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方明——站著說話的爺們兒

何必

近日，大型西藏原生態歌舞詩《幸福在路上》結束了在西藏的演出，啟程赴內地進行節目調整，之后將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民作匯報演出。《幸福在路上》的絢麗登場，是西藏獨特、悠久、燦爛的文化在太平盛世和諧社會奏出的華美樂章，是西藏藝術舞臺上的又一精品佳作。（2007年11月18日中國西藏新聞網）

歌舞升平嘛。

俺去西藏，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拉薩以及日喀則地區，民風還算是純樸，開發程度也不像現在這樣，感覺與內地是兩個世界。當時是去采訪北京援藏作為拉薩市的副市長，拍攝相關的專題片。而到現在都未能觸及真實的疑似心臟病，使俺這個酒鬼在西藏居然滴酒不沾，看著別人與藏區官員痛飲，色迷迷地盯著佳釀卻無法親密接觸，很是難過。

此后，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西藏就成為垃圾場了。我后來沒有去過西藏，也就無從對其說三道四；而對青藏鐵路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寫也就寫了，看似必定出現的。無毬所謂。

真實的西藏是什么樣的？可以引用一段話來借喻：

“在這里，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很高興有機會幫助各位前往尋找這個心靈的圣地；我個人也長期致力于關注西藏這片美麗的土地上發生的各種變化，并且撰寫了一些有關西藏發展的文章，在境內外媒體上發表，為藏民族的生存與健康、為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為我們這個多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和人與自然的核心而鼓與呼。”

這段話，是韓方明在《站著說話 韓方明言論集》中的一篇，標題是《啟程，讓我們走近香巴拉》。短文的結尾注釋為“給清華大學傳媒學院‘尋找香巴拉’活動師生發去的賀信”。

我是剛剛讀完了這本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的書。

上周，在亞運村名典咖啡館，我再一次見到了韓方明。他分別送給穆軍和我每人一本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我則對穆軍提起，我還欠著韓總的人情，應該請他吃飯才是。韓方明對于讓我請客的事并不在意，卻提起讓我寫一篇這本書的讀后感。

看著書的名字，《站著說話》，我就想起來人們通常所謂“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詞句。

我很是執著地讓韓在送給我的書的扉頁上題詞，他則只是簽了個很各色的名字。

我與韓方明初次會面，也是在那個咖啡館里。穆軍在場，并讓我把方明也加入到我每天一篇發稿的通訊錄當中。此后，韓也就無可奈何地每天收到我的垃圾文字，并且沒有一天停歇過。

上周見面后，在回復我的垃圾文字當中，韓提及寫讀后感的事。我說待我仔細拜讀后一定會寫的。他就此“謝潘公”作為答復。

于是，我就一直惴惴不安于什么時候才能兌現這個承諾。

平素，只要在可以用電腦的地方，我都進行電子化的操作。而閱讀紙質著作，都是在公交車上，或站或坐，任憑車輛如蝸牛，或者風馳電掣，我一概不知道，只是捧著什么書或者雜志在看。而到了天黑，公交車里面的燈光很是昏暗，閱讀實在困難。與發達國家的公交車相比，北京的公交車里面總是昏昏沉沉的，這也應該算作是公交車罪過之一吧。

而韓相贈的這冊大開本、光正文就有288頁的書，如果只是利用公交時間，閱讀完畢恐怕不知道要猴年馬月。好在北京道路交通基本上處于癱瘓狀態，說北京是“首堵”也好，北京著名小吃“爆堵”也罷，反正讓我能夠在周邊農民工兄弟姐妹很久沒有洗澡地氣味和祖宗八輩的吵架叫罵當中，看完了這本書。

書的封面上，是個韓方明的漫畫。這幅畫，把韓的特點勾勒得很鮮明：小眼睛、蒜頭鼻子、肥頭大耳、手里攥著棵雪茄……實在話，韓總比我長得好看點兒有限。看這樣的漫畫，也就知道為什么現如今中國丑星當道了；或者說，俊男靚女們都去做公共人物了，靠著碼字爬格子說三道四的活計都留給了長得不咋地的主兒們了。

至于說為什么此書起了個那么樣的名字，書的封底上有則評論，倒是很畫龍點睛：

站著說話，說的又是真話、實話、心里話，并一直拒絕說假話、大話、空話，除了智慧，還是需要點勇氣的。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記者 紀碩鳴

而在書的序言部分，則可以看到新加坡《聯合早報》主編杜平以“傾聽新時代中國知識精英的聲音”為題所作的介紹：

他（指韓方明，老潘注）在早報網《名家專評》欄目里那句自我調侃的雙關語“這廝竟敢站著說話”，已經成了國內很多年輕讀者的口頭禪。

“站著說話”本身，讓我這等心理很是陰暗的混混兒聯想起北京胡同里的話，叫做“站著撒尿”，說誰是站著撒尿的主兒，那是對皇城根兒里八旗子弟遺老遺少們提蘢架鳥高談闊論的老爺們兒的帶有尊敬的一種稱謂。

