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按：針對胡錫進指責“極左”“打橫炮”的說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展開了討論。下面是討論發言稿，供大家參考。

張國毅：“放冷槍”嚇不住企業家

　　讀了《胡錫進說的“放冷槍、驚嚇企業家”的是誰？》之后，我覺得胡錫進的指責錯誤太多。表面上看，作者是在談對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理解。但實際上全是在輸出自己誤導讀者的觀點。

　　一、歪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文章至少有兩處歪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1.文章說“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明確說法是“必須把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A是B”和“把A作為B”本身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作為面向全國的公開的確定性文獻資料，具備了相當的嚴肅性，用詞必然是反復斟酌。像文章那樣隨意變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的有關說法，本身就無法做到正確理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

　　2. 文章說“公報中有一個新提法：‘橫炮’效應”，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里從來沒有提到這一效應。完全是作者自己杜撰了一個說法，然后說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試問這樣的文章還能客觀看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嗎？還能“把心思放在中央會議精神上，想想怎么促進經濟發展”嗎？這樣的文章只能是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由頭來達成自己的別有用心的目的。

　　二、歪曲馬克思理論

　　文章說，有些人用馬克思理論的中一兩句詞語（一兩句詞語？作者的語文很成問題）生搬硬套社會實踐，最大的特點是過分強調理想化的終極目標，忽視了實際需求。作者完全顛倒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理論是沒有辦法去“套”實踐的，理論來源于實踐，是對實踐的總結，反過來去指導實踐。發生在我國的某些經濟現象恰恰證明了馬克思理論的正確性。比如資本在我國的無序擴張就證實了馬克思對資本的深刻認識。也就是說先有社會實踐，尤其是一些錯誤的不好的社會實踐才能有作者筆下的“一些人”用“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兩句詞語”來總結來刻畫。試想，如果社會實踐恰恰證明了馬克思理論是錯誤的，作者筆下的“有些人”還會用馬克思理論的一兩句詞語來描述那些社會實踐嗎？其次，我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對這一最終目標再怎么強調都不過分。恰恰相反，現在我們談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談得少了。最后，馬克思理論從來都不脫離實際，而是一刻也不離開實際。只有唯心史觀才是脫離實際，從社會意識出發去決定社會存在。

　　文章接著說，有些人“將中國的私有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混為一談，錯誤地解讀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作者沒有指出中國的私有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區別在哪兒。難道中國的私有經濟不是同時符合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產生雇用關系這兩大特點？作者也沒有指出那些論述是屬于“錯誤地解讀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只是作者自己在哪兒自說自話。誠然，《共產黨宣言》有消滅私有制的論述。但是這種消滅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意識活動，它需要具備生產力高度發達這一條件。如果連這一點都不堅持的話，它就不是馬克思理論。

　　三、企業家豈是小鳥

　　至于胡某的比喻，從一定程度上說是小看了“企業和企業家”。首先，在一個正常的生態環境中，“鳥們”和“野獸”是共存的。林中出沒的野獸也沒有耽誤鳥兒們的正常覓食。其次，所謂的“冷槍”是嚇不住企業家們的。有利潤可賺，他們的嗅覺比誰都靈敏，他們的動作比誰都快。惟一能嚇住企業家的是無利可圖或獲利太少。借用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句話來刻畫這種現象：“資本家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至于認為所謂的“冷槍”會嚇到企業家的，這是唯心史觀的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典型形式。

　　至于何老院士將我國經濟能否恢復的重任系于一人，更是滑稽。只要靜下心來想一想就知道這句話漏洞百出。“中國經濟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個小池塘。” 試問，哪個個人就能決定大海是風平浪靜還是狂風驟雨，就能改變大海的格局？還有一點需要作者注意，你個人可以贊同何老院士的觀點，但請不要綁架“絕大部分中國人”，因為群眾的眼鏡是雪亮的。

　　文章的最后，作者將中國經濟2024年的表現，老百姓在2024年的日子過得怎么樣系于烏有之鄉和紅歌會，以為只要烏有之鄉和紅歌會不發言了，中國經濟就會輕輕松松，毫不費力地繁榮起來，老百姓的日子也會紅紅火火起來。這是作者在異想天開，與何老院士將我國經濟能否恢復的重任系于一人的邏輯完全一致，同時也說明唯心史觀對作者的荼毒不淺。

