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名師”陳宏友事件之所以引起強烈關注，不僅其“一切向前看”的精致利己主義，而且其“基因雜交優秀論”公然歧視整個中華民族不優秀，這與新自由主義長期灌輸“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化企圖，任意鞭撻其他民族、尤其長期滲透的中華民族“低人一等”觀念緊密相關。甚至，新自由主義通過篡改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的論述，讓“我們自認為低人一等”。
新自由主義代表張維迎先生在《市場的邏輯》第7頁，這樣描述：“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中國、印度都被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在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我們也就自認為，中國是低人一等的，是未開放的，是野蠻的，是非理性的，是非科學的，是專制主義的”。
對此，我們必須予以尖銳而深刻地批判。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野蠻轟開中國大門，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引起了馬克思高度關注，馬克思、恩格斯從1853年5月至1862年7月撰寫刊載于《紐約每日論壇報》有關中國的18篇，如《英中沖突》《鴉片貿易史》《英人對華的新遠征》《中國紀事》等，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真相，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并且堅信，中國的命運必須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沒有任何勢力能充當中國的“拯救者”和“保護人”，中國“這塊活的化石”正面臨著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西方列強運來的“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
為扭轉對華的貿易逆差，英國殖民主義者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鴉片麻醉劑，1800年輸入2000箱，而1834年達近2萬箱，1837年高達3.9萬箱，以致“上至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愈演愈烈的鴉片貿易猶如洪水猛獸，導致金銀大量外流、國家財政危機、經濟瀕臨崩潰。但是，張維迎先生無視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與百年恥辱，極端錯誤地在《理念的力量》一書104頁，認為“列強最初來的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試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或許就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可能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同時，認為“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中，中國、印度都被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在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時，我們也就自認為，中國是低人一等的”，更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極端詆毀。
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中國人民在鴉片戰爭中遭受的苦難和屈辱，科學評價義和團農民起義發生的原因和歷史作用，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為抵御列強侵略、捍衛國家主權、反抗封建壓迫、爭取民主自由而進行的正義斗爭，對中國革命寄予殷切期望，必將對歐洲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并且滿懷深情地預言：“隨著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整個亞洲將升起歷史新紀元的曙光”。
同時，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篇幅對西方媒體散布的謠言逐條予以批駁：“每一個公正無私的人在仔細研究了香港英國當局同廣州中國當局之間往來的公函以后，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是在英國人方面”；在這場沖突中，正義在中國一方，中國人在尊重客觀事實的前提下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因此“中國人的雄辯”、“顯然無懈可擊”；“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
張維迎先生無視鴉片戰爭的歷史事實，引起網友憤慨：“對于張維迎之流胡扯最好的批駁，就是澄清相關歷史事實。這些年，中國公共知識領域流傳的偽知識太多了。某些掌握了話語權力和傳媒渠道的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張維迎先生無視馬克思恩格斯對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貢獻的高度肯定、無視對中國革命寄予殷切期望與熱情支持，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將中國定義為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更令每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義憤填膺，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教授所說：“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社會基礎就始終存在。……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警惕、抵制和及時回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時刻保持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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