國有企業的問題一定要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前提下解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有企業的日子將會更難過，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將會更為迫切。應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行股份制改造。

定出更寬松的吸引外資的政策，不要怕讓外國人賺錢。為了想通過外資創匯或賺錢，你就需要讓外國投資者能賺到錢，否則他們就不會來投資。中國古人說的好：要得之，先予之。你如果想要賺別人的錢或者從別人那里得到好處，你就要讓別人也能賺到錢或得到好處，也就是互利，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就是互利和雙贏。世界上最可靠的賺錢方法就是讓人家也賺到錢。參加世貿組織就是讓人家賺我們的錢，這是一件好事情，因為人家也讓我們賺他們的錢。實際上，外國投資者到中國來做生意對我們是很有好處的。我們只要有好項目和能保證契約條款得到落實的法律、法規的話，根本就不怕別人不借給我們錢，他們反而會求我們借他們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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