彭卓：民營經濟困境是“左派”惹的禍嗎？

　　這篇文章主要講了胡錫進和何祚庥兩個人的觀點，這兩個人的觀點也基本上代表了他們一群人的主要觀點。我從以下三個問題來引出我的觀點。

　　第一，誰才是導致民營經濟困境的根源？

　　我想反問，如果沒有司馬南，聯想的事件就不存在了嗎？是司馬南讓柳傳志侵吞國有資產了嗎？答案是顯然的。聯想事件的本質問題不是司馬南導致的。同樣地，經濟不振是他們所謂的“極左”導致的嗎？顯然也不是。經濟不振、民營經濟發展受阻，不是左翼學者導致的。左翼學者恰恰指出了經濟不振的根源。而這觸碰了某些人的利益，這些人才會把“鍋”甩給左翼學者。如果說，左翼學者說的話那么有用，那中國早就進入共產主義了，因為左翼學者一說，就成了。

　　既然學者的觀點并不能成為導致經濟不振的根源，那么什么才是根源呢？胡錫進不知道、何祚庥也不知道，而他們口中的“極左”知道，并且指出來了。也許，胡錫進、何祚庥也知道，心知肚明，但是他們不敢說、他們害怕，或者說他們是故意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經濟發展問題，根本上來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辯證發展的問題。生產力發展受阻，與生產關系脫不開關系。當前民營經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分配關系有問題了，或者說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才是民營經濟困難的根源。

　　第二，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的觀點到底是什么？

　　胡錫進認為，“極左”過分強調理想化的終極目標，而忽視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將中國的私有經濟和私有制混為一談，錯誤地解讀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然后再來批判這些觀點。真的是好一個“顛倒黑白”。如果要說對馬克思主義、對《共產黨宣言》的解讀，胡錫進怕是遠遠比不過左翼學者吧。與其說，這是胡錫進對“極左”的批判，不如說是對馬克思的攻擊，借著對“極左”的批判來否定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恰恰認為，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漫長的生產力發展的過程，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馬克思講的“兩個必然”和“兩個絕不會”不正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件嗎！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真實觀點。胡錫進說的那些話，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都講過很多遍了，馬克思主義者談得就更多了，他們是看不見呢，還是視而不見呢？

　　第三，誰才是背后“放冷槍”的人？

　　胡錫進認為是“極左”，何祚庥也認為是“司馬南之流”。我想請問，是誰一直在唱衰中國經濟？又是誰在做空中國經濟？還是誰不愿意承認經濟發展受阻的根本原因？

　　前面已經談到，經濟發展不振，既不是“司馬南之流”說幾句話就能決定得了的，也不是“胡錫進之流”說幾句話就能反轉的。承認經濟發展受阻的根源，正視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在我看來，恰恰是這些不愿意“承認經濟發展受阻的根源，正視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的人，故意詆毀真正想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的人，才是在背后放冷槍的人。

　　<洪>陳雨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企業應該是什么樣子？

　　《胡錫進說的“放冷槍、驚嚇企業家”的是誰？》（后文簡稱《冷槍》）這篇文章披露的很多問題可以討論，包括“不確定性從何而來”“先立后破，立的是什么，破的是什么”“如何理解所謂的‘橫炮效應’”“如何正確理解‘消滅私有制’”“烏有之鄉、紅歌會網是讓企業家受到‘驚嚇’的原因嗎”“如果關閉烏有之鄉、紅歌會網，就能保障2024年經濟有一個大發展嗎”等等。但是，我最想結合近期看到的一些案例，談談對文中“將中國的私有經濟和私有制經濟混為一談”這句話的理解。有關私有制經濟和民營經濟的理論討論已經很多，囿于本身的理論水平，這里我也不從理論出發去分析兩者的異同，只是結合近期學習的案例談談“自己人”的民營企業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第一個案例，滴滴公司之前為赴美國上市，涉及將有關國家安全的數據泄露，最終由國家安全部、國家網信辦、公安部等七部門聯合進駐檢查。國家網信部審查發現，“滴滴公司存在嚴重影響國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以及拒不履行監管部門的明確要求，陽奉陰違、惡意逃避監管等其他違法違規問題。滴滴公司違法違規運營給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數據安全帶來嚴重安全風險隱患”。具體內容“因涉及國家安全，依法不公開”。馬克思說，“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為了追逐利潤的滴滴公司，非法收集信息乃至危害國家安全，這和文中稱的“私有制經濟”的區別在哪里呢，這樣的企業如何能稱的上“自己人”呢？

