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九大和黨的十大是在文革期間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在黨的十一大閉幕式上，鄧小平提出五個“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其含義就是要用毛主席的語言糾正左的錯誤。

 從黨的十二大上提出了“撥亂反正”，到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從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黨的十五大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黨的十六大更提出“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 持續近三十年的“糾左”過程。一步步向右轉，正在走向登峰造極。

 何為左，何為右？我的理解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左”體現著公平和正義，“右”代表了速度和效率。就象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一樣，陰陽相濟才能國泰民安。過分強調速度和效率，不僅破壞了公平正義，也使速度和效率受到制約。經濟建設的成果是要人來享受的，如果大多數人民不能在經濟發展中受益，這種經濟發展就要反思；現在的工業發展已對環境造成越來越大的破壞，如果發展影響到人的生存環境，這種發展也要糾正。

 殘酷的現實教育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通過網絡這個平臺，廣大人民群眾和左派理論工作者開始了對改革的反思，反思改革，明確改革方向的聲音越來越大。改革攻堅年成了改革反思年。黨中央通過網絡直接感受到人民的呼聲，繼十六屆六中全會以后，黨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求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實際上就是在糾正“右”的偏差對黨的工作的影響。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方向的轉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雖然步子不大，卻是三十年來的首次。

 轉變源于斗爭，斗爭促使轉變。即不可喪失信心，也不應急躁冒進。要高唱《國際歌》，開展不懈的斗爭，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

 首先要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毛主席曾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而現在許多人民的民主權利得而復失。新“三座大山”重新壓在中國人民頭上。在工廠里，工會是當權者的工會，工人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十六大以來的五年，貧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工人的維權組織成了當權者的工具。黨組織的所謂交叉兼職，成為精英治黨的借口。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失去民主權利的工人，從當年的領導階級淪為了弱勢群體，經濟上受剝削，政治上受壓迫。失去民主也使腐敗之風蔓延。“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正向我們走來。毛主席在46年曾對黃炎培說過，民主是跳出“周期率”的手段，我們一定要奪回人民的民主權利，確保黨和國家不會“人亡政息”。

 我們要堅決反對等級制度，人民軍隊靠官兵一致打敗了強大的敵人，抗擊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蘇聯的特權階層脫離人民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不僅有儒家的等級觀念，也有道家的“不尚賢使民不爭”，墨家的“兼愛”思想。“將相寧有種乎”。毛主席說過，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只有破除了等級制度，人民才能真正當家作主人，和諧社會才能夠真正實現。

 我們一定要維護《憲法》的權威，我們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不應該是官商大會，必須保證有人口比例相當的工人、農民組成；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專政的手段決不能放棄，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我們一定要維護《黨章》的地位，《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本色的保證。黨的代表大會必須以無產階級為主體，不放棄剝削的資本家決不應混入黨內。消滅私有制仍然是共產黨的極終目標。人民的公平正義要靠公有制這個基石來保證。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高安宏

2007年12月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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