其實，韓讓我寫讀后感或者也可以濫竽充數作書評，給我出了個大大的難題。

畢竟，韓與我此前一面之交，彼此所知甚少。也許，那次見面結識后，韓可以時不常看看我每天的垃圾文字；而我則以前還是在改革內參上看到過他有關中航油在陳久霖被判刑后重組事件當中是如何把國有資產嚴重低估后賣給外國資本方的。

而且，韓與我似乎有著天壤之別。韓是博士，是青年才俊，是屬于社會精英階層的，是國有企業上市公司里面的高層人士；我卻為地地道道的社會最底層分子，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到處蹭飯吃，真要是有個病呀災的就徹底完蛋，只能再來一次自殺以避免成為提款機。

同時，我一向看空唱衰，從來都是嬉笑怒罵，如此這般到了現在，除了罵人之外的其他功能似乎都已經喪失殆盡了。寫這樣的內容，生怕一不留神又開臟口，原本感恩戴德之舉讓我弄得走板變形面目全非。

讓我對精英之作說三道四，實在讓我“受寵若驚”。

如果寫得驢唇不對馬嘴，甚至南轅北轍，還望韓總海量饒了小的則個。

該書封二勒口上有這作者介紹：

“韓方明

“年40歲，河北尚義縣人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現為旅居香港的投資銀行家。

“他畢業于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并曾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現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藏大學客座教授和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自1995年起出任海內外多家上市公司、商業銀行及財務公司的董事。他也是中國青年國際創業計劃（YBC）全國辦公室的導師和資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韓博士是一名射獵廣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也是國際關系和東南亞區域問題研究專家，及公共政策評估專家。他的學術研究范圍還包括華僑華人問題，港澳問題和藏學研究等領域。”

我的天，韓頭上的光環太多了，讓咱眼花繚亂，感覺看到外星人啦。

不過，翻開那本書，看看目錄，到也是似曾相識。這本書是繁體字，我還是不厭其煩，將其用簡體字將目錄抄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到韓滔滔不絕些個什么貨色。

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非洲？

中國將為非洲帶來什么？

從美國特使的公道話說起

西方挑唆言論傷害中非關系

中印龍象可以共舞

反思印度的“中國情結”

和諧世界呼喚中印“雙引擎”

中印兩國要看對方的優點

戰后新加坡的馬共運動——讀《李光耀回憶錄》有感

馬共敗在橫向思維陷阱

尋找香巴拉  保護藏文化

青藏鐵路與西藏文化并行不悖

讓香巴拉在魅力中展示尊嚴

讓藏區婦女享有健康和尊嚴

走近雪域：近看香巴拉

啟程，讓我們走近香巴拉

未來藏學研究的中心應該在西藏

西藏旅游必須有序開發

政改方案流產后的香港政局

愛港擁軍就是愛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十周年感言

反對派大游行要爭奪話語權

香港選舉關誰的事？

港人能否像賽馬那樣選“伯樂”？

中央政府應掌控香港的立法主動權

香港的政治廣告——此鳳不可長

政改之爭演變為天主教徒間的價值之爭

應盡快建立國家政治宣誓制度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責任促進科學民主決策

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應設立“人權委員會”

創建符合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體系，貫徹“人權入憲”精神

公眾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應制度規范化和程序化——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政協委員應當為民意代言

加強法治觀念是當務之急

人口事務不只是計劃生育

打工者也應有尊嚴體面回鄉的權利

人民大會堂應免費向人民開放

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高于一切

中國需要一部《國家榮典法》

應重視城鄉結合部改造

應向臺灣居民適度開放專業技術資格

姓名沖擊中國管理制度

應就時區法和新“夏時制”立法

讓青年有尊嚴地前行

和諧應從社會底層做起

企業應擔起社會和諧的責任

“血汗工廠”阻礙社會和諧

重視律師的專業價值在企業的發揮

發展文化產業與文化貿易：提升國家文化競爭力的新途徑

政府應考慮在海外廣泛設立“中華文化中心”

孔子學院不可“大躍進”

孔子學院會成為中國的軟力量嗎？

中文在東南亞會成為通用語文嗎？

關注新農村建設中的公共服務狀況

全國規范轉移支付制度  確保農村鄉鎮政府良性運行

應大力發展“知本農業”

國家經濟安全應處置有道

演繹經濟傳奇的大國戰略

中國推動世界走向軟競爭

中國的利益相關者角色

中國戰略資源產業要防外資控制

海外并購應謹慎推進

海外中國企業和國民應有安全保障

經濟特區應負擔新使命

企業應嚴堵資金黑洞

中資企業與“外交為民”

董事會：從“結構”走向“治理”

選拔董事豈能向“高考”學習？

全球化下的中國企業定位

國企高管的薪酬

如何確定外部董事的責任與利益

“站著說話”的價值

外部董事制度撬動央企改革

央企董事會改革的趨勢

2007年企業發展的三個關鍵

實踐創新 振興民族產業

中國企業“走出去”政府做什么？

再論中國企業如何“走出去”

