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么用這么大篇幅來分析西方經濟學,是因為西方經濟學作為一種現代神學,成為中國實際上的主流經濟學,很多人都沒意識到這是一種成功的思想滲透,是對華思想戰、輿論戰、認知戰取得重大勝利的結果。讓我們很多人都把西方經濟學那些經不起推敲的假設,變成自己的信仰,成為觀察分析經濟現象的主要工具。
但問題在于,這個工具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洗腦術。尤其是自由市場經濟學派,不利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利益,在本質上是反民族國家的,視角只聚焦于資本的利益,在資本之中,又只關注金字塔頂端資本的利益。
誰控制了這個金字塔頂端,誰就是控制了經濟學的意識形態,而西方經濟學,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猶太資本和盎撒資本,長期處于全世界資本的金字塔頂端。所以,西方經濟學從誕生之日起,或者從被馬克思認為經濟學變成庸俗經濟學開始,就是資本統治世界的經濟意識形態,并和西方的天賦人權、國家契約說那些政治洗腦術一起,扭曲了現實世界的真相,構成了西方的理論大廈,讓很多人至今都在以頭足倒立的方式觀察世界。
信仰西方經濟學的,他們不少人有著符合西方標準的歷史觀,其中會有大批人會自覺為西方的對華侵略辯護,一個正常中國人認為的近代屈辱史,在西方經濟學的信仰者看來,這是文明對野蠻的一次啟蒙。錯不在西方列強,而是因為中國人拒絕文明,特別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搬運工看來,挨打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拒絕市場邏輯。就跟“開門!我們是來送民主的”一樣,一場侵略戰爭就成了“開門!我們是來送自由市場經濟的”。
這些西方經濟學的信仰者,不光是在經濟學領域舞弄話術,在歷史認知領域的裁剪和發明創造更是頗具創意,他們為了這個顛倒是非的結論能成立,自覺隱去了很多重要的歷史信息。比如,作為我們近代史的開端,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目的是為了向中國賣鴉片。而鴉片戰爭的背后就是猶太資本。猶太人是最大的鴉片販子,猶太資本才是鴉片戰爭的最大獲益者。
但在信仰西方經濟學的人看來,中國進入近代史之后民族承受的巨大苦痛與屈辱,竟然不是痛苦也不是屈辱,只是一種民族啟蒙的代價。用他們的那套被植入的邏輯,他們從內心并不排斥中國被殖民,有的還公開歡迎殖民。對于我們從英國人手里拿回香港,他們都在心里排斥。2019年香港暴徒打著英國的國旗反中,很多自由經濟派都在支持。我們通過香港國安法扭轉了形勢,這些人到如今還在內涵因此讓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變成了歷史遺跡。
現在,就是這些人在經濟領域的話語權依然獨大,并通過話語權優勢企圖繼續主導我們對經濟的認知。
所以我們會在中文互聯網上看到種種輿論怪現象:不但中國的國企受到持續幾十年以偏概全式的抹黑,就是華為這些讓美國不高興的中國民營企業,或者只要表現出很強的民族資本特征的民營企業,都容易遭到有組織的抹黑。
我們這些年的輿論反擊戰,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很大進展。西方的很多政治和文化洗腦術對我們都失效了,中國人已經認識到,西方的什么三權分立、多黨輪替不過是金權控制的工具,至于什么言論自由、人權法治,在“禁止反猶”的天條面前都是浮云。我們正在從這些被灌輸的思想教條中走出來,但唯獨在經濟領域,西方經濟學植入的思想鋼印還頑固地存在著。
這導致一些人在觀察分析經濟現象時,得出的往往是不利于中國的結論,開出的是有害于我們的藥方。很多人可能并不是逆向民族主義者,但他們都因為信仰西方經濟學,而不知不覺在一些問題上,做了對我們有害的事情。
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派系,凱恩斯主義要相對好一些。雖然凱恩斯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但并沒有跟自由經濟學派那樣排斥國家。自由經濟學派既公開地反對社會主義,又會掏空任何國家。美國是被凱恩斯主義續了半條命,最后又被自由市場經濟掏空了身體。
因此,我們這次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自由經濟學派。因為自由經濟學派,就是為了資本掏空任何國家,而提供合理性論證的。可以說自由市場經濟學說控制的任何國家,都不會被放過,美國的情況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足以提供教訓了。
回到本文開頭提及的問題,西方經濟學面對就業這個世界性難題,為什么就不能直指問題的本質,告訴公眾說,當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經濟作用在西方傳統的經濟體制上,失業問題的產生是必然趨勢呢?這里的傳統經濟體制,就是徹底的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
西經學者不敢承認,也不敢面對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變化,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西方經濟學真正的挑戰就要來了。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大潮面前,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大廈,就如同面對一場海嘯,不堪一擊。