　　第二個案例，河南“胖東來”。中國民營服務型企業有兩家被哈佛商學院案例庫收錄，海底撈和胖東來。胖東來是一家經營范圍僅在河南的超市，卻多次上榜微博熱搜，受到全國人民的關注和喜歡。何以如此？首先，胖東來最受肯定的是服務，這是一家將服務做到極致的超市，所有店員都能夠以熱情、禮貌、專業的良好狀態對待每位顧客，有26條非常細致的服務守則，比如“有顧客詢問，必須馬上放下手中的事情上前提供幫助”“不能以貌取人，說‘不要摸’‘別弄臟’‘很貴的’”等等（與某些奢侈品店員，形成鮮明對比）。并且，還有“詳細商品介紹”“體驗式消費”“不滿意無理由退貨”“部分商品標注進價”等等標簽。有關胖東來服務的文章和視頻很多，這里不展開。其次，所有員工為何心甘情愿乃至于樂意執行這些近似嚴苛的規定，這離不開福利待遇的支撐。胖東來創始人對大量來訪考察團說，“如果你們不下決定把50%的利潤分享給員工，你們就不要來學習了”。2002年，胖東來每年80%的利潤用于員工工資，近年營收達70億，95%的利潤分配給員工，創始人只領300萬工資。所以，胖東來員工工資是當地同行業平均工資的兩倍，店長甚至能達到5萬/月。然而，高薪只是基礎。所有員工入職一年后，均有30天帶薪年假，每周二閉店休息，除夕到初四閉店5天等（從商業常識看，春節閉店違反商業規律），員工一年休假時間在140天以上。不僅如此，于東來還規定，“想請假的話，不允許不批假，不讓員工為了請假去找理由編理由，引導著讓人活得真實”。此外，前些年胖東來由于租地到期等原因計劃從新鄉撤出，得知消息后，自發前往挽留的市民擠滿整條街道，最后政府重新劃撥一塊地幫助其繼續營業。總的來說，從顧客看，引導購物回歸其最根本的屬性，買到有用且合適的商品，更加關注商品的“使用價值”，而非“價值”；從員工看，關注員工的生活、生命狀態，真正的尊重人性；從社會來看，給予社會良好的引導，才能在離開時被挽留。企業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而是關注“人”本身，員工能夠在工作中成長，通過人本身的發展推動企業發展。胖東來的運營過程中體現出諸多的社會主義因素，他的成功也源自于這些因素。我認為，這才是社會主義企業應該有的樣子。所以，什么樣的民營企業會得到支持，而什么樣的民營企業會成為“驚弓之鳥”，不在于紅歌會網、烏有之鄉所謂的“冷槍”，不在于“是否混為一談”，而在于現實當中的企業是否站在合適的位置——“不站在弓旁，就不會被驚嚇到”。胖東來創始人說的好，“你對老百姓多一點兒好，你啥都有了”。當然，企業到底處于哪個位置，其實不用任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有判斷。

　　最后，《冷槍》中提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我非常贊同，但是不能忘記“高質量發展”要的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而不僅僅只是“發展”。同樣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是不能忘記我們基本經濟制度當中的“市場經濟”前面還有“社會主義”，而不僅僅是“市場經濟”！

陳鴻池：兩個邏輯問題

　　1.社會主義中國的“客觀現實和當下歷史條件”，與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二者之間有何沖突？

　　2.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這不正是為了更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嗎？這不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嗎？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有機結合，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資本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在此階段商品與市場經濟并存賦予了資本存在的現實可能性。非公有制經濟在穩定增長、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民營經濟已經具備“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另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在這樣的客觀現實和歷史條件下，辯證地認識、把握和發揮各類資本及其作用，防范資本無序擴張、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何罪之有？

　　加強資本運營與監管、防范資本風險，難道不正是為了更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嗎？難道放任資本無序擴張、從而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中國重演，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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