“延安精神”與現代中國企業

人才國際化才能使企業國際化

中國企業國際化路途遙遠

工會不能成為老板們作秀的工具

和諧社會始于善待員工

有的官商確實欠扁平

“血汗工廠”的雇主們是不受人尊敬的

把目光投向社會的底層

商人豈可為富不仁

商人不可言而無信

中國的品牌價值從哪里來？

中國的品牌價值如何提升？

加強對房地產商的監管力度

應關注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利用

比利時王子赴華招商的啟示

中美應限制跨國巨頭的壟斷力量

中國證券市場混亂源于監管不當

中航油事件落幕后的思考

從目錄中可以看到，韓的視野確實是很開闊的，話題涉及到了很多的領域，這倒是讓我這等成天到晚胡聊八扯的分子饒有興味。

書的開篇，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托尼·賽奇專門為該書所作題為“‘站著說話’是應該受到肯定的”的序言，其中談到：

“在晚近中國歷史上，由知識分子成長為政治家的例子很多，但由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成長為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的就少了許多，而像韓博士這樣雖然身在商界，卻仍能夠保有一顆平和的心和不懈的努力，這與他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充分的個人修養是分不開的。今年我們見面時，他還向我談到了未來個人新的事業規劃安排，那種學無止境的‘野心勃勃’也深深感動了我。”

文中，這位哈佛教授也用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稱呼。這讓我想起，作為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的汪暉曾經對這個詞匯顯得很是不屑一顧，認為知識分子無所謂公共與否。按照汪暉的說法，如果有公共知識分子之說，那么還應該有私人知識分子不成？不過，中國社會的公共性的嚴重缺失，已經顯得十分危急。當然，這個問題，不應該在這里展開。

而聯合早報主編杜平的“傾聽新時代中國知識精英的聲音”里面則介紹了韓的另一面：

事先從居中引薦的朋友那里得知，“此公絕非等閑之輩，全中國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學都‘混過’，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并獲博士學位，繼而到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但走出校園之后，他并沒有從事學術研究，而是投身于商界，并以最年輕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之一的身份涉足政壇，活躍于海內外各種社會活動的場合。”

2002年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法國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曾經將中國的經濟學家進行分門別類，有理論經濟學家、政策經濟學家、商業經濟學家……他把自己歸類在商業經濟學家的范疇當中。

不知道，韓會將自己進行什么樣的歸類。從書中在北京的哈佛畢業生聚會上的發言看，韓把自己以及其他哈佛畢業生看作是中國的精英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從評論題材上，韓的論述范圍顯然與他的職務密切相關。為了能夠完整展現韓的評論風格，可以將其一篇短評抄錄于此。

選拔董事豈能向“高考”學習? 

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中國經常發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近日，董事執業資格考試竟然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筆者前幾天因為任職上市公司董事，就不得不專程飛到廣州參加了一個證監會舉行的董事任職資格考試。實際上，不僅僅是董事，監事和職業經理人的各類培訓和考試也層出不窮。筆者一直是董事職業化的支持者，這是現代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但是，將董事職業化簡單地等同于設置董事資格考試并授予執業資格，是一種非常不負責任甚至是貽害無窮的做法。

我們可以善意地認為，在董事的遴選問題上，相關部門在嘗試著一種新的思路。此類資格考試，前提自然是將董事作為一種專門的職業來對待，考試是董事職業化的一種反映。先來回顧一下在上海已經推行了三年的國有公司董事執業資格考試。首先，可以參加考試的人員必須是國有及國有控股公司受國有出資人委托，已經或將要擔任國有或國有控股公司董事的人員，也就是需要任職企業推薦。其次，要完成相關的培訓課程，每次的課程培訓大約為15天。經過培訓的人，就可以參加考試了，考試科目為董事基礎理論知識、董事實務能力、董事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

這樣的考試設置顯然荒唐。即使非要通過考試的方式遴選董事，也應當是將那些具備擔任董事條件的人，通過他們的自主報名和考核選拔出來。既然參加培訓和考試的人員需要企業推薦，無疑表明企業已經通過自己的選拔標準，找到了他們要找的人，考試已經失去了最主要的意義，充其量是充當了培訓班的職能，而董事從哪里來的問題根本沒有解決。

在現代企業中有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就是董事職能分開，強調專業性搭配。在董事會的組成中，最好有財務專家、審計專家、戰略專家、人力資源專家、法律專家等等，他們領導不同的專業委員會，彼此分工協作，形成高效的董事會。同時，董事作用的發揮與其所在產業有很大的關系，不同產業對董事的要求有很大的差異性。因此，在進行董事培訓設計時，充分考慮董事服務的產業的差異性和職能的差異性非常關鍵。所有的候選董事使用同樣的課程，并且培訓集中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最終就會變成應付考試的突擊班，而起不到任何作用。