我最近也看了一些財經視頻,他們在聚焦就業問題上,收集了大量的數據,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包括:35歲找工作難,大企業裁員潮。狹義貨幣M1的下降顯示人們的消費意愿不高,背后是就業低迷和收入下滑。一季度個人所得稅下降15.9%說明企業普遍降薪。對現象總結得很全面,但一到解決問題的環節,就跳回到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中了。針對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包括,房地產企業“三條紅線”和治理資本無序擴張等,有一些微詞,還是認為市場化程度不夠,市場自由度不高,到最后給出的就業問題解決方案,竟然是“只有靠中央財政來加杠桿”。加杠桿去哪呢?還是給居民直接發錢。
這個問題我們在系列的第一集就批駁了,根本就不可行。因為依靠印錢給居民發錢,產生的副作用比現在的問題會更嚴重。這就叫病急亂投醫,還是頭痛醫頭的那種,對真正的病因一概不提,對他們藥方產生的嚴重副作用,也采取回避態度。
美國經濟現在的一個大麻煩是什么?就是美國聯邦政府的杠桿加得太猛,債務已接近35萬億,都達到GDP的130%了。對照一下美國,就發現,這些財經賬號所謂的加杠桿藥方,還是要中國走美國的路,有些還是直接從我們在本系列第一集里提到的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那里抄來的。
一個連美國經濟都搞不好的美國經濟學家,出來給中國診斷開藥方,這本身就很滑稽,卻被中國的經濟學者和財經賬號奉為至寶。用立體戰的視角看,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一個美國人,又是猶太人,會希望中國經濟更好而給中國出建議嗎?美國確實有這樣的經濟學家,比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堪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一股清流,他就提醒過我們:“中國當前很多問題都是由于市場管得過多而政府管得過少。”“中國不應該追求更加市場導向的醫療體系,因為這在美國被證明是昂貴且低效的。”“金融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市場不會自我監管,政府應該承擔起監管責任。”“貸款利率的自由化鼓勵了剝削貧窮消費者的掠奪性行為。”“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提供教育、醫療、交通、公園等公共品。”
這些話,句句是箴言。
但斯蒂格利茨這樣有良知的美國經濟學家,在美國是被排斥的,因為他說了真話,因為他沒有放棄學術良知,美國喜歡用的是聽話的經濟學家。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不大愿意提起他,更愿意把克魯格曼的話奉為圭臬。
克魯格曼絕對不屬于對中國友好的經濟學家這一類,他在2009年就寫文章,攻擊中國的貨幣政策。說到中國匯率政策,“China’s outrageous currency policy,”都使用了outrageous(英文意思是蠻橫的、殘暴的、無恥的、令人憎恨的、不能容忍的)的詞匯。
他的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充滿攻擊性,“China’s bad behavior is posing a growing threa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only question now is what the world — and,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 will do about it.”(中國的惡劣行為對世界經濟之威脅越來越嚴重。現在唯一的問題是世界--尤其是美國--要如何對付中國),還指責中國:“By pursuing a weak-currency policy, China is siphoning some of that inadequate demand away from other nations, which is hurting growth almost everywhere”(中國通過維持弱勢匯率政策,實際上從世界其他國家竊取了本來就嚴重不足的需求,重創了全球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
克魯格曼還強調說,中國貨幣政策助長了美國房市泡沫,從而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這一點連美國人都看不下去。一些美國人抨擊說,克魯格曼是在幫助推卸責任,因為危機的根源已經有目共睹,即華爾街的唯利是圖、美國政府的監管不力和美聯儲的糟糕利率政策等。
克魯格曼這篇文章不但對中國進行謾罵和指責,而且用的是英語中特別極端的詞匯,就像我們的一些西經學者一樣,喜歡用辱罵和恐嚇的方式代替分析論證。
到了2020年,美國自己被疫情搞得一團糟糕,克魯格曼又出來非議中國積極的防疫政策,并上升到對中國體制的攻擊。
所以,那么多西經學者和財經賬號都在直接抄克魯格曼給中國開的藥方,跟著克魯格曼給中國施加影響。我們的外部對手只要一篇文章,國內就這么多人,從經濟學者到財經賬號,都紛紛響應。這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嗎?
