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文化幾為官們所壟斷。那時的科舉，還不同于我們今天的中考、高考，也不是專為選拔領導干部而進行的“公考”，而是在學而優則仕法則驅趕下的一種慣性動作，千軍萬馬一條道，苦熬寒窗的文人學子，無不爭先恐后舉仕為官。慘慘然如范進者，決不是絕無僅有之一例。應該說，當時的文化人，不管事就業機會，還是事業追求，都是比較單一的，既沒有多少工商業，當不成大老板，混個“白領”圖溫飽，小康也不太可能；擺個地攤兒當“儒商”，又有辱斯文；也沒什么像樣的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做個科技工作者，甚或專家教授什么的也不成。所以，幾乎無一例外都趨利仕途，把“金榜題名”作為人生第一快事。而他們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精英一族，其文化之心不死，創作欲望不滅，就會在做官之余也兼而舞文弄墨，爬爬格子，不是為了幾塊錢稿費，而是以一吐胸中塊壘為快；而他們為官的便利條件，也會使他們的思想文化成果，更便于張揚。文以官傳，官以文顯，就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獨具韻味的燦然一幟。

        文化不為官們獨創，卻也離不開官人的摻合，把大大小小的官人剔除以后，中國文化就會黯然無光，實質上不再成其為文化。所謂“官人文化”，就是既為官人也為文人雙重人格所衍生出來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官氣，透釋或蘊含著一種非平民性的官之氣勢和品位；換言之，由大大小小的官們所營造的這種特殊文化現象，是官們喜怒哀樂得文化外泄，或深或淺的帶有官的印痕。

        檢讀厚厚的《全宋詞》和《唐宋詩詞賞析》，觀其作者簡介，十之八九都是“科班”出身，大都有個進士學歷，有個小官做做，純粹的“白身”詩人詞家是很難見到的。其它朝代也大抵如此。有幾個似乎沒有多少官癮的赫赫大家，如“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李白，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也都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地做過官，也都興致勃勃地在那個什么級、或“相當于”什么級的位置上過了一把官癮。只是后來覺得不怎么舒適，來去匆匆的坐坐那鳥位置也不咋的，反正已曾經擁有，不再在乎天長地久，才摘下烏紗帽云游四方、飲酒賦詩去了，歸隱山林、種桑弄菊去了。一查他履歷檔案，也都曾為朝廷命官無疑。更有如赫赫大家蘇東坡者，則實實在在的在官場上苦命蹦跶，想在那個權利位置上，一展胸中學識抱負，實踐踏的官場理念，也來點“政績工程”，為老百姓做點好事實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仕途順達，官場得意，大抵也不是什么壞事。蘇東坡官至大學士，很是做得有滋有味。只是后來因詩罹禍，橫遭貶謫，幾經轟逐而悶郁不得其志，才不得不寄情山水，大發幽古之思去了。即便如此，他也不忘自己的“父母官”情結，還在以自己的綿薄之力，為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像修條“蘇堤”挖眼“東坡井”什么的。而至死，他也還是在編在冊的官場中人。不是不想當官，而是當不了，當不好，不得當，受制于人，成了政治爭斗的犧牲品。

 

                                                           二

    

    “官人文化”或官人地位人格的文化顯現，常常也因官的人格不同、地位榮辱的不同而有異。“官人文化”的背后總會有一種“官格”在牽扯著。

      毛澤東身居高位，君臨天下，大有一覽眾山小之勢，自有王者風范。他那闋《沁園春.雪〉做得何等的好———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多少年來，毛澤東這首詞一直好評如潮，不管是“政治標準”、（如果有的話）還是藝術標準，都已達到登峰造極、他人無法效仿企及的高度。據說當年剛一發表，便大嘩天下，朝野爭相傳頌，一時洛陽紙貴，毛澤東也因之英明赫然大顯，像一面高揚的旗幟，一座高聳的山峰，世人仰慕，為之矚目。而蔣介石們好生不服卻又奈何不得，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趕緊搭建草臺班子，組織了一批當時文化界的頂尖高手，閉門造車，冷炒熱作，企圖另樹一峰與之對峙，但最終還是以不可相匹而悄然作罷。不是“蜀中無大將”，出不了精品，而是那樣的詩詞，只配毛澤東才做得出來，處于御用附庸地位的文人才子如何做得出來？這已不是一般“官人文化”，而是毛澤東人生觀、歷史觀、政治觀的畢然流露，說是毛澤東的政治宣言也不為過，顯然已屬“領袖文化”一列了。

        這里值得提及的還有建國以后也在為官，且學識堪稱一流、可稱之為大文豪級的柳亞子、郭沫若等，他們的文學造詣不謂不高，但少了巍峨峻拔之氣，在“官格”上堅挺不起來，就難以跟毛澤東一比高下了。他的“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圣毛”，應該不是故意做秀、賣個破綻的政治投機，而是其自身矮化的“官格”使然，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毛澤東“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這樣具有濃厚“領袖特征”和時代特色的名句來。