從考試內容來看，董事的理論、實務、法律和職業道德，應當說包容了董事應該具備的方方面面的素質。但實際上，我們清楚，董事在企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戰略指引者和風險提醒者，完成這些任務更多要依靠經驗積累。考試至多可以考核應試人員的基本的財務和法律知識。這樣的考試幾乎無法完成選拔有能力的董事的任務。

在英美這樣的公司治理結構相對成熟的國家，非常重視董事的培訓。但其對董事培訓所推行的辦法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其一，沒有強制性的董事考試制度，董事的遴選是企業的自主選擇，由于各類企業對董事的需求差異性非常大，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通過統一考試來實現對人才的選擇。其二，在英美國家有比較成熟的董事協會，澳洲、新加坡也有這樣的協會。他們是服務性的機構，會幫助企業完成董事遴選工作，但這種選擇并不具有強制性。我們以美國企業董事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 NACD）為例，其成立于1977年，目前為全美17500家企業服務。

NACD的工作包括：第一，出版企業董事月刊，內容包含論文、最新議題、法令與規章的相關信息；第二，提供注冊會員名單；第三，設有出版處，出版企業董事實用書籍；第四，舉辦講習會以訓練企業董事，例如“董事訓練”、“企業公司董事會的角色”以及“審核委員會：提高質量、自主性及表現”都是其曾經舉行過的培訓課程；第五，提供咨詢服務，例如評估董事會及統一董事的訓練課程。

在美國，企業董事協會還有一項比較有特色的服務值得一提，就是董事登記候選計劃。其將董事候選人經歷及其在協會中完成的培訓做良好的記載，根據董事候選人不同的特點推薦給企業，使得企業和董事候選人都能夠做出最適合的選擇。

目前的董事資格考試制度注定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甚至有為現時許多企業的管治質量埋下定時炸彈之虞。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情況下，我們要相信并尊重企業自主選擇適合其治理結構的董事的權利。同時，董事作為優秀人才，需要我們為其提供一個服務平臺，而不是用類似“高考”的不負責任的辦法來攪亂市場實踐。用一種為企業和董事候選人服務的心態，設立類似于董事行業協會的機構，可能更加有助于董事的遴選和高效率、專業化的工作。

可以想象，韓被國資委這種逼迫董事參加考試的做法弄得苦不堪言，東奔西走馬不停蹄。作為國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韓對于“相關部門”的如此小兒科的舉措很有微詞，于是也就“站著說話”了。實際上，書中韓對于李榮融還是給于了不少積極評價的。這與韓總體上還是個樂觀主義者的基本立場相關。與我輩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烏鴉嘴不同，韓在對中國的各個方面的總判斷還是正面的。如果換了我，對于國資委成立時國務院要求其大權獨攬這種本身就帶有權力不受制約的方式在合法性上的問題會逮著不放大做文章；而且，李榮融所謂如果進不了前三名就出局這種被類比為末位淘汰機制的設立，本身也體現出再國有化的路徑選擇，形成著對中小企業的絞殺。

從韓的文字當中，可以體會到他對于中央的赤膽忠心。香港基本法當中有關駐港部隊開支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擔、以及終審權歸香港而不是北京，這讓韓感覺很是蹊蹺；而香港一些人得寸進尺，給鼻子上臉，在北京提供了多種便利的情況下，卻還要繼續為非作歹，這就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了。韓在《政改方案流產后的香港政局》一文中說，“依照憲法學的基本原理，終審權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征。當年香港的終審權是在英國的樞密院。”按照我的理解，北京方面草率地在基本法當中將終審權讓渡或者叫做留在香港，這本身就是主權的殘缺。

實際上，中國主權方面的問題很是不少。比如，即使在北京，銀行營業廳當中人民幣業務要讓位于外幣業務，無論什么樣的外幣，都比辦理人民幣業務擁有優先權。要知道，人民幣是作為主權貨幣，或者說，是主權的貨幣形式或者貨幣表現。這種明目張膽地自我矮化對于主權的自我作踐，就是主權的真實存在狀況。而內地無處不在的官方新聞發布會上配備英語翻譯，則也是主權受到侮辱和輕蔑的典型現象。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所作出的讓步，在國際上也是被各方噤若寒蟬，想象不到一個主權國家竟然會有如此喪權辱國之舉。

北京方面堅持認為，國際上所謂“人權高于主權”的說法是別有用心。似乎，主權高于人權才是天經地義的。在這方面，中國流行的依然是“大河有水小河滿”這種本末倒置的說辭，以及個人服從集體、國家利益至上、顧全大局等等五花八門的倒行逆施，來掩蓋無官不貪這種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法案，明確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條文。而韓在該書《創建符合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體系，貫徹“人權入憲”精神》一文中指出，“根據《憲法》第七十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民族委員會’等6個委員會。目前，我國人權事務歸外事委員會管轄。眾所周知，我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每年所擔負的外事工作非常多，工作壓力大，加上國際風云變幻莫測，難以承擔人權事業的重任。個人認為，由于人權事業是我國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農業、經濟、司法和外交等有同樣的政治職能，我們面對這一新生的事業，理應設立專門的委員會來管轄和治理。”

