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篇文章：《胡錫進說的“放冷槍、驚嚇企業家”的是誰？》。文章披露，胡錫進把當下經濟的阻力，歸咎于“極左”，并聲情并茂地揭露了“極左”的兩大罪行。
一、共產主義意味著死亡？
先來看胡錫進揭露的第一大罪行。
罪行一：
“網上有些人，用‘極左’眼光看待改革開放，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看待民營企業，用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兩句詞語，生搬硬套于活潑潑的社會實踐，最大特點就是過分強調理想化的終極目標，而忽視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將中國的私有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混為一談，錯誤地解讀了《共產黨宣言》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實際上，社會發展總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脫離客觀現實和當下歷史條件限制，一下子到達河的‘彼岸’；在尚未到達共產主義之前，急于消滅私有制，只能窒息經濟社會發展活力，造成嚴重經濟乃至政治災難。一個可能不恰當的比喻，就好像人總是要死的，但在人到達人生終點之前，重要的是要追求活著的意義。按照這些極左觀點，既然人總是要死的，那是不是就干脆不活了呢？”
胡錫進的畫外音是：人必須活著才有意義，而共產主義終極目標就類似于死亡，人都死了，還有什么活著的意義呢？
在胡錫進眼里，共產主義是“理想化的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目標“就好像是人總是要死的”。言外之意，共產主義是死路一條。
胡錫進定義的生命意義是這樣的：既然“（共產主義目標）就好像是人總是要死的”一樣，那么，“在人到達人生終點之前，重要的是要追求活著的意義”。所以，在私有制社會下活著，才能追求生命的意義。
大家瞧瞧，按照胡錫進的“生死邏輯”，共產主義不過是一條走向死亡的道路，人類只有在私有制社會才有活著的意義。
這樣的”生死邏輯“表明，胡錫進就是一個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此處省略若干字）。
其實，真正錯誤解讀《共產黨宣言》的不是“極左“，而是胡錫進自己。
社會發展當然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脫離客觀現實和當下歷史條件限制”。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到達河的彼岸”，并不意味著人類就應當站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此岸心安理得一萬年不動搖，甚至把共產主義公有制的彼岸視為死路一條，于是就一屁股坐在私有制的泥潭里“追求活著的意義”。
共產主義“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而不是胡錫進所謂的“干脆不活了”的“人生的終點”。這個道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我懶得再對牛彈琴了。
二、“極左”是誰？
接下來看胡錫進揭露的第二大罪行。
罪行二：
“中央發出了推動經濟進一步回升和高質量發展的最強音。這相當于趕走了林子里的野獸，在空地上撒滿食物，讓各種所有制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鳥兒們都來歡聚，作巢繁衍。接下來誰再放冷槍，驚嚇企業，就是大逆不道。別說你是朝天放槍，打的不是鳥們，把企業和企業家們都搞成驚弓之鳥，同樣是對經濟的破壞。”
究竟是誰把“企業和企業家們都搞成驚弓之鳥”？我已有專文分析（參：《趙磊：私企困難是〈資本論〉造成的嗎？》《趙磊：馬克思咋看經濟不振》《趙磊：既然市場決定，就別一臉委屈》），不贅述。
那么，胡錫進所謂“把企業和企業家們都搞成驚弓之鳥”的“極左”，指的是誰呢？
有人揭發是“烏有之鄉”，有人指名道姓是“紅歌會網”，何院士說：“只要司馬南之流還在鼓噪，經濟恢復就艱難”云云。
我就奇了怪，同樣是胡錫進這一撥人，之前極為不屑地說：“烏有之鄉、紅歌會網，不過是幾個執迷不悟的左派自說自話的小圈子，既無民意基礎，又絲毫影響不了官方政策。人人都在悶聲發大財，沒人關心他們說了什么，讓這些‘極左’自娛自樂……”
既然烏有之鄉、紅歌會網不過是“自說自話”“自娛自樂”，他們又怎么可能“驚嚇企業和企業家”呢？他們有那么大的本事么？
更奇葩的是，前一段時間，胡錫進這撥人不是把阻礙經濟復蘇的兇手，歸咎于《資本論》，歸咎于馬克思嗎？現在怎么急吼吼地把阻礙經濟復蘇的兇手，又歸咎于烏有之鄉、紅歌會網甚至司馬南了呢？
一想起更早一些時候，這撥人指名道姓地把阻礙經濟復蘇的兇手，歸咎于國企，甚至歸咎于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導致今天消費不足，還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蹬腿兒撒潑要死要活，我就想吐。
其實，真正唱衰中國經濟，并天天“放冷槍”的，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敵視中國式現代化的西方資產階級。胡錫進指責的“對經濟的破壞”的“大逆不道”，難道不正是這撥人嗎？
最近那個蔡教授在某報發文呼吁：“傳統的剝削理論，構成了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理論障礙，而要消除這一障礙必須重新認識剝削與私有制的關系。”
歸咎過來，歸咎過去，端的是“萬變不離其宗”。
三、想干嘛？
萬變不離其宗，這“宗”是神馬？
你們究竟想干嘛？
我不說，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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