        再如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此作所營造的文化高地，既是蘇東坡創作生涯之峰巔，也是那一時代的文化之絕頂，千古絕唱，難以倫比。但無論如何的華美絕倫，也抹不掉一個落魄文人、失意貶官的落寞心態，大氣凌空卻也有悲愴的低吟。相比之下，稍晚一些的岳飛的《滿江紅》，直抒胸臆：“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不僅鏗鏘作響，擲地有聲，其言辭之激烈，情懷之慷慨激昂，生動深刻地表現了一代民族英雄、千古名將精忠報國、義薄云天的英雄本色，論學識才氣，蘇學士也許遠勝于岳元帥，但無論如何，蘇東坡想不到、也寫不出岳飛的《滿江紅》來。蘇東坡有緣古戰場，可以登高憑吊，發幽古之思，一瀉千里，嘹響不絕，卻少了金戈鐵馬、沙場征戰的親歷；釀得了好酒，做得了好菜，卻揮不動大刀長矛，所以才有了蘇學士與岳元帥的大異之處。

       不論在唐代還是中國詩壇，杜甫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天才詩人。堪與李白齊名的，怕也非杜某人莫屬。他年輕氣盛的時候，就立下宏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但官場失意、到錦官城外結下草堂之后，就只好做做“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樣的《春夜喜雨》去了。他關心民瘼，緊貼民眾，寫得情真意摯，意境深深，但也僅是詩人而非官人的“民眾意識”而已。相比之下，其時身為縣官的鄭板橋，就有了很強的“官人意識”。聽聽他的心聲：“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不僅想到了民間的疾苦，為之擔憂，寢臥不安；同時表明，他作為一縣之“父母官”，也是時刻不忘自己身負的責任的。

    詩以言志，言為心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作其事，就難為其文了。這也許就是官人文化的一大注腳。

                                                                     三

        歷史上的文化精英大都為官，或者曾經為官，也確實有那么幾位非官的文化人。在偌大的文化大觀園里，他們也以自己的不朽之作，爭得了一席之地。但讀他們的詩詞歌賦，就是一種平民化了的東西，讀不出官氣，也不可能有什么王氣、霸氣了。他們不管在哪個位置上，所思所見所聞所詠，自然又是另外一番天地，大多的只是個人的和人生遭際感悟。這也是身份地位使然。像吾等平民百姓，也來吟詠“唐宗宋祖，稍遜風騷”，必然被世人譏笑為瘋子無疑。

        在唐宋文化精英群體中，李清照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人物。李氏一女流之輩，非仕非官，她的詞章也做得非常的好，可謂感人至深，催人淚下。雖然也有“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樣的大氣名篇，實屬不讓須眉之力作，但不管怎樣，也只是一種平民對英雄的敬慕與頌揚，表明她的人生價值取向。在她的詩詞里，更多的是閨情相思、男女間事，是發自深閨的積怨積愁，一種寂寞的宣泄，孤獨的吶喊，不幸的掙扎，至美至真情的渴求與寄托。所以，在她筆下，不是“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消金獸”，就是“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最有代表性的是那首《聲聲慢》，只一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就攪得人心酸生憐，慟楚萬分。由她的社會地位所決定，她關注的熱點，情感和筆端所及，就不可能是官場中人的作派了。李清照之為李清照，就在于她只是性情中人，而不是官場中人。這也是李氏之大幸。

                                                                  四

        自由撰稿人是近些年來得產物。我們國家的作家也大都是吃官飯、穿官衣、領官餉的，有一根難以扯斷的長長的官臍。這不一定是文人才子們追求得藝術境界。許多涉足文化行當的官人、大官人，無不以平實心態去作平實之文，只追求一種藝術的建樹，不端官架子唬人。他們的作品，嘔心瀝血去記錄、反映自己的人生感悟，甚或官場體驗和夢醒時分的縷縷追思。應該說，這種“官人文化”才是健康文化之一脈，是為社會所需要、民眾所歡迎的。

       為官為文是兩難的。有思維方式的不同，也有行為方式的迥異。文人心高氣傲，再去為官可就苦了，孰不知歷來官場最忌諱的就是心高氣傲。狀元及第，皇榜高中，文化學識自是了得，但在歷史上卻鮮見有狀元郎成為大文豪的。不是其狀元有假，而是一旦為官，就難再講真話表真情了，常常是多了一個庸官，少了一位文豪。這恐怕不是又一種“圍城”現象吧！當然，也有因官場腐敗、爾虞我詐，使一些正直官人或遭貶謫或主動棄官從文的，使他們在特殊的境遇中，得以在文化上高樹一幟。這是官場不幸，卻是文壇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