中國的人權事務歸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打理，這應該是個經典的創舉了吧。這說明了什么？在中國權力機關眼里，人權問題的因應是要做給外國人看的，中國內部是無所謂人權的。不信？咱們如果逐一地看溫家寶所謂公民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當中任何一樁權利的現實狀況，就可以知道人權的真實成色。在我曠日持久的烏鴉嘴寫作當中，對于這四權、以及其他原本應該為國民享有的比如納稅人的權利的喋喋不休當中，對此說得昏天黑地啦。

而且，作為社會最底層者，咱的胡說八道總是不可能登入什么大雅之堂的嘛。

當然，韓的評論當中，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比如韓談及國企問題時，有些就是如此。

國企高管的薪酬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一支特別力量，一方面關乎國計民生，牽一發足以動全身；另一方面仍然在前所未有的轉軌過程中。

在這個背景下，繼能源和電信等中央直屬企業陸續上市之后，金融企業也紛紛登場，使得國企的前途讓國際社會更加關注。

當然，企業最能引起爭議的話題離不開錢。日前8家A股上市銀行公布2006年年報，招商銀行行長以446萬1800元年薪居各位行長之首。收入最低的是興業銀行行長，年薪為101萬1000元。銀行高管的年薪均在百萬之上，還是引發了社會的大討論。有些認為太高，有些認為并不高甚至太低了。

認為薪酬過低的，是參照了海外銀行行長的薪酬。區區幾百萬年薪折合美元也不過50幾萬，按照金融業的國際薪金水平，可以說是相當吝嗇。既然是金融業高級管理人才，就應當給予相應的待遇。所以，按照國際定價標準招聘的外籍人士，得到了相應薪酬，例如深圳發展銀行董事長法蘭克紐曼曾經擔任過美國財政部副部長，他在所有的行長中工資最高，年薪達到995萬元。中國銀行董事會秘書因為是海歸，更是以561萬8777元的年薪，超過本行董事長的年薪。相比之下，中國本土高管薪水倒掛具有中國特色，耐人尋味。

認為薪酬過高的，實際上選擇了兩種比照對象，其一是以銀行普通員工的收入為參照，其二則是以國家公務員為參照。因為，這些企業的性質是央企，職務是國家任命的，在履行管理職責時，是半官方的，央企負責人實際上是準國家干部。既然是國家干部，當然不能拿這么高的薪酬。這里面的潛臺詞已經很清楚：

其一，認為其所獲得的收入與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不對等；其二，認為央企負責人的準官員地位，為其在薪酬之外獲得了很多其他收益，不該給予如此高的酬勞。其中自然有民眾宣泄情緒或仇富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問題是國企領導人的遴選和薪酬標準不透明。

目前國資委在不遺余力地實施央企的董事會試點，而改革的重要內容就是要把涉及國家安全以外的大多數央企實現市場化。其中，央企高管的遴選和薪酬標準是重要內容。　

換言之，國企領導人的薪酬應當加速和國際接軌，在遴選機制和薪酬標準上實現透明化、市場化。筆者相信，中國公眾關心的不是某人拿了年薪幾百萬，而是關心他做了多少貢獻，承擔了多大責任。企業的管理者就是管理者，不存在所謂正局級或副部級之說。有能力的國企管理者應該大大方方地獲取應得的報酬。
 

韓主張，“國企領導人的薪酬應對加速和國際接軌。”這似乎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首先，國企領導人是如何產生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是依靠在人才市場上延攬職業經理人而遴選領導人的，特別是大型、超大型國有企業，其領導人都是委府組織部門委任的。這種方式本身，就有著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內涵。官商角色互換，也是中國官場和國有企業之間頻繁演出的把戲。中海油董事長衛留成出任海南省長、建行行長王岐山出任海南省長、被問責的中石化董事長馬富才（應該注意到，宣布其被問責是由中組部做的，這種企業管理機制與委府治理機制的重疊，恐怕很能夠說明問題）卷土重來出任國家能源辦公室副主任、農行行長尚福林出任證監會主席并行將出任央行（要知道，中國并不存在獨立的中央銀行）行長、央行行長戴相龍出任天津市市長……這些都說明，國有企業領導人與官員的交叉換位是中國特色的稀松平常的事情。

如此，官商不分，就給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了，那么一旦到了委府部門，薪酬又該如何呢？如果從國際水平薪酬的企業領導人位置上到了公務員水平薪酬的委府官員崗位，其間的荊輪效應該怎么避免？巨大的收入差距將會導致什么？而且，委府官員對于國企領導人所擁有的國際接軌了的薪酬會如何氣急敗壞？

其次，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那么國企的其他階層的員工呢？領導人的界定是什么呢？董事長接軌，副董事長呢？總經理呢？副總經理呢？中層干部呢？前不久，國資委出臺規定，國企領導人收入不能超過普通員工收入的14倍。趙曉就此寫道，這種規定出臺之際，也就意味著規定了國企領導人的能力范圍。