為什么我認為現代立體戰,對我們這樣的大國來說,最有威脅的是思想戰、輿論戰、認知戰呢?其實看看這個例子就知道了,一個對華并不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隨便一句話,都能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和財經圈引發這么大的共鳴。而對華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真誠提醒,國內的經濟圈卻少有人響應。
而且,這些自由派經濟學者,既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又要政府發錢,這種既要,又不要,體現了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特有的邏輯內在矛盾和理論困境。他們把自己堵在西方經濟學的風箱里,面對就業問題和需求不足的問題,除了讓經濟更加自由化,印錢、發錢,已經提不出更好的辦法了;但這些辦法,沒有一個不內含劇毒。
中國如果用美國經濟學家的藥方,背上了美國現在一樣大的債務包袱,那我們還能超越美國嗎?美國可是有美元這個世界貨幣,人民幣距離美元這樣的地位還有很遠的距離。
西方經濟學的那些老手段,面對人工智能技術開始替代就業崗位引發的帶有普遍性的就業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需求不足問題,都將失效。你想想,現在都需要印錢解決問題了,未來人工智能會更加普及、對勞動者的替代效果會更加明顯,又將怎么辦?已經用了這個藥方不能自拔的美國,以現在的債務膨脹速度,能等到人工智能時代正式到來的那一天嗎?
所以,我們在本系列的開頭說,要解決就業問題,就必須跳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的框框。同樣,要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也要先跳出西方經濟學。跳出西方經濟學就是跳出對方思想戰、輿論戰、認知戰的淪陷區。
西方經濟學主要就主張政府可以適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和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兩大流派。前者主張用投資拉動經濟,雖然也遇到了困境,但總比后者的央行印錢,直接發錢給居民,引發通貨通脹,迅速稀釋老百姓的購買力,還讓中央政府背上債務包袱,要好一些。
所以,跳不出自由市場經濟的教條禁錮,就不要給經濟做診斷和開藥方了,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完全是問題的制造者,而不是問題的解決者。西經學者現在所質疑的我們的經濟問題,本身大都是受自由市場經濟學說的影響,長期積累而成的,竟然還要用病因做藥方,這是在開玩笑嗎?
美國還有美元這個世界貨幣,在可以讓世界公攤成本的情況下,自由市場經濟學說都能把美國的經濟問題越治越嚴重。不但去工業化了,還背上了永遠還不清的債務,美國內部除了革命,像一些美國先進分子說的那樣,只有用共產主義才能救美國,真的沒有什么辦法。而沒有世界貨幣的我們,用了對中國并不友好的美國經濟學家開出的藥方,想想情況會有多嚴重呢?
推崇克魯格曼的國內經濟學家想辦法影響政策,而一些財經賬號就在影響公眾。
因為思想滲透的危害遠大于其他,才決定寫這個費力很多、關注又少的經濟思想戰系列,連我們周邊和中東的社會熱點都顧不上跟蹤分析了。
目前的就業問題絕非在哪一個國家孤立存在。美國現在的就業數據已經嚴重依賴政府提供的就職機會和社會靈活就業,走在人工智能第一陣營的美國,也創造不出足夠的穩定就業崗位了。
但自由派的擁躉,是絕對不肯承認美國經濟出了問題的,因為這就會導致其信仰的經濟學坍塌,所以他們不約而同把人工智能技術對勞動者的替代效應所產生的就業壓力問題,說成是中國獨有的。
我不是說這些人就一定非要故意跟著克魯格曼誤導中國,一些人是愛國的,只是他們學的那套經濟學說,讓他們的思維只能限定在經濟學的狹窄空間里,被自由市場的美好想象迷惑,怎么也走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思想上不走出西方經濟學,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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