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事業企業身份年限明碼標價

　　2007年12月11日晚，收到一條“真“或”假“信息，稱有人為市政府獻計獻策，要給“事業身份年限”，和“企業身份年限”明碼標價，不僅明碼標價，還要將事業身份年限，與企業身份年限進行迭加，用迭加后的“事企身份年限價”，雜交出一個系數，再用“雜交出的系數”，去給每一名轉制退休人員，做補償分配標準的一部分。

　　聞此訊息過后，真乃哭笑不得，首先，且不論該信息來源真與偽，就其實質而言，此招確屬禍國殃民的餿主意，出此損招之人，不是變態無知，就是故意為之，或別有用心。

　　大家知道，“給事企身份年限明碼標價”，并迭加，用雜交出的系數，去定每一名轉制退休人員，并做補償分配標準的一部分，是典型的“對企業身份”的“政策歧視”，如果“給事業身份年限定大價“，”給企業身份年限定小價”，那“政策歧視”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何謂“政策歧視身份”，其內含真意為：

　　1、“鄙視企業身份”2、“鄙夷企業身份”3、“漠視企業身份”4、“渺視企業身份”5、“藐視企業身份”6、“看不起企業身份”7、“看輕企業身份”8、“忽視企業身份”9、“小看企業身份”10、“輕視企業身份”11、“蔑視企業身份”12、“敵視企業身份”13、“敵對企業身份”14、“仇視企業身份”等等。

　　有如此嚴重的變態行為，其性質可就的確變了樣啦，將迭加后的“事企身份年限價”，或“雜交價系數”，一旦寫入津政發（2007）XX號補償文件中，那它的負面影響力，將遠遠超過勞社部發（2000）2號文，和津政發（2000）25號文，其主導人員，就更應負有不可推卸的“政策歧視”責任。

　　由此聯想到，勞社部發（2000）2號文，和津政發（2000）25號文，當初制定轉制文件時，可能都是如此而已。

　　鑒別勞社部發（2000）2號文，和津政發（2000）25號文，其判斷正確與錯誤的區別手段之一就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同工同酬，按勞分配”的憲章原則來鑒定。

　　憲章中“同工同酬，按勞分配”是回答勞社部發（2000）2號文，和津政發（2000）25號文中，“9、7、5、3、1”的“政策歧視”的最佳結論。

　　憲章中“同工同酬，按勞分配”就是一把精密標尺，它莊嚴宣誓，任何時候都將拒絕執行，情感滲透、情緒發泄、或凌駕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同工同酬，按勞分配”憲章原則之上的，一切挑釁性文件都是徒勞的。

　　什么“9、7、5、3、1”的威風凜凜，在憲章面前，都將威風掃地，這就是憲章的“威嚴寐力”所在。

　　“9、7、5、3、1”政策，到底是個什么東東，簡而言之，即當一名科研人員或干部職工，用一生的血汗、智力、體力、精力、為幾元甚至十幾元工資增幅，年復一年，勤勤懇懇，點點滴滴，好不容易積累達到退休工資數額時，政府采用“政策歧視身份”，或“政策掠奪”的手段，將你的退休工資在短期內，剝奪走1/3至2/3的原有待遇，這就是“9、7、5、3、1”政策的“政策歧視身份”或“政策掠奪”本質。

　　“9、7、5、3、1”政策，就是強暴。

　　“9、7、5、3、1”政策，對低收入轉制退休職工是一種巨大的瘋狂而無情的“政策性掠奪”。

　　“9、7、5、3、1”政策，正演變成為一種悄然的政策剝削工具，以犧牲轉制退休職工一生積累的代價，換取更遠大的改革政策利益。

　　“9、7、5、3、1”政策，明知違背民意，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卻還要有人強行推行,這和強暴完全是一個路數。

　　難道拿出原什么四部委的“所謂文件”就不是強暴了嗎？中國百姓被打著“所謂文件”旗號的壟斷行業，搶劫強暴久了，早就越來越沒意識了。見到攔路搶劫刁賊，就不自覺地掏錢包；見到強暴犯，就不自覺地順從。

　　幸好還有天津市楊棟梁副市長，早在2003年，就在科技大會上，敢于堅持公平正義，敢于站出來，公開大聲說“不”。這得需要多么大的膽識和勇氣啊！

　　“9、7、5、3、1”政策，用政策一次性掠奪完轉制職工，在國家內的個人積蓄。國家積累的價值，都屬于勞動者創造，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積累包含了完全屬于個人積蓄，是從勞動者總體勞動創造的價值中，除去低份額的工資，部分國家公共積累之后的剩余部分，雖未結算，但卻毫無疑問屬于個人的積蓄，它將在醫療、退休金、各種保障中，根據社會發展水平逐步返還，如果后半輩子沒用完，對這些非結算型的個人積蓄，則還將造福于其它的勞動者。

　　“9、7、5、3、1”政策，把這筆巨額個人積蓄輕輕地、巧妙地、抹殺并掠奪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事轉企進行的改革，為了把事業科研院所推向市場，國家實行“斷奶政策”

　　“9、7、5、3、1”政策，即國家不再給事業科研院所撥款，事轉企業需要資金全部由銀行貸款。為了搞技改必須向銀行貸款，萬一技改不成功沒達到予期效益，企業就得背一身債，弄不好利息都付不起，把企業拖垮而“死”。不搞技改沒有技術進步，就會在競爭中落敗，被淘汰而“死”，可見當時事轉企的困境，一個“錢”字，難倒好漢一大片。

　　“9、7、5、3、1”政策，對憲法而言，是倒行逆施，它將十七大的公平正義新政旗幟丟棄一邊，卻死死抱著右翼瘋狂搶劫的1999至2000的舊年代，即勞社部發（2000）2號文，津政發（2000）25號文不放。

　　“9、7、5、3、1”政策，被個別官員反復糾纏，并力挺出臺“剝削政策”不放，這是不是倒退？

　　這種倒退是否有出路？。

　　在十七大后，幸好還有天津市市委，市政府，楊棟梁副市長，始終堅持不懈的，從2003年至2007年，一直要求對這一受害群體進行補償，又有72院所一批人的堅持與較真，這才是十七大公平正義路線取得的偉大勝利。

　　“給事企身份年限明碼標價”，就如同是“你資本家身份多少年了”？“你工人身份多少年了”？再經身份價迭加，這種身份價迭加的社會反作用力，必然超過各自固有頻率，“形成共振”，而“形成共振”的破壞力與殺傷力”，是難于預測的。

　　但愿“事企身份年限明碼標價”之說，屬虛假信息，在尚未激怒，并引發全國各地，“擁有企業身份年限”群體全面討伐攻擊之前，悄悄刪除“政策歧視”的虛假信息為佳，避免后續改革帶來更大的，一系列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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