再次，如果國企領導人的薪酬與國際接軌，那么對社會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會不會形成所有制霸權？會不會造成國企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會不會因此而造成新的貧富差距？坊間對于國企依靠壟斷資源而成就的企業內部“全員尋租”已經咬牙切齒，迫使委府不得不頻繁出臺規定，壓制國企節節攀升的收入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讓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將會帶來什么樣的社會影響？

還有，眾所周知的是，國企現在已經成為新的獨立王國，進入國企必須依靠堅不可摧的裙帶關系，人們感嘆到，現如今進國企、特別是那些效益好的地方，比當公務員還要難——畢竟，公務員還有個考試擺在那里，盡管考試本身并不能阻止錄用者以權謀私，但考試還是個能力測試過程；而進入國企則完全成為一個從頭到尾的黑洞。

應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本著先易后難的順序，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就都是經年累月的改革攻堅年當中的難題了。到現在，改革攻堅年已經耗時10年左右了。如果攻堅需要如許的時光，恐怕也就無所謂什么攻堅了。人們在發問，類似政治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等被攻堅的對象，到底還能不能攻下來？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一種歷史過程的話，那么事實上，現如今在很多領域，改革開放正在呈現出倒退的景致。其中，對于國有企業應該何去何從，就是個典型。國資委的設立本身，從其合法性上說，存在著問題；而李榮融作為一夫當關者，對于屬下盤踞萬億計國有資產的超大型國有企業的說一不二，更是凸顯出對行政許可的視若無睹。

實質上，國有企業的改革到了如此舉步維艱、進一步退兩步的程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先易后難的程序，使得擊鼓傳花成為官場規則。留給繼任者的，越來越是那些無法啃下來的硬骨頭，甚至是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繞開又不能攻克的頑石。這表現出，改革開放的空間日趨逼仄，不管是中短期的宏觀調控，還是高瞻遠矚的長期規劃，其輾轉騰挪的余地越來越小。

假使說，如此攻堅已經常態化的話，那么，到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戴著鐐銬跳舞。袁劍稱之為“光榮的改革”的改革開放前十幾年的眾志成城早就分崩離析，支撐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已經蕩然無存。

人們發現，孫立平所謂從1995年住房制度改革好壞參半而成為標志性的分水嶺之后，所有的改革都成為強勢對于弱勢群體的剝奪，以至于到了當下，改革開放的全部合法性只能基于經濟增長，舍此無他。那么抽象的統計數據在很可能造假販私的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所猴急猴急的高速度，就是堅持改革開放日益蒼白無力的借口。而這還無法掩蓋國民福利的荒蕪凋零、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環境污染對健康乃至生命的無情蠶食、以及對子孫后代利益的瘋狂透支。

當全中國的人都以國際民工的身份加速將自己的祖國淪為人類的垃圾場和世界飛地之際，改革開放被廣泛質疑，甚至對鄧小平“不爭論”原則自身的說三道四，也就在所難免了。

這才有了如此的說辭，認為到現在，改革的共識基本上破碎，改革的動力基本上消失，改革的成果基本上否定。極而端之，就是憲政派陳永苗所作的“給改革判一個死刑”。

也正因如此，國有企業改革就成為一個怪胎，一個美麗的謊言。按照我這等烏鴉嘴的習慣路數，還是看張五常指出的那樣，到底是社會轉型完成的速度快，還是社會轉型所蘊藏的風險爆發的速度快。二者進行著較量。遺憾的是，現如今的年代就是烏鴉嘴喜不自勝的時期，因為愈來愈多的情況總是被“不幸言中”。我們最近看到，糟糕的制度選擇不斷被實現，貪腐勢力當道的情況讓海內外惡評如潮潸然淚下。

……

當然，這只是我作為一個外行人的讀者的一些感受。

也許，從來沒有給精英寫過什么內容的我，原本應該把這些內容放到其他什么地方來專門討論，而不是現在這樣畫蛇添足。

韓在書中，自己也給出了“站著說話”的基本定義。

“站著說話”的價值

中國國資委主任李融榮在新春致辭中表示，國資委今年工作的著力點將更多轉向產權管理和資本管理，繼續擴大中央企業建立規范董事會的試點。

筆者認為，這項試點的關鍵在于選拔恰當的人進入董事會。而所謂“恰當的人”，除了有較好的專業經驗和職業操守以外，也需要有“站著說話”的堅持和勇氣。“站著說話”，就是不想妥協，不想趨炎，說真話。

國企董事不能趨炎附勢

“站著說話”，應該是董事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地位。中國國資委目前正在19家企業實行董事會試點，其中有14家外部董事的人數超過半數。有人會問，這種看似“兼差”的外部董事能否切實體會管理層的需求，并對企業發展做出正確的決策和戰略引導？

這種疑問本身就意味著，外部董事難免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然而，董事的價值恰恰就在于挺拔站立，不屈從管理層，不屈從利益集團的誘惑，堅持講真話，持續發現企業的問題，從而獨立判斷和決斷。

董事能否“站著說話”？這是中國的公司在治理中遇到的核心問題，涉及到董事的權利、義務以及責任。就國企目前的情況而言，無論從內部環境還是外部環境看，董事的法律地位依然非常模糊，有很多值得探討和完善之處。

第一大漏洞在于董事和管理層的權利、義務及責任設計趨同，從立法上對董事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嚴重低估。例如，2006年1月開始實施的《公司法》，第四章將董事會和經理放在同一節，第六章的標題即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無論權利、義務還是責任的確定，董事與管理層的差異甚微。

而2007年1月開始實施的國務院《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也延續了這一做法，將考核的范疇界定為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總裁）、副總經理（副總裁）、總會計師。這樣一來，董事和管理層的設計并列且重疊，相當無趣。

《創造價值的董事會》這本書中有一段話，揭示了董事會應有的地位：“董事會工作的本質不是管理向上延伸而是所有權向下延伸。”在普世商業價值體系中，董事們實際上更多地在扮演“所有者的代表”與“看護者”的角色。英、美、法等國公司董事會的產生，是建立在信托理論基礎上，受委托管理信托財產，擁有很大的自主權，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信托財產的第二所有人。相應的，他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也是巨大的。

如果說一般的管理者應當盡到普通理性人的義務，那么董事就應當盡到更高位階的義務，要像看護自己的口袋一樣，把企業的利益作為首要考量。

但是，在中國目前的立法實踐中，對普通管理者和董事是沒有區別對待的。既沒有賦予董事更多的權利，也沒有規定董事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其結果當然是董事的地位嚴重不足，往往受制于管理層。

責權界定不清楚

第二大問題在于，董事會是集體決策機構，應當強調一般董事與董事長和擔任總裁的董事有平等的法律責任。董事會是一個集體決策部門。從法律上，無論是董事長還是兼任總裁的董事，無論是獨立董事還是非獨立董事，無論是內部董事還是外部董事，在法律責任的承擔上是完全平等的。董事長只是董事會的法定召集人，在決策中并不應當享有特權。

董事會制度的設計，本來就是希望通過擁有不同背景和不同專業經驗的人相互配合，達到準確、周密決策的目的。無論從立法還是從公司的章程中，都不應當過分強調董事長的權利。在實際運作中，有些公司實行董事長一票否決制，會從根本上破壞董事會制度。很多公司的總裁同時又是董事長或董事，權力容易膨脹。

在公司治理的話題中，董事會是一個恒久的難題，因為它必須將不同背景的高層人員組合在一起，在有限的時間完成重大任務。如何保證這個團隊有效工作，保證每個董事都能“站著說話”，恐怕還要從董事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下功夫，而這其中的責任是頗為關鍵的。

在中國的商業環境中，何時能夠重視和解決這個問題，涉及到國企董事是否能真正發揮作用，增進公司和股東利益。

說穿了，這是中國企業的責任制問題。按照企業的基本責任體系，首先應該向員工負責，其次向用戶（中間以及終極消費者）負責，然后是向股東負責；而中國呢？首先是向行政權力負責，其次向股東負責，再次向消費者負責，到了最后，就是對員工的不負責任。這是中國官本位體制下的必然產物，惟上惟大的作派深入到了中國社會的犄角旮旯，滲透到了民族血脈當中，權力文化的盛極一時，演繹著國家社會化的進程。

而此情此景當中，“站著說話”就成為日益稀缺的珍惜資源。“不想妥協，不想趨炎，說真話”，這些原本是做人的基本品質的元素，到了現在是何等的稀缺，以至于能夠站著說話都成為朝思暮想的理想主義狀態。換言之，當我們把不想妥協、不想趨炎、說真話這種頑童都應該具備的品質作為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標新立異的戰略制高點時，當現實在頑劣的環境驅使和壓迫下不得不上升為理想時，究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還是悲哀？

記得1980年時，北京的各個大學里民主競選搞得紅紅火火。從競選當中喊出來的一句話在社會上不脛而走，那就是知識分子并不需要別人看得起，并不需要恩賜在知識分子腳下墊塊磚頭什么的，只需要讓知識分子能夠挺起腰板來，站起身來。這恐怕就是韓博士所謂的“站著說話”的境界了吧。

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知，是人類道德的看門人。知識分子憑借公共輿論形成對于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原本應該是其職責所在，也應該是韓方明“站著說話”的要義。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知識分子在中國逐漸精英化，成為壟斷話語權的群體。人們將1980年代稱作是人文系，1990年代是財經系，（新世紀則被希冀成為憲政系。）其中，每一個系當中都有些利用信息不對稱而橫征暴斂的知識分子群體。以至于郎咸平將中國當下腐敗“鐵三角”當中的角色，就規定為知識分子的不可或缺，官產學三位一體，形成了中國腐敗的與時俱進的景象。

改革開放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太多都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嚴。類似“大眾反對才證明我的正確”這種混賬邏輯和公開表態，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素描。當中國日益成為官場的后花園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卻出奇地保持著緘默，形成了所謂集體性失語。

由是，現如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或者得意忘形，已經不是在站著說話，而是跳著腳群魔亂舞地喧囂；或者則匍匐在權力腳下，成為御用的哈巴狗。

也因之，站著說話就成為了一種鮮見的行為。

這不禁讓我想起《紅巖》那句話：“為人進出的門緊閉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韓方明“這廝竟敢站著說話”，沒看見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都“少廢話，趴下”！

該書的最后，韓自己寫了匯編結集的背景：

“后記

“為這本近年的思考結集收尾提筆之時，我正和友人穿行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印度一側的西孟加拉和錫金的山區里，云霧繚繞的大吉嶺和噶倫堡的山谷中是望不盡的茶園，不遠處西藏亞東的乃堆拉傷口時隱時現，呈現出一派世外桃源的和諧景象。看上去與藏民并無二致的純樸山民和家家戶戶門前飄動的經幡讓我仿佛是身處林芝或迪慶的藏區。此情此景令人心生無限感慨：這不正是我們在尋找的“香巴拉”嗎？我們為何還要奔波，而不停下來享受生活？其實我真的想，卻又真的做不到。山下的紅塵太多的誘惑、太多的煩惱，讓我不能遠離，不能不語。“站著說話”已成習慣，習慣已成自然看來只好一直說下去了。

“這本小冊子匯集了筆者近五年多來對國內外一些時政的看法和評論，話題可謂廣泛龐雜，包括了：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社會問題、港澳和西藏問題等。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內外的主流媒體發表過的舊作。例如：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亞洲周刊》和內地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政協》雜志、《人民政協報》、《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等等。其實本來并沒有結集出版的想法，只是受到國內外一些朋友的鼓勵和報刊轉來的讀者來信及在個人博客上的留言，才決定將這些“過了時”的時事評論和公開言論整編在一起出版。本文收錄的文章基本反映了我對以上提及問題的個人觀察和看法，可謂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當然，“站著說話”也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不懼權威，不怕得罪于人。事實上，這些文章也反映了我的真實愿望——希望能對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哪怕只是很小的作用。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個具有個人精神和獨立見解；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普世價值，具有公共意識和人文關懷；并富有社會批判精神、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具有國際視野和本土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本小冊子收錄的言論正是我這些年來在這些方面的若干努力和思考。

“……（鳴謝若干人等，老潘將其省略。）

“2007年9月16日深夜”

嘿嘿。

精英就是精英，應該衣食無憂。所以，對結集出版原本就沒放在心上。

咱就不同。寫了那么多文字，以前還不斷為媒體所采用，后來因為越來越口無遮攔而逐漸被邊緣化；但窘迫的生存現實，上頓不接下頓的狀況，讓我一直四處張羅著看看有什么地方能夠將接近800萬字的內容好歹印了，讓咱騙點子錢來試圖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面對隨時可能來臨的天災人禍抵擋一陣子。可如此圖謀至今未遂。

韓的后記完成的9月16日，我還在挪威。

而我今年出國，是在特殊的氛圍當中倉促決定的。

我曾經見識并記敘過，挪威當局辦理簽證之低效率，即使能夠簽下來，我的假期恐怕也早就完結了。為此，我絞盡腦汁想了各式各樣的辦法，包括找旅行社，找委府相關部門走后門巧立名目奔赴挪威……都因為各種原因中輟。后來，才輾轉到了韓方明處。

而韓在接受到了我出國簽證的請求后，的確顯示出北京胡同話那種“站著撒尿”的老爺們兒氣派，說到做到，言而有信，在申根國家當中簽了下來，使我能夠如期開始歐洲之旅。

這次簽證，讓我大開眼界，知道什么叫做一個都不能少。

這也是為什么開篇我提及要請韓吃飯的原因。知恩圖報嘛。

在該書封三勒口上有這樣的文字：這是一位年青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對于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持續而公開的言論結集。書中文章陸續發表于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亞洲周刊》和內地《南方周末》等主流媒體，部分言論選自作者的全國政協會議發言。主體集中在中國市場經濟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弱勢群體與社會公平正義、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香港和西藏問題等領域。本書對于關注和思索中國社會變遷和未來走向的讀者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封底，則有哈佛大學教授托尼·賽奇為本書專門撰寫的評論節選：

集中反映了他作為一個當代中青年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國家使命感、社會責任感、公平正義感和國際視野，是一個追求真理，用于直言的中國青年的發自內心的聲音。

另外，還有就是經常作為第一讀者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主編杜平的畫龍點睛：都是行家之言，不僅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而且對中國有關方面更具有參考價值。

不過，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還是“站著說話”這種立場選擇本身，才是具有非凡膽量、才華、氣度與預期的老爺們兒的架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